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我對沒有意義的事物向來特別感興趣，一件已經有了意義的事物它就僵在意義中，唯有不具意義的事物才鮮活，期待著意義的臨幸。――木心《上海在哪里》

木心去世即將一年，往事浮上心頭。

第一次收到木心的稿件，感覺是驚艷。怎麽有人寫得這麽好，這麽與衆不同？他的書寫不帶一絲當時的大陸文風。這位來自大陸定居此地的作家，像是從石頭裏蹦出來的孫悟空。我當即做了一件非常荒謬的事，不是向他邀稿，而是建議他投稿給臺北《聯合報》瘂弦主編的副刊。我向他保證：他的作品正是瘂弦在等待著的。雖然瘂弦和我是好朋友，但是我工作的《美洲華僑日報》是1939年《美洲華僑洗衣館聯合會》在中共地下黨人唐明照、冀朝鑄等人支助而創辦。在這樣的左派報社工作，我不敢給臺灣的朋友惹麻煩，和瘂弦久已不通音信。但是紐約的華人讀者到底太少，我爲木心的作品感到委屈，希望更多人讀到。當時的情况下，只有選擇臺灣了。

我工作的《美洲華僑日報》在中美關係解凍後，也給我帶來優勢，亦即我可以向大陸作家邀稿。大陸作者對海外的報章也只放心給我們投稿。甚至從大陸出來的人，也只放心給我們投稿。所以我對大陸寫作方式、風格相當熟悉。木心卻完全和他們不一樣。我欣賞他的作品，也充滿好奇。最初我手裏捧著他的稿子，直是疑疑惑惑，不能定位這位作者。

其實，木心已經給臺灣投稿了，而且正如我所料，瘂弦非常欣賞他。後來《聯合文學》還為他出了專輯。他特地到我辦公室來，送一份專輯的複印本給我。向來沉穩，喜怒不形於色的他，那天真正開心了，一臉忍不住的笑意。也是那天我才得知，他早年寫了不少作品，全部散失了。好消息接著不斷傳來，臺灣出版他的散文、小說、詩等等。平常我習慣了他的沉穩，這天他臉上閃現的笑意，打心底煥發出來的歡喜，本該讓我跟他分享這份喜悅，但是感知裏卻莫名地泛起陣陣傷痛。

讀到瘂弦在文學會議中一面擊鼓一面朗讀他《林肯中心的鼓聲》，我真正為他高興。瘂弦最具慧眼，最珍愛才華，做爲編輯的他著力引介新作家，推薦老作家。

木心作品中最特別之處，是對在大陸過往的經驗，他永遠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態，不是不顧，而是不肯流於輕率的訴苦和責難。從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經歷過的種種，他對造成苦難的當事者只有蔑視。他若訴苦，那可是太抬舉他們了。他以精心保持的自我，以豐美的風采面對不屑的遭遇。他和大陸那時流行過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後來一窩蜂的魔幻加重囬鄉土的現實主義文學都不相干，逕自執著於他自己的創作道路，建築他自己的文學王國。

他能够這樣做，是因爲底氣豐厚，當然這些都和他的經歷、秉性和淵博有關，以至於創作時筆鋒得以自在地游走古今中外，幷且熔鑄成獨有的感受與風格，筆下遂體現出通達的睿智和氣度開闊的兼容。通達如是，他便能將禪宗、釋家、道家，基督家都融匯幷立，探討生命，關照智慧。於是能從《街頭三女人》點出她們的傻、壞和可憐，結論卻落到自己身上，「是個有點傻有點壞有點點可憐的男人」：也便能沉浸在現代大都會林肯中心鼓聲裏傳達出的蠻荒氣息：也便能雍容有度地與不同時空裏的人物交談，嵇康也好，紀德也好，梵樂希也好。那些文句鋪展開來，是一道道的文學盛宴。

我接到他的稿件總不忙閱讀，而是等到有了從容的時間，準備好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咖啡幷不一定會喝，而是那噴香的氣味要緊。在他的文章中，我也最執迷於那些帶著咖啡芬芳的句子。大都會博物館正門臺階前，常常有許多街頭藝人在那裏表演，他寫道「從博物館受洗禮出來，純正的藝術使人頭昏腦脹，精神營養過良症，弄不清自己是屬於偉大的一類還是屬於渺小的一類――臺階上的明朗歡樂，倒一下使我重囬人間，沖散了心中被永恒的藝術催眠後的鬱結。」這類文字常膠著我的目光，久久不想離開。提到過甜的食品，他這樣陳述「而且目睹某個中年男子，在一杯咖啡中放下六塊方糖，若無其事地喝光了。」我讀著，心裏漫生出笑意。

