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報導

二○○二年，台北時報出版的【藍小說】系列收了一本薄薄的小書，美國作家海蓮‧漢芙所寫的一本書信體小說，記錄著二次大戰後，紐約的愛書人與倫敦一家古書店的書商之間的魚雁往返。本來是比較平常的商業行為，很快地變成了人際之間的關切之情，變成了相知相惜的友誼。於是這本薄薄的小書便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壓在讀者的心上。

這本書自然也在台灣的出版界引起不小的震動。一天，在台北，我正好有事到一位文學編輯的辦公室去，正事談完，我們互相交換著對剛剛出爐的一些文學類新書的意見。很高興地發現這位很有理想的編輯朋友也是這本《查令十字路84號》的衷心愛戴者，他的語氣裡有著感傷，「我們台灣為什麼就沒有人會寫這樣的一本書呢？」我望著他，氣定神閑。我跟他說，「這本書就在你的抽屜裡。」十年過去了，我還記得這位朋友眼中的恍然大悟，恐怕還有著一些些真誠的痛悔，以及深深的無可彌補的遺憾。

之所以我能夠這樣從容，因為我是那個真正在寫信的人。從一九八二年開始華文寫作到二○一二年，整整三十年，已經出版的文字總在四百萬字以上。但是從未發表的寄往世界各地的手寫信件的字數遠遠超過此數。其中，最大的數量是寄往台灣的。因為在這塊魂牽夢繫的美麗之島上居住著那麼多的朋友，包括出版家、學者、藝術家、作家、詩人與讀者。此時此刻，朋友們讀到這樣的一行字都會會心微笑，是的，抽屜裡現在還有著或者曾經有過這些信箋。

我尤其喜歡精緻的信紙、同樣設計同樣色調的信封，以及無數的精美的信卡 ( Note Cards )。自忖，只有這樣無與倫比的載體才能配得上那許多熾熱的文字。他們來自華盛頓的國家藝廊、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的羅浮宮、倫敦的V&A……，以及遍佈雅典、維也納、佛羅倫薩、托斯卡尼、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京都、神戶……的大小紙店所售賣的絕對適宜用文字傳達情誼的那許多的紙張。當然，還有台灣造紙專家王國財先生特別精製的手工信箋。就在我居住的華府近郊維也納小鎮，在市中心的教堂街上就有兩家禮品店出售標緻極了的信箋信卡，任何時候逛過去，都能找到心儀的一張、一打或者一匣。除了信箋信卡信封之外，寄信人地址以及信封背面的封緘也是重要的，他們使得這封信成為真正的藝術品。我在選擇這些美麗之物的時候，心存妄想，希望著收信人見到如此典雅的東西會有點捨不得把它們丟掉！會把我的情誼留在抽屜裡，有朝一日，在抽屜裡翻找東西的時候看到了，會笑一笑。僅此而已，我未曾夢想世界上會出現一本動人的、沉甸甸的、書信體小說《重慶南路一段……號》。

有一位女性友人，一位熱情的愛書人，曾經在重慶南路上極有創意地主持一家書店的改建。我們那時候駐節高雄，於是台北與高雄之間便有著無數的來往信件。一日，這位朋友忽然發現抽屜裡色彩繽紛，於是把那許多信卡拿了出來，用圖釘很隨性地張掛在布告板上，引來員工與讀者圍觀。大家唧唧喳喳正議論著，這位朋友輕聲講了一句話，一下子把大家鎮住，頓時鴉雀無聲。她說的那一句話是，「這些信都是一個人寫來的。」我與這位朋友沒有通過伊媚兒，當年我們都是只用筆寫信的，終於到了不通音問的地步並非高科技帶來的阻隔，而是歲月的磨蝕。歲月無情，帶走了許多的溫暖。但是，我總是記得那家已經消失的書店，記得那些高雅的書架，記得在那些書架之間溫馨的活動區域，那許多非常文學的聚會。我曾經應這位友人的邀約在那裡談過一場莫泊桑。幾乎二十年過去了，我每次回到那一帶，都會在那個書店的舊址停下腳步，站上幾分鐘。透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回憶仍然好像溫柔的春水，帶來美好的漣漪。多年前，一本小說出版，我寄給了這位友人，她大樂著跟我說，得要倒上一杯紅酒，泡在浴缸裡看這本書。記得當時，我羞得臉都紅了。事實上，除了她也不會有任何的別人這樣子來說到這本書，在這本書裡收了我的一篇書信體小說，最真切地碰觸了一些內心深處的煎熬。一些年之後，有別的朋友還記得那場有關莫泊桑的活動，要我再講一次。莫泊桑很好，但是當年的默契卻不會再現，於是我講俄羅斯文學。將莫泊桑與我的這位友人一道珍藏在心底一個安全的角落。

