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讓─想到雲裡霧裡的人 翟翱

A.我天生喜歡問為什麼，小時候常常問母親為什麼這個為什麼那個，她回答我又會再問為什麼，所以有時候會把我媽搞到發瘋。這純粹就是好奇。譬如說小時候買來的雞蛋母親說要先洗一遍，但我就會覺得看起來很乾淨為何要洗？我想我不是那種長輩要你做什麼就乖乖接受的人。我會先問為什麼？我適合當哲學家但也不是哲學家，也缺乏科學家的實證，什麼都不是，所以就變成了寫文章的半吊子。

雖然我常常在文章裡東談西談，但我的出發點是：無知。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所以我對這件事情產生好奇，我會去追問，去探索，去尋找解答。可是只做到某一程度，我想我還是不會真的打破砂鍋問到底。如果真的要問到底的話，我大概就會是科學家了。我寫探索的過程並不是要跟人炫耀說，你看看我做了這麼多功課，然後我有這麼偉大的答案可以給你。而是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從無知到知道一點點的過程。我覺得這個過程相當有趣。所以把它寫下來。 

我不喜歡那種高高在上的散文，以俯視的角度面對讀者，如果我寫的東西給人那種印象，那我就完了。再無所不知的人，相對於整個世界，你知道的都只是一點點，沒有資格俯視眾生。尤其我年紀愈大，愈覺得再大牌的人也是無知的。常在心底響起一個聲音是：說得太多了，說得太多了，少說一點。 

Q.您在第一本散文集《當風吹過想像的平原》提到，好的散文「提供明晰的視野，獨特的情懷，給予世界透明流動的感覺。」也自詡要「要創造一種氣象」、「即使在最感動的時候文字也壓抑平淡到近乎冷漠──我害怕濫情，不事思考的文字。」這段文字提供了我們三個關鍵字觀察您的散文：視野、氣象與平淡，至今仍受用。您是如何在最初的十年之內就集結了這樣的散文看法？

A.這跟出國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沒有出國的話，我想我的整個寫作會很不一樣。 

中國有很深沉的抒情傳統，當年還是文青的時候覺得就是要寫抒情的東西，所以最早時我都寫陳腔濫調的抒情散文。到了美國之後，大量閱讀英美的作家──不同於中國作家，他們不會把感情隨時掛在文字上──才發覺有另一種表現的方式：西方的文字，比較知性，並非壓抑而是收斂。像是彎過一個彎，發現不一樣的風景，而我比較喜歡這樣的風景，比較適合我的個性。

現在我又到了另一個彎，發現文章收斂太過會變得太乾，成槁木死灰。所以收斂而不了無生氣才是好的。有時會覺得左寫不好右寫不好，變成這本書序裡頭我提到的，一篇文章琢磨再三。一刪再刪，覺得都可以不要，刪了之後又一點一滴地加回滋潤感情的東西，要動人要不濫情。但有時候，磨了半天還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好的東西。最高明的作法是，你完全沒有談到你要表達的情感，看似顧左右而言他，但又統統都表現出來了。可是我覺得我還沒有做到。

Q.您當時所謂的「氣象」是指？

A.以前喜歡李白，所以寫文章追求氣象，是指大氣磅礡的感覺。當時覺得古典散文或駢文能夠達到那樣的氣派，但是民國後的散文沒有人可以辦到，因此當時把氣象當作我的目標。

Q.您似乎愛用視覺來比喻散文？除了上文提到的「提供明晰的視野」給讀者，您在《剎那之眼》後記也提到：「文學做的乃是顯微鏡兼望遠鏡的工作。」

A.我想寫作者都必須給自己一個幻覺：自己的東西有某種價值，可以跟別人分享。沒有這種幻覺的話，大概就寫不下去了。我現在的改變是，常常覺得我一無所知，別人知道的比我多，別人經歷的事情比我經歷的有趣，這樣的話我寫的東西又有何必要？一旦這種想法很強烈的時候，就會破壞了我寫作的心境，寫不下去。

