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需要達爾文？（劉大任）

今年是達爾文誕生的兩百周年，也是《物種原始》出版的第一百五十周年，應該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相當值得重視的年份，這個人和這本書，幫助我們掃清了不少知識迷霧，創造了人和萬物真正平等相處的契機，提供我們觀察理解世界的一個新觀點。這種觀點，達爾文在《物種原始》結束前，最後一句話說得相當委婉：“從如此簡單的開始，最美麗最神奇的無窮盡的（生命）形式，不斷演化出來，此時仍在發生。這種生命觀，有它宏偉壯麗的一面。”（我的翻譯）。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命觀？首先，它否定了地球生物源於超自然神力的‘創造說’；其次，它指出，所有生命，無論外在形態多麽繁複歧異，卻隱然有個內在聯繫。萬物同源，複雜來自簡單。達爾文的時代，人類的知識領域裏，還沒有DNA，甚至，孟德爾的遺傳律，也受到壓制，無法公開傳播，然而，作爲當代生物學研究共同基礎的‘生命樹’觀念，已經出現在達爾文的著作裏面，雖然，他在一八三七年手繪的那個有名的‘生命樹’，只有最原始的十幾個枝椏。

可以測知，這個觀點，是在‘神’依然統治的社會壓力下，說出來的。

今天，有關‘生命樹’的探索，到了什麼程度？

據報導，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生物學家杉德森博士（Dr. Sanderson）正在努力把人類已知的所有植物的‘種’（species），查明它們彼此的血緣關係，全部繪製在一張圖表裏面。這是地球四億五千萬年演化出來的大約五十萬個不同的植物‘種’。杉德森和他的同事，利用超級電腦破解無數遺傳數據，據說距成功之期不逺。唯一的問題是，杉德森說：我們有辦法建立這張圖表，卻沒辦法讓你‘看見’它！

‘生命樹’是一種思維方法。達爾文在《物種原始》中如此推論，一個‘祖種’演化成不同的形態，分爲各種族裔譜系，就好像大樹的萬千枝葉從一根枝幹發生成長。這樣的思維方法，往往幫助生物學家發現新的演化方式。現代數學和統計學發展出計算模式，電腦處理越來越龐大的資訊和數據，當代的‘生命樹’，達爾文見到不免瞠目結舌，這種‘超級特大的生命樹’，枝椏成千上萬。二〇〇七年，德國卡爾•馮•奧西茲基大學的賓甯達－艾德蒙茲博士（Dr. Bininda-Emonds）公佈了一株‘生命樹’，其中涵蓋了目前已知的所有哺乳動物，共計四千五百個‘種’。最近這幾十年，生物學家大多認爲哺乳類的主要譜系，是在六千五百萬年前恐龍絕滅之後，才獲得發展繁榮的機會。通過‘哺乳類生命樹’提供的資訊，經過對比研究，賓甯達－艾德蒙茲博士的團隊發現，哺乳類動物早在恐龍滅絕之前的幾百萬年就已開始變異演化。同類性質的‘生命樹’研究，同時在各國的研究機構內進行。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國家演化綜合研究中心（National Evolutionary Synthesis Center）的生物學家史提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及其同僚，創造了一株涵蓋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個植物‘種’的‘生命樹’。研究發現，一向認爲是活化石的蕨類植物，上億年來沒有什麼變化，實際上，它們的演化速度，比部份針葉植物和開花植物還要快得多。

地球上的植物，不僅彼此相關，它們跟動物、真菌、細菌和其他生物也分不開。過去七年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一個‘彙編生命樹計劃’（Assembling the Tree of Life），目標是“重構所有生物的演化源起”。不同的生物學小組收集資料，進行分析，同時，數學家和電腦科學家則在擬定方法，將所有的分析整合為一。

