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文學

                  「華苓是個精緻的小錶，細緻又明確。」- 保羅 .安格爾

終於如願去愛荷華拜訪聶華苓了。多年來，她深居簡出，很少接受採訪，電話中她問:「為什麼要來? 」我嚅嚅地說，來鹿園訪問，聽她談文學與人生，國際寫作計畫，參觀愛荷華大學，是許多文學愛好者的願望，我也不例外。她開始心軟了。

2008年5月去愛荷華前，我先在加州聖芭芭拉見到了聶華苓。那是一場慶祝白先勇七十歲大壽的學術會議，我趨前自我介紹，她笑了:「讓你跑那麼遠，當晚就住我家吧!」那三天，她興致很好，會場中不時傳來她輕快的笑聲。在台上她暢談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的往事，並把白先勇和她多年的通信交還給他。生日晚宴中，白先勇風度優雅地請她跳第一支舞，她舞姿輕盈，衣裙飄飄，滿臉的笑，吸引了全場的目光。

兩星期後，我前往愛荷華，轉了兩趟飛機，然後搭車行過空曠的田野，時值早春，不見玉米纍纍的景象。車子經過一塊刻著「愛荷華城」的石碑，河面寬闊的愛荷華河，水量豐沛，緩緩流著。車子爬上小坡，樹林間露出紅色的屋宇，鹿園到了!

門開處，聶華苓一身水藍衣裙，外罩同色薄外套，領口別了胸針，神清氣爽。她招呼我在黑漆圓桌旁坐下，壁爐右方牆上掛著黃永玉的贈畫，桌上的鼎是雷震送給她和安格爾的結婚禮物。牆上和屋樑上，掛滿了世界各地的面具。落地窗外，胭脂紅的陽台上, 一溜木凳，可容納二三十人。

響亮的名字一一閃過腦際，瘂弦、鄭愁予、陳映真、王安憶、莫言…，都曾在此把盞言歡吧! 聶華苓娓娓談著文學心路，豐富的三生三世，國際寫作計畫的今昔，不覺日影西斜，她建議去愛荷華大學走走。八十多歲的她動作敏捷，開車駛下小坡，稍加環視，便直衝過街，我驚呼她的神勇，她笑道:「莫言說我在飆車!」

聶華苓在校園內一棟大樓前停車，告訴我，瘂弦、鄭愁予和陳映真來的年代，國際寫作計畫辦公室就在這裡。然後她又開車帶我到現在的辦公室，一棟白色的木屋，可惜大門深鎖，廊上鞦韆靜止不動，學期剛結束，主任Christopher Merrill出城去了。聶華苓退休二十多年，仍是國際寫作計畫的顧問，Merrill不時向她請益。

天黑了，聶華苓在廚房裡把草莓切片，倒入酒和楓汁攪拌，將雞湯在爐上加熱，這是她出名的兩道菜。從前她在廚房裏做飯，安格爾總在一旁看報聊天，她燒中國菜，和女兒，朋友講中國話，他從不抱怨，「總是讓我很自在，大家都喜歡他，提起他還會掉眼淚。」

我們坐在餐桌前喝紅酒，吃晚餐，當時柏楊剛去世，她回憶柏楊夫婦1984年來愛荷華的情景。1983年最熱鬧，茹志鵑與王安憶母女、陳映真、吳祖光、七等生和潘耀明都來了，住在附近的五月花公寓，常來鹿園聚餐談天。1979年的「中國週末」，兩岸三地作家第一次交流，也在鹿園。如今一室蕭然，只有咬著筆桿的安格爾，從相框中調皮地望著她。

後院的坡地上，不見鹿的蹤影，近年牠們不常來了。陽臺上，愛荷華河的波光穿過樹林閃爍，角落裡鄭愁予送的烤肉架已冷落多年。聶華

苓婉拒了妹妹邀她搬去加州的好意，情願守著鹿園度日，「這裡充滿我和安格爾的生活，支持我活下去。」

離開鹿園前，我請求去安格爾墓前憑弔，她爽快地答應了。車子轉進一條磚頭路，她指著一棟屋子說：「白先勇在愛荷華唸書時，就住在這裡。」愛荷華城裏處處有作家昔日的步履，也只有聶華苓能一一指認吧!