Q.您說現在寫文章常陷入刪刪改改的糾結，是否會感到篇幅愈寫愈少？

A. 未必。但現在寫作者得面對的現實是，沒人在看了, 寫那麼長幹嘛？即使在看書的人，也受科技、習慣影響，偏向閱讀短小輕快的東西。雖然我現在寫的不乏大題目，但不會像以前那樣長篇、緻密、一氣寫下來，而會把它變成短的篇章，化整為零，讓讀者感覺不那麼沉重，藉著短小跟分散讓他們比較好讀吧。很多人跟我說，看不懂我的散文，但這不是我偏好短小的原因；而是老來心境愈來愈偏好短的文章，幾乎變成手記的形式在寫。多年來我都有寫手記的習慣，但我唯一收整合書的只有麥田的《時光幾何》，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本。

我很喜歡手記體。我一向喜歡簡短、明白、清淡的文章，現在這個傾向大概要走火入魔了，簡短到最後可能就變成零了。像我最喜歡的兩個女作家，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和蓓納蘿．費滋吉羅（Penelope Fitzgerald），她們的東西都很短，但韻味無窮。尤其是後者，太傳奇了，到了六十歲才開始寫作，寫了二十年，出了幾本小書，但每一本都可以念很多次。她的《憂傷藍花》（The Blue Flower），尤其登峰造極，我讀了不知道多少次，但還是無法參透她是如何做到的。

Q.把您放置在知性散文的脈絡，您怎麼看？

A.我覺得把我的散文劃入知性散文根本錯誤。因為我寫東西的入手起點都很低，都是實際生活的體驗，例如〈詩的時刻〉，就是我去買菜，在車裡等我先生時看到車窗上的雨滴而來的。我所有看起來很知性的東西，基本上都是如此，又如〈從無聲到有聲〉談美是什麼？但它的出發點是我倒垃圾時，看到黃葉飄落，聽到咖咖咖的聲音，觀察後才發現原來是許多落葉掉下時撞擊樹產生的聲音，又慢慢想到落葉蕭蕭乃至美學哲學的問題。應該說，我的文章寫的是，當我們有這個感覺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感覺？例如感受到美，但美感從何而來？就像〈我相信〉裡頭說的：「知性的嘆服仍必須臣服於藝術的感動。」因此我會想去探討美感從何而來。

Q.您提到艾莉絲．孟若，台灣讀者認識這位加拿大作家，應該都是透過您的文字。我很難想像若換作其他人翻譯的話，孟若還會是我們看到的這個面貌嗎？不知道您是否覺得自己的文字跟她有相近之處？

A.孟若做到了我想追求的境界，所以我不可能跟她相近。我寫得太差了。她的文字非常非常清淡，我相信別人來翻的話一定會不同。我在翻譯的時候，目標就是把她極為清淡的風格翻譯出來。翻譯時我儘量避免使用成語，我的想法是如果翻譯使用大量成語，讓讀者覺得讀來貼近中文就會失去她的面貌。

我讀很多翻譯成中文的外國小說時，常覺得不滿的一點是，它們都使用了大量的成語。我自己在寫作時也很少用成語，成語固然方便，但一個詞語之所以成為成語，就是因為人們大量使用，容易變得陳腔濫調，失去清新以及力量。而時下很多譯文都傾向用半文半白的方式，我自己在翻譯時也儘量避免，我不知道我做到了沒有，但我儘量讓它讀來是純白話的譯文。

Q.您翻譯孟若的時候遇到不小的困難？

A.很大的困難。翻譯孟若時，我覺得面臨很大的困難是，我自己的中文已經很爛了，然後經常一個非常簡單的英文表達，我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把它變成同樣簡單的中文。所以可能有很多失敗的地方，讓讀者感覺像是在讀英文。

Q.您曾在不同文章中悼念亡母，而這本書中的〈好一個女子〉您提到：「悲哀是一定的，奇異的是有必須悲哀的意識而卻無法召喚悲哀的感覺。悲哀成了一種知識，凍結在知性的層次，下降不到內心深處，像張標籤貼在皮面，只覺心裡一片麻木，在長久的義務和等待過後力竭了，除了行禮如儀不知怎麼反應。」而您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某一天〉中就已經說「當哀傷逐漸淡去，然後成為一種知識」，您如何看待以書寫來悼亡？