一些師長與我通信，信來得很勤，談文學、談寫作、談故人、談生活。魏子雲教授、李超宗教授、琦君大姐、林太乙都是這樣的。他們一直寫信，一直寫，寫到離開這個世界為止。魏教授與琦君姐最後的字跡都模糊起來，都是用大力氣寫成的，信中滿是堅忍與不捨。李教授與太乙姐卻是連最後一封信都一絲不苟，每個字橫平豎直。我把這許多信件一一從他們各人的信夾裡取出，封裝在牛皮紙袋裡，寫上他們的尊姓大名，無論怎樣大搬家都要留著，珍藏起來……。

瘂弦先生的信件數量最大，信夾早已無法容納，而是必須裝在一個箱子裡。那只箱子裡面滿滿都是熾熱的鼓勵與關切。那也是一個資料的寶庫，關係到許多的文學人文學事，遇到問題，查找起來總是驚喜連連，總是有著不同凡響的結果。哪怕有的時候因為健康原因而來信比較的少了，但是，互相仍然惦記著，溫哥華與華府之間還是零距離。詩人總是熱情地關心著世界各地的文學現象，健康好轉，他的信馬上就來了，潚瀟灑灑寫上好幾頁，非要把間隔的空白補齊不可。

一些朋友的字實在是好，來信猶如藝術品，台北藝術家侯吉諒就是最好的例子。吉諒極為前進，他是最早使用個人電腦，最早書寫部落格的台灣作家之一，他的大量的手寫的信件卻還保存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累極之時，取出來看看，心情都會好起來。古早時候，他不但寫信來，一張畫的草圖、偶爾抄錄的一首詩也會隨手封在信裡寄來，我便寶貝著，直接貼在書桌正上方的書架邊緣，日日抬頭見。一年春天，吉諒造訪華府，看到了這些宣紙上的字跡，驚訝地問我，「咦，你怎麼會有這個？」我還是氣定神閑，你寄給我的呀！這麼美的字這麼有趣的詩當然要張掛起來呀！詩中云，小閣明窗半掩門，看書作睡正昏昏，無端卻被梅花惱，特地吹香破夢魂。落地窗外並無梅花，一株美洲山茱萸卻正盛放得如火如荼。好字好友好風景好心情。人生豐足至此，夫復何求！雖然，現如今，伊媚兒已經取代了這樣的信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好在，還有著這許多的舊信，足堪回味。

伊媚兒真是快捷，但是，沒有把伊媚兒當做一封手寫的信來寫的伊媚兒卻是會把人間的距離拉遠的，久而久之，真正是寡淡無味，於是，連伊媚兒也沒有了。久而久之，寫信去，將相關的文字列印出來與信一道裝進信封，寄了出去，沒有回音，連伊媚兒都沒有。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只剩了最後的一個辦法，那就是在早早準備好的賀歲卡中，寄上我沉重的的惦念與殷殷的祝福，並且不再指望回音。但是，當報端出現朋友們的名字，便十二分欣喜地閱讀著，當書店裡有了他們的新書，一定會買回家來，從頭讀到尾，不斷高興著他們最新的成就，而且逢人就說，唯恐人們與這些好書失之交臂……。