車子進入綠草如茵的墓園，一片靜謐，偶而從林木間傳來風的歎息，和清亮的鳥鳴。小徑蜿蜒，我們來到安格爾墓前，一面黑亮的大理石碑上刻著他的名字，還有她的。碑上有一道雨漬，她連忙趨前細細擦拭，我繞到墓碑背面，上面是安格爾的詩句: “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我不能移山 ，但我能發光)。

                  「自由中國」半月刊

1925年聶華苓在湖北武漢出生，11歲時，任貴州平越行政專員的父親被紅軍殺害，由寡母撫養她和弟妹們長大。1948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1949年輾轉來台，同年進入「自由中國」半月刊工作，擔任編輯， 一年後被邀參加編輯委員會，是編輯委員中最年輕的，也是唯一的女性。

「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於1949年11月，胡適為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是實際的主持人，創辦時編輯委員有國民黨的雷震、教育部長杭立武、學者毛子水、張佛泉、血氣方剛的殷海光、文人戴杜衡、經濟學者夏道平、台銀總經理瞿荊州，宋文明是後來加入的。這個界乎國民黨的開明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刊物，書生論政，督促政府邁向民主與自由。

然而日益尖銳的社論終究不能見容於當局，1960年9月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停刊。聶華苓失去了工作，處於孤立，在家中寫作翻譯。

                     最好的文藝編輯

1950年聶華苓接掌「自由中國」文藝欄，當時反共文學當道，她堅持以純文學的標準取捨稿件，為非反共文學作品提供了一個發表的園地。「凡是有政治意識，反共八股的，我都是退! 退! 退!」

正是這樣的堅持，文藝欄刊出一流的純文學創作，如梁實秋《雅舍小品》、 林海音《城南舊事》、徐訏《江湖行》、吳魯芹《雞尾酒會》、陳之藩《旅美小簡》、余光中的詩、思果、琦君、張秀亞，徐鍾珮、鍾梅音的散文，潘人木和孟瑤的長篇小說。聶華苓被譽為最好的文藝編輯之一。

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中指出，聶華苓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後，豐富了自由主義傳統的內涵，邀請作家的多元，造成散文的大量出現，內容上增添了異國想像，對情感與情緒的細緻掌握，作家的創作技巧完全異於制式，僵化的文藝教條。

應鳳凰分析「自由中國」文藝欄十年的作品，指出它的文學類型與題材多元，作家多且質精，女作家輩出，散文成就引人注目，認為五十年代的文學被概括為「反共文學」，有待商榷。文藝欄的內容也提醒我們，五十年代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傳統間的關係。

                     50年代的文壇身影

50年代台灣的文藝團體，如文藝協會、青年作家協會、婦女作家協會，均為黨政主導的機構，聶華苓一概不參加，「我不愛開會，尤其是政治性的會議，所以我很孤立，來往的作家只有孟瑤，琦君這幾個人。」

聶華苓與梁實秋、柏楊的交往，可謂肝膽相照。「自由中國」停刊後，聶華苓陷於孤立，梁實秋不時請她和林海音，孟瑤去家裏打麻將，梁師母以拿手好菜款待，梁實秋扮小丑說笑話，惹得她們開懷大笑。1964年她離台赴美，梁實秋主動借路費給她，後來她申請到研究費後還給他。

50年代初聶華苓已經認識柏楊，那時他是郭衣洞，在「自由中國」發表了《幸運的石頭》等小說。他在救國團工作，負責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聶華苓「不太理他，覺得純文學不該和政治搞在一起。」後來柏楊被捕，坐了幾年牢，出獄多年後，1984年來到愛荷華，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1988年聶華苓應余紀忠之邀，重回台灣訪問，柏楊的四處奔走起了很大的作用。