A.當年曾經想寫一本《致哀書》，寫母親之死。母親是因癌症而死，在她過世之前拖了六個月才走，看著自己的母親身體日漸消亡，愈來愈瘦，神志不清。可以說是每個人都在受苦，知道她一定會死，但不知道她何時會死，大家都在等她死，很殘酷，但這是事實。等她終於死之後，你已經很累了，身心交瘁，理智上你知道你很難過，但感情上卻是乾涸的，像具傀儡表現得行禮如儀。喪禮儀式結束了，回到美國，靜下來後才真正感受到我已經失去母親，以及悲傷。所以說，你悲傷的感覺跟你知道要悲傷，這兩者是有時差的。不是說沒有那個感覺，而是說要經過時間，心才會再度活起來，感受到母親的死。我自己的想法是，寫感情的事情是要經過時間的。

Q.您在〈十一年〉寫道：「如果跳出悲的角度，譬如，繞母親一生給她做三百六十度的立體造象，我至少可以描繪十個母親，而其中最高大突出的形象應是強者。」這是隨著時間推移產生的想法嗎？

A.我母親是一個有很多悲傷的人，活得很辛苦，當年逃難到金門，因此我是在金門出生的，八二三砲戰前一天我們又撤退到台灣，又窮又病，還帶著五個小孩。母親的一生累到難得有笑容，所以我對母親的笑容總是印象深刻。

我想以後我再寫母親的話，會想以文章還原她的人生，她的小時候是怎樣的？她是怎樣的人？曾有親戚跟我說，我母親當年是很水的小姐，還有丫鬟伺候，但我有印象以來從來不覺得母親漂亮。母親有一個面貌是我從來不認識的。過去我只忙著寫自己的東西，包括寫我對母親的情感，其實也是我自己的，所以之後我會想朝這個方向寫。

Q.您在〈有時到達只是一種印象〉提到真正的到達土地，「是內在的，對一個地方熟悉、瞭解、愛護，與之血肉相連生死與共的深情。」旅外多年，帶給您什麼樣的想法？對寫作有什麼影響？

A.太多了，其中之一個就是覺得無所依歸，像〈有時到達只是一種印象〉那篇所寫的，裡外不是人，我在美國可以投票，行使一切義務，但我仍不是美國人；至於回到台灣我也不是台灣人。在美國時，我可以用英文寫作，但我覺得骨子裡仍有屬於中國的部分。我太愛中文了，所以堅持用中文寫作。回到台灣，雖然說是回到家鄉，但感覺上還是在作客。我夢想退休後，想住哪就住哪，半年住台灣，半年住美國，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重新適應台灣。

至於對寫作的影響。可能有好有壞，如果對一地的感情非常深，你就會把那個地方寫進去，會有扎根的深度。我不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寫的東西是漂浮的，讀者把我的文章歸於知性，或許就是因為我談的都是抽象的，雲裡霧裡的東西。

Q.您是否考慮用文字去到達／建構故土？

A.還沒有這個想法，我覺得那是小說的方式，但我現在碰到一個題材都是想說如何用散文去表現。

現在在美國有一個小的文學運動，提出的思考是：我們為什麼要小說？因為小說者都是有話要說，虛構人物故事來把要說的東西托出，可能要說的東西很簡單，卻寫了幾十萬字。也有人認為，現實如斯，千變萬化，我直截把我的經歷用Non-fiction的方式寫出來就夠了。為何要通過虛偽的手續來表現？當然我不同意這撮人的說法，虛構是有其必要的，讀者還是需要人物情節來帶動。當然你可以把散文寫得像小說，這樣有它方便的地方。寫散文一天到晚都是我來我去的，也是很討厭。我不希望給人的感覺是我一天到晚都在寫自己，我希望我寫的東西是：從我自己出發，穿針引線到別處。

Q.您提到寫作又遇到另一片風景，可否請  您談談是怎樣的變化？ 

A.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散文能夠達到平實的境界，因為平實是很不容易的。不要好高騖遠，又要去討論「為什麼」比較抽象的東西。我自己問了一輩子的長進可能就是：知道問不出所以然來，所以乾脆不要問了，這反而是一個很難做的事情。當然對我來說，求知的過程還是很快樂；某天知道昨天不知道的東西，就沒有白活了。    (轉載自聯合文學 2013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