正是因為這樣，《查令十字路84號》的選書人與譯者陳建銘先生在譯序〈關乎書寫，更關乎距離〉裡面所表達的理念便格外地動人，他這樣說，「我一直以為，把手寫的信件裝入信封，填了地址，貼上郵票，曠日費時投遞的書信具有無可磨滅的魔力——對寄件人、收信者雙方皆然。其中的奧義便在於『距離』……」這才是睿智的意見。無論天涯地角，拉近距離的一個魅力無窮的載體正是手工信件。因為那是非寫不可的心語，而非急就章的敷衍。敷衍與漫不經心的直接結果就是人際之間的距離已然無法跨越。

人生畢竟美好，世界上就是會有一些人跟陳先生一樣、跟我一樣的擇善固執，無論時間多麼緊迫、生活多麼沉重、心境多麼忐忑，他們還是寫信。詩人零雨是這樣的，張素貞教授是這樣的，蔡文甫先生是這樣的，初安民先生也是這樣的……，於是台北與華府之間就成了近鄰。美國地廣人稀，譚嘉的來信使得大地的溫度無論南北都適合於耕種了。幾年前，她為了她所主持的《今天》文學季刊向我約稿，稿子沒有寫，我們兩人卻變成了筆友，只通信，遇到天災才會通一次電話互相問候。這些信都非常的文學，詩歌、小說、電影、音樂、美學等等都在議論之列。有文章要請她看，便列印出來寄上。有問必有答，永遠是這樣的篤定，這樣的可靠，無論日常生活忙碌到何種程度。遠在西岸的楊秋生是一位細膩的文友、一位永不退卻的母親，為了家庭為了孩子，柔弱的雙肩承擔起無數的艱辛。她的生活是辛苦的，比起許多人來，是格外辛苦的，但是，她不但持續筆耕，她也寫信，親切地敘說著生活的點滴、寫作的甘苦。於是，東西海岸之間的三小時時差也不見了蹤影。

還有一些朋友，他們是把電子郵件當做手書來寫的，文字的精準、情感的熾熱、思想的犀利、見解的深刻都不輸給手書，蘇偉貞是這樣的，高爾泰是這樣的，傅光明、王培元、鍾文音也都是這樣的。他們都在縮短著人間的距離。

還有很多朋友，有了機會，便有信來，無論手書或者電子郵件，都值得珍惜。情感並沒有因為歲月的磨蝕、距離的遙遠而發生改變，對於這樣的友情，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那些薄薄的信夾也同樣沉甸甸地壓手。

所有這些，都有著共同的一些質素在內，首先是關心。有了關心，才會持續，才會擠出時間用各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的關心。 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人都愛書，無一例外。我們都愛好書，格外心儀文學類好書。有關這些書的議論便瀰漫在我們的中間，永遠不會降低其濃度。這是一種重要的維繫。甚至，也會產生在從未謀面、從未通信、互不相識的人們中間。

從未見過台北的唐諾先生，讀唐諾先生的書，讀他在《印刻》的專欄，都讓我常常感覺與這位先生的距離在文字中變得越來越接近，尤其是在對俄羅斯文學的理解與偏愛方面，我時常掩卷長嘆，謝天謝地，終於有這樣一位先生寫出這些中肯的話來了！唐諾先生的文字不但是學養、是感覺，更是情感。對人類文明的情感至深才是唐諾文字的魅力所在。

對於《查令十字路84號》這本書，唐諾先生有著熱烈的情感，在序文中，他表示，「堅信寫書的海蓮‧漢芙不是胡謅的，在現實世界中必然有這麼一家『堅實』存在的書店」。而且他自己很可能走進去過，從書架上取書瀏覽。而且，他還引用書中漢芙朋友的一句話，描述這書店就是活脫脫地從狄更斯的書裡頭蹦出來的可愛的小舖子。看到這樣的書寫，我自然放心。

作者漢芙因為修理牙齒，因為更換公寓、購買家具等等等等亂七八糟的事情一再錯失來到查令十字路的機會，她自我安慰，書店總是在那裡的。我一邊看書一邊為她著急，海蓮啊，海蓮，你怎麼就沒有一點憂患意識呢？這家書店絕對不會永遠在那裡。可敬的英倫書商法蘭克更是不會永遠在那裡盼望著你的到來。趕快上路吧，要不然就來不及了。果真，法蘭克前往另外一個世界，書店人去樓空，84號成了唱片行。

