老龔（劉大任）

 

我不能確定，老龔跟我，算不算莫逆之交。但我們曾經共過患難，而且，在彼此長期交往的過程中，雖然從不通信，卻總是想方設法通個氣兒。只要到他的地盤，雖然有別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他。同時，我相信，如果是他，肯定也一樣。

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交情呢？

好像三言兩語說不清楚。

先說說那兩年共患難的經過吧！

七零年代初，我在紐約某國際機構服務，由於業務上的聯繫，認識了北京外交部派駐紐約的老龔。

我們之間的來往，純粹基於職務需要。見面寒暄，也許繞點彎子，很快便進入主題，談完再見，根本不會涉及任何公事以外的私人感情。因此，差不多一年時間，我們維持著職業上的對口關係，我只知道他有點山東口音，他知道我老家在湖南，此外一概不知，他不談自己，我也不問。

所以，雖然常常接觸，交朋友的念頭從未出現。他呢？更不可能動念吧！可是，來往多了，似乎有種感覺：文化歷史背景南轅北轍的兩個人，卻不難溝通，有時候，甚至可以説，還有點默契。我很容易揣測他的底線，他也會突然說出我尚未準備開口的話。因此，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彼此不免莞爾一笑。

也許，跟我們的職業性質有點關係。

事實上，我們第一次接觸，雖然處理中毒事件，難免緊張，但整個過程，還稱得上輕鬆愉快。

那時候，他們進駐紐約不久，突然一天，我的辦公室收到報警電話，由於我以前經手過類似的案子，加上我的台灣出身背景，語言上容易溝通，這任務自然落到我頭上。

老龔領我仔細檢查了他們的食物和飲用水流程，從採買的市場來源到廚房的操作，都徹底清查，看完中毒者的診斷報告，我很快做出結論：這起中毒事件，與他們暗中懷疑的‘蔣幫陰謀’完全無關，其實不過是水土不服罷了。那些年，不少國家的代表團人員，特別是亞非拉落後地區的，初來乍到往往發生這種意外，內臟消化系統不適應，加上陌生、焦慮和勞累，不免腹瀉、嘔吐、頭痛、發燒，當然，一下子倒下十幾個人，怪不得他們疑心重重了。不過，這種情況，是不是跟文革期間的普遍營養不良有點關係呢？

我還擔心，老龔如果知道我是在台灣受教育長大的，豈不更要胡思亂想？好在，究竟是北方漢子，又是幹我們這一行的，不該問的，不會囉嗦。

那兩、三年的接觸，基本都是公務，但相處日久，彼此更熟，也有些‘出軌’的地方，例如有一次，他便像是開誠佈公又帶點玩笑的口吻説：要不是你多少有些湖南口音，真以為你是潛伏的呢！

沒料到，湖南口音竟然有這麽大的潛移默化作用，也許是那幾年的毛主席威望影響的吧，我想。當然，這也讓我明白，他們早就把我的底細摸透啦！

不久就發生了周恩來病故、唐山大地震、毛澤東死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我跟老龔之間每隔三、兩天必見的例行公事忽然斷線了。

他不再主動聯繫，打電話過去，也不接。不但他不接，連接了電話的人，說話都有點莫名其妙，就好像一切公務都停頓了似的。偶然也會在我們大樓的電梯碰到，除了客套，啥也不說。就是到他們主辦的紀念會場，連點頭都十分勉強。

這個悶葫蘆，要到四人幫被捕，正式宣布‘撥亂反正’以後，才算揭開謎底。

我們在酒吧見面，那天，絕無僅有，他搶着付帳。

“生死交關呢，成天抱著短波收音機聽消息，哪有閒工夫跟你聯絡，你不介意吧？”

在紐約的花花世界裏，誰想得到，那段時間，中國幾乎發生內戰！

真正教我吃驚的，卻不是這個。

或許是酒精的作用，也不一定，總之，忽然撂出來這麽一句沒頭沒尾的話：“咱們這個黨，是不是落伍了？怎麽換個頭兒都得鬧到險些兒全國分裂的地步？”

我不好説什麽，心裏還是不免一動。

現在回想，那不就是我們之間友誼的開始？

我們所共的‘患難’，性質確實有點特別。

我的祖籍原是湖南醴陵鄉下的大戶人家，世代官宦書香門第，累積了不少田產，解放後，祖父給劃成大地主，土改期間遭到殘酷鬥爭，家業全部沒收，自己僅以身免。更由於我父親跟國民黨去了台灣，歷次運動都得受罪，終於在文革初期自我了斷。

所以，從私人方面説，共產黨不啻是謀殺我祖父的死仇。

然而，我的公務立場呢？他們卻是我的服務對象。

老龔的身份和處境，恰恰相反。

魯東山旮旯裏出身的佃農，餓得半死的狀態下給共產黨的游擊隊救活了，就這樣一輩子跟定了解放軍。解放軍給他飯吃，教他認字讀書，給他工作，給他希望和理想，直到退伍復員，又在黨的照顧下，接受培訓，參加了保安工作。如今，他面對的我，從他的理解來說，不正是壓迫剝削他好幾代人的階級敵人嗎？

奇怪的是，一旦明白了彼此的身份，不但沒有仇恨，反而成了可以坦白交談的唯一朋友。我服務的單位，沒有人能理解我胸中無法清理的家國歷史恩怨情仇。老龔呢？他那時候的滿肚子狐疑，也沒有任何人談，更不敢跟任何人透露。只有我，他的階級敵人，知道他在想什麽，也只有我，能夠分擔他心頭的重負，而且，我又不屬於他那個圈子，不必擔心我出賣他。