他在《上海在哪里》那篇文章中說「我對沒有意義的事物向來特別感興趣，一件已經有了意義的事物它就僵在意義中，唯有不具意義的事物才鮮活，期待著意義的臨幸」，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迫切地希望擺脫束縛。總之，他在作品中不斷地尋求釋放。詩人商禽的作品，被許多人譽爲超現實，他自己卻說那是超級現實。他在書寫中和商禽一樣要求心靈的釋放，表現上兩人的作法卻迥異。商禽讓人想起挪威畫家愛德華·孟克（E.Munch）那幅著名的繪畫《尖叫》（scream）。從聲音裏讓人看到被囚禁的靈魂，痛苦地扭曲著。而他不然，他采取高姿態，全然紳士派頭地從內心深處發出獨白。

木心不僅是作品與衆不同，爲人作風也很獨特。我知道他當時經濟情况肯定不好，但是他衣著方面總讓人眼睛一亮，豈止注重，更有一份獨特的講究。這一點顯著地表現了他愛美的天性。這種天性延展到生活各方面，特別是談及藝術文學時，他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潔癖。因爲我工作的關係，我們常會談到一些文學作品，他批評的態度嚴謹到近乎嚴酷，或許我的表情都寫到臉上了，他帶點抱歉地笑著對我解釋，他對人要求寬厚，而對藝術卻要求絕對忠誠，寧可刻薄。

一九八三年上海旅美畫家陳逸飛的作品得到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漢默的賞識，在此地漢默畫廊舉辦個展。我們見面談及此事，他說也曾想拿作品去見漢默。他對自己的畫很有信心，結果躊躇再三還是甚麽也沒做。這樣閑閑的碎語讓我觸及到他內心的感受。平常不動聲色，不是無感，而是修養。在一個鼓勵自我表現的社會，仍是掙脫不了習慣了的自制。他，注定只有等著被發現。

因爲編輯報紙的文藝副刊，所以我時常會辦一些文學活動，或者請客吃飯的事。他不喜歡熱鬧，只偶爾參加，所以他和此地華文寫作圈子裏的人并不熟悉。但是當蘇暁康他們的《河殤》在大陸受到批判，我在海外集稿組織專輯支持時，他卻自動很快送來稿件。我至今記得，美工編輯賴世榮別出心裁的設計，整個版面極爲醒目，排出的第一篇就是木心的文章。六四事件，坦克出動之後，紐約舉辦了抗議示威。幾千人的游行，快結束時我們竟然走到了一處，他已經很疲累，仍然注意到，我們這一圈人手上的示威牌子，他連連稱贊。那可是我前一晚邀集了十幾位畫家共同的創作。

我們聊天，他很少談及自己，特別是過往在大陸的生活。聊天多了，我隱隱感到他必然出身世家，或許享受過優渥的青少年，但是後來必然遭遇過肉體與心靈的折磨。他不談的，我從不問，或許因爲如此，他有時會主動透露一些。有次，我們一起去看了一張關於文革的影片，看完我一直說可怕。他跟我說，最可怕的並沒表現出來，那是把人帶進醜惡，所謂「改造」，是把人變成不是人。於是，他說到要抵制那種折磨，太難了。他曾經受不了，决定自殺。我聽得屏氣不敢出聲。他繼續說下去，他其實也不敢面對死亡，想來想去選擇了投河。他走進河裏，走到河水快淹沒整個人的地方，勇氣消失了，急急忙忙涉水回到岸上。他的講述非常平淡，我聴了後卻一直忘不掉。陳丹青在《守護與送別》中寫道「···先生要死了···他微微一愣，神色轉而舒緩。我仍不能確定他是否認出。片刻，他如交代自以爲要緊的意思時，悠然轉用浙滬口音普通話，平靜而清楚地說：『那好···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

(2012-11-5 寫於紐約，原載印刻文學,2013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