唐諾先生跟我們說，雖然馬克與柯恩書店已經走入歷史，查令路上還是有著一堆老書店的。唐諾先生心急如焚，跟我們千叮嚀萬囑咐，「如果說從事出版工作的人，或僅僅只是喜愛書籍、樂於閱讀的人得有一處聖地，正如同麥加城之於穆斯林那樣，短短人生說什麼也得想法子至少去它個一次，那我個人以為必定就是查令十字路，英國倫敦這道無以倫比的老書街，全世界書籍暨閱讀地圖最熠熠發光的一處所在，捨此不應該有第二個答案。」這本書的中文版是二○○二年出版的，唐先生的文章應當是在這之前不久寫好的，也就是二十一世紀初的事情。我和外子J 都很篤定。他是老倫敦，完全同意唐先生的意見，查令路上的老書店大約都還在那裡，「就是不得不關掉幾家，大多數是一定還在那裡的。」J這麼說。他也是世界各地老書店的識途老馬，他這樣的踏實，我為什麼要著急呢？最要命的，我對老英國的書籍文化、對英國人的藏書習慣有信心。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我在雅典收集老地圖、老版畫、老藏書票、初版圖書，盡心盡力的雅典書商都是跑到倫敦去尋覓啊，他們的口頭禪是，那裡是一切好東西的集散地。他們一邊把我的奇奇怪怪的要求寫在記事本裡，一邊信心十足地告訴我他們準確的歸期。到了日子，我登門拜訪的時候，我要的好東西早已放在寬大、光滑、氣派十足的硬木桌子上等在那裡了，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因為這份安心，因為這麼踏實，我到了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一個普通的日子，不是週末，不是假日，不是宗教節日，也沒有什麼人鬧罷工之類的，這一天，倫敦的商店都應當營業，有了這一切確保不會出現意外的基本條件，我們走到了這條著名的街上。

這一天，下著小雨，卻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心情，早餐吃得很舒服，從國家藝廊走出來的時候，心情特別好。當然是因為拉斐爾那幅著名的母與子，聖嬰歡喜無限的笑容，終於見到了，於是安心。這樣的題材，那麼多著名的藝術家描摹過，我一向認為藏於此地的拉斐爾這一幅最為動人。意外的驚喜則是莫內的一幅未曾見過的荷塘。全部的光線集中在畫幅的左側，幾叢水草從右方的黝暗中拔地而起，氣勢非凡，是莫內作品中頗為獨特的一幅。

心滿意足之際，我們快樂地踏上了查令十字路。

走著走著，腳步沉重起來。真的應有盡有，吃喝玩樂、奇裝異服，要什麼有什麼，就是沒-有-書-店！沒有，完全沒有！我提著心，尋找84號，那家唱片行就是關門了換成了別的生意，這84號總不會飛到天上去，站在那裡看上一會兒，讓思緒飛翔一下，總是可以的吧。我甚至期望著它變成了一家咖啡店，我們可以走進去喝一杯咖啡。也許牆角裡的小書架上就放著一本《查令十字路84號》，也是安慰。沒有，根本沒有84號！從七十幾號一下子跳到九十號，整個的跟八十有關的門牌號碼完全地消失了，好像它們從來沒有存在過！貝克街221B好端端地屹立在老地方，福爾摩斯「生活」過的地方、他冥思苦想「破案」的地方現在是一處博物館，門口總是大排長龍，需要警衛先生維持秩序……。而這裡，卻蒸發掉了，馬克與柯恩書店連被憑弔的痕跡也沒有了，好像，好像，它從來都沒有真的出現過！

「這是不可能的！」忍了又忍，J 終於發飆了。

「這是可能的。」我在冷雨中沉聲回應。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太篤定了，我應該早一點來的，在這一條古書街完全地消失之前。