現在，這些‘生命樹’的圖象有點大而無當。四千五百種哺乳類動物的資料，變成圖表，需要長寬各兩公尺的屏幕。如果物種數目在百萬以上，這個巨大的‘生命樹’，根本就無法‘看’了。這顯然需要電子圖表專家加入奮鬥。專家們的希望是，將來有一天，涵蓋地球全部生命的演化資料，可以濃縮在手機大小的儀器中，隨時隨地調出來使用。就跟遺傳學家的理想一樣，人體的全部DNA圖譜，收進手機大小的儀器，供醫生診斷病情。

萬物同源的‘生命樹’，無疑是達爾文對人類知識的偉大貢獻，這種生命觀，經過一百五十年，今天仍然指導著我們的基本思維。達爾文的貢獻，還不止此。演化理論裏面的核心部份，‘天擇說’，今天仍有強大生命力。

所謂‘天擇’，中文的翻譯産生於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我覺得，今天讀來，味道不太合適。主要是‘天’這個字，在中國人的腦袋裏，有特殊的意思。達爾文的原文是‘natural selection’，即使按照字面，也應譯成‘自然選擇’，更何況，達爾文的理論中，非常明顯，自然選擇是沒有目的的。‘天’這個字，很容易與某種超自然的意志混淆，絕對不符合達爾文的想法。

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概念，內容相當豐富，有些部份，不少生物學家難以接受，直到今天，由於遺傳學方面的飛躍發展，才逐漸成爲當代科學的核心。舉例說，‘自然選擇’中的‘性別選擇’就不太好理解。雄孔雀的尾羽，演化到這樣的地步，無論色彩、體積和重量，都可能成爲自己生存的障礙。首先，製造如此龐大的尾羽，需要多少營養資源？其次，尾羽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不但行動不便，惹人注目，更方便食肉天敵撲殺。然而，通過現代遺傳學有關DNA的研究，尾羽體積越大，色彩越鮮艶，越有可能獲得雌孔雀的青睞，傳種的機會越高。所以，這個看似違反生存目標的策略，長期來講，在‘自然選擇’的激烈競爭中，其實是成功率較高的。

事實上，雄孔雀這種自我冒險犧牲的策略，還不能算最膽大徹底，我們現在都已瞭解，有些物種的雄性，甚至把自己變成‘食物’，交配完畢，立即成爲雌性和下一代的養料。

‘自然選擇’既無超自然的目的，也沒有外部意志指導。這也是達爾文演化學說的一個重點。

‘演化論’和‘物種形成’（speciation）並非達爾文個人的天才發明。與他同時代的華萊斯，在印度尼西亞一帶單獨闖蕩多年，殊途同歸，基本完成了他的理論，但他也許受宗教或宗教壓力的影響，無法面對無目的的‘自然選擇’。據說，達爾文的祖父就相信地球所有生物來自一個祖先，但他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只能算是大膽空洞的意念罷了。達爾文所以能夠成就完整的理論，跟他興趣廣泛、多年堅持和細心查證的研究態度，密切相關。他關注的領域，包括生物化石研究、動物雜交技術和成果、生物的地理分佈、解剖學和植物等，各方面的知識最終形成廣博深厚的觀點，不僅‘見人所未見’，而且，他建構的理論，經過一百五十年的嚴格科學思辯，日新月異的技術查驗，至今仍爲主流，在人類追求真正知識的歷史長河中，確實是空前未有的奇蹟。

基於這個理論的‘生命觀’，對今天的我們，究竟有什麼意義？

中國這個民族，是比較急功近利的。 達爾文這種‘萬物同源’、‘天道無親’的生命觀，既不能保證功利，又無法提供救贖，所以，百年來，只能成爲學校教室範圍傳播實用知識的一個媒介，始終無法切入我們中國人對人生和命運的思考，即便在無神論統治了半個世紀以上的大陸，也不例外。

不過，還應指出，我所說的‘生命觀’，絕對不是所謂的‘達爾文主義’。‘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不是科學。

誰需要達爾文？只要想想，逐漸富裕起來的海峽兩岸，如今從上到下，無不求神問卜，迷信風水，鑽營來生，這樣的社會風氣，難道不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04－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