就因為彼此的生活環境裏都找不到可以真正談心的對象，兩個階級敵人居然成了患難之交。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我們每隔幾天碰頭，正事往往三、五分鐘便可解決，剩下的就是我們稱之為‘娛樂時間’的談心了。

這種談心的方式，現在回想，卻有點詭異。因為我訂閱了不少香港的半政論半野史性質的雜誌，我們的話題常常就從那些雜誌的某篇內幕報導展開。那些雜誌，他不可能帶回去閱讀，所以，我們的談心過程，首先要有個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沉默時間，他讀，我抽煙喝咖啡，大家心照不宣、互不干擾。我的頭腦裏，不免轉着一些念頭：他會怎麽反應？會懷疑我在設法影響他嗎？而我最關心的還是，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他能一本誠實，幫我澄清疑慮嗎？最詭異的是，彼此都可能懷疑對方的真正用心，但誰也不揭穿，好像頗珍惜這種略帶扭曲的關係，享受它的過程，越長越好。

那確實是個波譎雲詭、暗潮洶湧的時代。兩條路線的鬥爭雖然勝負已決，然而，到了柳暗處，卻不見花明。誰都判斷不了，中國最終將走向哪裡？兩個按照常規定義原屬仇家的人，在歷史的無形壓力下，相逢一笑，度過了不算太短的一段‘娛樂時間’。

但是，我必須承認，即便是患難之交，談多了，也會發現，彼此的底線，永遠不可能超越。

有一次，記得是中共中央宣布在深圳成立經濟特區不久，我的說法，碰撞了他的底線，如此強烈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他宣布：

“去你媽的蔣介石！共產黨用得著學他？我告訴你，鄧小平説，咱們要摸着石頭過河，肯定是人類從沒幹過的偉大事業，你等著瞧好了！”

不記得那天怎麽收的場，但多年之後，讀到劉賓雁有關東北某高幹的特大貪污案報導，我怎麼也忘不了他那種既不願表達又無法隱藏的黯然眼神。

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我們失去聯絡。老龔突然不見了。

接替他的那位幹部，雖已中年，我卻要叫他小丁，是個守口如瓶的人，無論我怎麽問，他只交代，老龔奉派回國，至於去了哪裡，在哪個崗位工作，我再三追問，都沒給任何答案。

我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老龔啦，他會不會進了秦城？或押送青海？那一陣，別人只關心北京青年學生通過香港地下渠道的逃亡生涯，我卻始終惦記著一個中共老幹部的生死存亡。

我的國際公務員生涯，後來也就乏善可陳，不過是簽到畫卯、等因奉此，渾渾噩噩地混到了退休。跟老龔的那段交往，回想起來，不免只是當時已惘然，而今卻更此身雖在堪驚，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追尋如何評論了。人生遭際無奈，世事變幻無常，老龔便在我的記憶中，像老照片一樣，日漸模糊了。

不過，人間事，也偶有不按常理出牌的時候。

兩年前，我前往北京看奧運，居然在地鐵站巧遇小丁。
更意外的是，他還主動跟我提：

“您不是老惦記老龔嗎？他下崗啦••••••。”然後，給了這麽一條訊息，只有大約的住址，電話什麽的，都沒有。

當天晚上，好不容易擠進鳥巢，劉翔虛晃一招，試跑兩次退場，全場嘩然，我也跟著起哄。什麽玩意兒，要騙又何必如此面面俱到，廣告費到手才透露實情，這是哪門子的表演藝術？

第二天，索性不看了，我搭公交車往頤和園，在西城區轉了大半天，都找不到老龔的家。心想，這個小丁，真夠糊塗的，既然要透露消息給我，就該打聽清楚，至少也該留下個查證的線索，匆匆忙忙，只說“您就從某某街往東，朝北三條街，倒數第二個胡同進去，一問就知”，就跳上車走了，連他自己的電話都沒留。害我拐過來彎過去，問誰也問不出來，只好自認倒霉。

幸好那天天氣晴朗，又恰好就在頤和園附近，就百無聊賴地進園瀏覽。

那艘據說是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款建造的石船附近，沿昆明湖岸，柳蔭下，有一片寬廣的石砌步道，陽光下，不少退休老年人，用一種布條或塑料帶製造的巨筆，沾湖水在石面上練習書法。這種書法挺有意思，書者直立慢行，邊寫邊退，寫完一句，前面的大字已經快要蒸發消失，但仍然隱約可見，不過，不到幾分鐘，代替紙面功能的石面，復原為一片空白，又可以用了。我正在想：這不是不立文字的禪宗心法嗎？忽然發覺，老龔就在那群老人中，正在慢步揮毫呢！

跟老龔重逢，無疑是近年來最欣慰的事。他老伴端出來家傳絕活滷牛肚，我們倆痛快喝乾一瓶二鍋頭。可是，他的底線，我還是破不了。

“這麽看吧，”他說，嘴裡還嚼着花生米呢：“這是咱們兩岸共同創造的奇蹟，你們的開拓實驗，固然功不可沒，若無共產黨的組織、規劃和魄力，哪能崛起呢？”

“那腐敗貪污、貧富不均等等，你怎麽説？”

“沒事，共產黨一定有自我完善的能力。”

還是那句話：你等著瞧吧！

至於他自己這麽些年究竟怎麽過的？絕口不提，只含混暗示：要革命，能不走點彎路？能不有點犧牲？

揮手道別，已是夜深人靜。

他堅持送我到公交車站，這時候的車子沒多少人擠了，很快在窗口找到了座位。回首，路燈下，老龔的滿頭白髮，彷彿反射着神秘的光，相對想到如今已是童山濯濯的自己，不覺有些嫉妒呢！

(摘自小說集《枯山水》，2012年12月台北印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