我們大步前進，無論什麼書店，我們都會走進去的。前面不遠處已經是牛津街了。到了那裡，便是查令十字路的終點了。謝天謝地，Foyle’s還在！這家大書店與狄更斯的時代風貌沒有任何關係，它不是一家「可愛的小舖子」，但是，今天，它是查令路上唯一的一家書店！無論怎樣雜亂無章，我們都得走進去，因為它已經是輓歌的最後一個音符。

沒有老英國的禮儀，沒有老英國的語態和口氣，這裡只有實實在在的生意。星期五，上班時間，店裡的客人不是很多。我們慢慢逛，還是找到幾本書。踱到古書區，書架前的小梯子上站著一位先生正拿著一柄放大鏡仔細端詳書脊上的小字。從側影上我認不出這位先生，這柄古老端莊的放大鏡我卻是認得的，它的主人是我們的朋友喬治，他曾經舉著這柄放大鏡仔細審視我收藏的一幅在十八世紀繪製的古希臘劇場鳥瞰圖。科索夫戰爭期間，他被英國政府派往雅典。北約盟友中有著許多位非常得力的朋友，這位喬治是其中之一，J常常稱讚他的沉著冷靜、足智多謀。我喜歡這位先生卻是因為他是鼎鼎大名的藏書家，是一本有關藏書的大字典，可以解答我們的無數疑問。這會兒，J 也發現了這位老朋友，於是站住腳，微笑著，耐心等著喬治從高處走下來。

喬治空手走了下來，臉上罩著失望，看到我們，矜持地笑了，伸出手來，寒喧著。我注意到他的手上沒有了婚戒，原來套著婚戒的無名指上還殘留著深深的白色印痕。他瞄了一眼J 和我手裡的書，寬容地笑笑，然後，語氣嚴肅起來，「國恥，一點不錯，就是國恥。你們遠道而來，這條路上的書店竟然只能提供這樣的貨色。」J馬上回應，正想請教，何以致此。喬治先生細心地收好放大鏡，我們在櫃檯上結了帳，一行三人順著來時路，走到對街一家小小的燒烤店。喬治告訴我們，這是一家好店，在那裡吃一頓飯「不會後悔」。我也注意到，這家小店的對面「應該是」84號原來的位置，如果它真的出現過的話，所以很高興地走進去，坐在了對著大街的位置上，期待著能夠提起這個話題。

油頭粉面的店小二，栗色頭髮有那麼幾根很精緻地披在前額上，笑容滿面，帥帥地送上滾燙的熱茶，熱絡地與喬治打著招呼。「華盛頓來的客人，老朋友，有什麼好吃的，儘管送上來。」喬治這樣吩咐，店小二馬上熱情招呼我們，順口胡說著他對華府的「無限嚮往」，好不容易收住了口，退回到通往廚房的小門裡。

於是，細說從頭，因為房東不斷大幅度提高租金，一家家書店相繼關門，「就是近十年的事情，」喬治難掩滿心的落寞，「著名女書店 Silver Moon 最早，二○○一年關門。」喬治深深看我一眼。我在心裡為美國著名獨立女書店 Bas Bleu 慶幸著，這家郵購書店並無店面，不受房東威脅，不但健康地活著而且依靠網路、依靠廣大死忠會員大展鴻圖。舉凡與閱讀、書寫有關的任何好東西她們都有，我從她們那兒買到的 Novel Tea 就非常的好喝……她們的閱讀燈很好，放大鏡也好，七年之筆非常的經久耐用，信卡尤其別緻，書最好，其他任何書店絕對不會有……。

「跟著是 Waterstone 消失了。Book Etc 搬走了，去了比較便宜的幾個地方……。Zwemmer 撐到二○○八年，將大量的藝術書籍化整為零，送到許多不同的書商那裡，還是擋不住關門的命運。」看著J ，喬治嘆了一口氣說出J 最不想聽到的消息，「Murder One 剛關門不久，兩年前，二○○九年。曾經幾乎擠得轉不了身的書店啊，我知道你曾經是他們的常客。」對於推理小說情有獨鍾的J 點點頭，黯然神傷，「沒有想到，連告別的機會都沒有。」

喬治想了一想，很平靜地告訴我們，因為離婚，不得不告別大房子，現在的居所「小得多，舖天蓋地都是書，不好意思招待好朋友，只能安頓自己……」他自嘲地笑笑，我們都舉起茶杯敬他，表達我們的同情和慰問。

我望向窗外，細雨中對街的奼紫嫣紅十分的詭異，有著嘲弄的意味。我不失時機轉換話題，「84號也完全地消失了，或者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地址……」我並不想知道答案，小說就是小說，小說不會因為我們愛她而變成事實，也不會因為電影的精采而變成事實。但是，福爾摩斯探案也是不折不扣的小說，電影一再改編上演；最重要的，貝克街221B就在那裡，就在倫敦，可以走進去可以坐在福爾摩斯「坐過」的位置上冥想。福爾摩斯還活著，書商法蘭克和他的同事們卻從倫敦完全徹底地消失了。

喬治當然知道我在說什麼，他卻沒有說話，沒有說84號從來沒有出現在查令路上，沒有對倫敦查令路上少掉若干門牌號碼做出解釋，更沒有對漢芙的這本書表示任何的意見，他甚至沒有隨著我的目光望一眼對街的風景，只是仔細地看著手裡的茶盞，好像那普普通通的東西裡面開出了一朵花來。

帥帥的店小二端著一盤燒烤前來上菜，他卻聽到了我的話，而且做出了他的解釋，「對不起，插個嘴。您想啊，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也就是六十年前，一個人從紐約寫信到倫敦買書，信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您說這個人會把每一封她寄出去的信都留下底稿嗎？除非，她本來就準備出版這些信件。您說是不是？事實就是，每個人手邊收藏的信件都是別人寄來的，而不會是自己寫的，因為自己寫的信已經寄出去了。現代的伊媚兒才會把通信雙方的信件都留下來，可是啊，關於84號的傳奇卻不是當代的故事而是古代歷史。」

喬治露出興味盎然的神情，指點著桌上的菜，「燒烤大茴香，難得。」

店小二馬上順竿爬，「那還用說，貴客來了，菜當然要別緻一點。」轉頭又對我和J很殷勤地說，「菜單上沒有的。請慢用。」然後，潚瀟灑灑地彎了一下腰，點了一下頭，額上的髮絲便飄拂起來。這位帥哥終於帶著滿面笑容步履輕捷地回廚房去了。

我是一個講理的人，我知道店小二的話沒有錯。我手裡的全部手寫信件都是別人寫來的，我自己寫給人家的信根本不會留在家裡，它們早已寄出去了，絕大多數大約早已不知所終。但是，這完全沒有關係，我有過那麼多美好的時間寫信給朋友，那些信的書寫過程本身是重要的，對我這個寫信的人來說是重要的。每寫完一封信，都是暫時地放下了心裡的惦念，將那深深的惦念化作了文字寄給了對方。那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我的心裡滿是感激，因為這許多的朋友讓我有機會直接地寫出我對人、事、物的觀感，我的感情。

店小二對伊媚兒的解說也是對的，只有這電郵才能將通信雙方的文字都保留下來。

在二○○九年的年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培元先生徵得我的同意，將我的電郵地址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研究員傅光明。我收到這位傅先生的第一封電子郵件的時候，心裡的難過簡直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這位學人竟然上山下海費盡氣力來研究老舍先生的死，竟然將這位作家的死與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連在一起作為一個巨大的專題來研究！在電子信中，他很誠懇地向我提出的問題竟然是是否知道與這死亡事件相關的任何訊息，他正在寫老舍先生的傳記，自然是資料越詳實越好……。更要命的是，他說他會寫到老舍與趙清閣！

長時間以來，多少人否認、掩蓋、扭曲這個死亡的真相，多少人否認、掩蓋、扭曲世上曾經有過的這樣一段真摯、淒美的愛情，更多的人則是對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完全地無動於衷。

老天爺終於睜開眼睛了，終於在我活著的時候給我送來了一個傅光明！終於有了這麼一個人，在物慾橫流的地面上做著這麼一件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好處」的事情。我決定要告訴他我所知道的一切。舒先生於我而言不只是一位寫了《駱駝祥子》的小說家，不只是一位寫了《茶館》的戲劇家，他是我的長輩，他是我的「舒公公」，他是那個講故事給我聽、寫字給我看的老人，我是那個幫他澆花、唸詩給他聽的小朋友，我是那個幫他傳遞書信的小使者，是他可以信得過的忠誠的小友。在我苦澀的少年時代，舒公公給我的溫暖無與倫比。

外人看起來，老舍先生相當得意。我卻知道，他十分苦悶、十分委屈、十分不如意。這個受盡了委曲的人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掩飾他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在那個人人撒謊的年代裡，舒先生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謊話，一句都沒有。在一個不說謊話根本沒有辦法活下去的地方，緘默與誠實比金子更寶貴，舒先生讓我看到了他不大為人知的那一面。清閣姨更是一位受了無數委屈的人，小時候，我為這兩個人傳遞信件。八十年代以後，我的手中有著清閣姨給我的信。在信裡，舒先生仍然是重要的話題，這個話題是舊事的延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更重要的是，雖然清閣姨一九九九年離去了，但是這些信件還在啊！一封也不少，都在啊！而且，我還活著，大事小情我也都記得，我還能把它們寫出來。我當然要讓更多的人知道！而傅光明，在舒先生與清閣先生生活過的土地上，大約就是可以公正而客觀地對待這一切的那個人。

夜深人靜，窗外滴水成冰、朔風怒號。書架上，在舒先生的許多書前面是那隻小銅壺，舒先生給我的為硯台添水的小銅壺，經過文革、經過抄家、經過無數搬遷，小小的銅壺成為唯一，跟著我從東方來到西方。它是見證，見證著舒先生和他的「洋娃娃」的友情，見證著我對這位老人的思念。在那個寒冷的晚上，我把小銅壺握在掌心裡，我跟從高高的天際向我微笑著的兩位老人說，竹筒倒豆子，我會說出你們的故事，詳詳細細、一字不拉。那不是小說、不是劇本、毫無詩意，那大概會是由一封封的來往信件以及我為清閣姨的親筆信件所寫的說明文字編織起來的一本書，除了還原歷史以外，這些文字恐怕還會肩負起縮短距離、跨越時空的責任……。

風聲止息，一派祥和。我坐在電腦前敲鍵，寫回信給傅光明，那一天是二○○九年十二月九日。我從一九四八年九月的上海碼頭寫起，寫我在正好兩歲的那一天與清閣姨的「相識」……。寫完了信，按鈕發了出去。然後，將這封長長的回信連同傅光明的來信列印出來，放入信夾，成為一個由高科技催生的充滿懷舊意味的特別檔案，它也將毫不含糊地為另外一段文學情誼留下記錄。

海蓮‧漢芙拜託英倫書商為她尋覓拉丁文聖經、情詩、日記等等，她不看小說，說是受不了虛假的人物在做一些根本不會發生的事情。但是，她留下來的最動人的篇章卻是小說，而且是書信體小說。想到這裡，我笑了起來。

喬治終於放下了心，滿意地點著頭，「你大約覺得菜的味道還可以……」我趕緊跟他說，「很棒的燒烤，非常可口，確實難得……」。

這一天晚些時候，我們離開了查令十字路。

回頭再看一眼，密實的雨簾後面，整條街朦朧起來，漸漸消失不見。

我在心裡跟愛書的唐諾先生說，我還是相信，那許多可愛的書店一定是堅實地存在過的，無論是74、84、94號都沒有關係，它們一定存在過，它們也都踏踏實實地留在了我們的心裡。毋庸質疑，許多飛越大洋的信件也都是曾經存在過的，滿載著情誼存在過的。我來過了，來到了這條老書街上，書店與手寫信件曾經讓這條路成為愛書人的麥加，但是它和世界上許多著名的書店街一樣正在消失著。我們能做的是繼續寫信，繼續跑到書店去購買紙本書，繼續訂閱報紙與雜誌，繼續因為讀到好文章而歡呼雀躍。而且，我也還是相信著，我們終究會找到一條新的路，繼續地縮短著人間的距離。

(摘自韓秀新書《文學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