                    穿旗袍教西洋文學

1962年臺靜農教授登門邀請聶華苓到台大教小說創作，等於給她開了禁。接著徐復觀請她去東海大學教 「現代小說」，余光中教「現代詩」，每個星期五，他們一起坐火車去台中，再搭車上大度山教書。

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的作家陳少聰回憶當年上聶華苓小說課的情景:「和當時其他的洋老師比起來，她的教學方法很新穎。她用二十世紀的西洋名家作品為教材，介紹敘述者的人稱，作者如何使用意象來描述內在的心理真相。當時這些對我都是新觀念，我從聶老師那裏學到很多。她曾經要我們交一篇短篇小說，她給我的評語是，敘述人稱好像“出了軌”，給我很深的印象。此後，我寫短篇小說一定先仔細思考所要使用的敘述人稱。」

她形容聶華苓當年的穿著和風采:「總是一身旗袍，看起來很傳統，很中國味道，氣質舉止優雅。看到她踏著細碎的步子走進教室，開始講解那奧秘又遼闊的西方文學，我總感到驚奇又有趣。」

                       創辦國際寫作計畫

1963年是聶華苓人生一個極重要的轉折點。美國詩人安格爾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訪問亞洲作家，來台灣時，結識了聶華苓。次年她應邀到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當顧問，1967年與安格爾創辦國際寫作計畫，1971年結為連理。

「國際寫作計劃」和「作家工作坊」不同，「作家工作坊」是兩年的創作課程，授予碩士學位，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余光中、楊牧都是工作坊的碩士。

「國際寫作計畫」則以外國優秀作家為對象，邀請他們擔任駐校作家，彼此交流討論，已有1200多位作家參加。這個計畫在華人世界享有極高的聲譽，是台港大陸作家與國際文壇接軌的平台。1979年舉辦的「中國週末」，開啟兩岸三地華文作家交流的先河。

1961年至2009年，曾參加過「作家工作坊」與「國際寫作計畫」的華文作家有:丁玲、艾青、王蒙、王拓、吳祖光、余光中、白先勇、葉维廉、林懷民、聶華苓、萧乾、楊牧、戴天、歐陽子、痖弦、水晶、王文興、王玫、汪曾祺、舒巷城、王祯和、古蒼梧、鄭愁予、商禽、李怡、蔣勳、陳映真、吳晟、向陽、茹志鹃、王安憶、劉賓雁、潘耀明、谌容、阿城、邵燕祥、七等生、何达、李昂、宋澤來、東年、季季、白樺、胡梅子、姚一葦、柏楊、烏熱爾圖、秦松、畢朔望、徐遲、北島、陳白塵、高信疆、高准、古華、張一弓、張大春、張錯、馮骥才、張賢亮、尉天骢、柏楊、張香華、方梓、楊逵、蓉子、羅門、王潤華、淡瑩、陳蕴文、夏易、温健骝、黄凡、黄孟文、楊青矗、管管、袁瓊瓊、謝馨、蕭颯、藍菱、劉索拉、殘雪、鍾曉陽、蘇童、李銳、蔣韻、西川、孟京輝、廖一梅、余華、嚴力、莫言、陳丹燕、唐颖、張獻、劉恆、遲子建、畢飛宇、娄燁、潘國靈、駱以軍、胡旭冬、林舜玲、格非、董啟章。

1976年安格爾與聶華苓被300多位世界作家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1982年同獲美國五十州州長所頒之文學藝術貢獻獎，聶華苓多次擔任國際文學獎評審。2008年聶華苓被選入愛荷華州婦女名人堂。

                       創作求新求變

1948年聶華苓在南京以筆名發表處女作<變形蟲>。1961年在聯副發表成名作《失去的金鈴子》，這個愛情故事也是一個女孩的成長過程，運用現代主義的象徵和意識流手法，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葉維廉寫評論指出，聶華苓「活用中國文字去構成相當精彩，準確的意象、意念、情緒和事件，語言上能藉高度的印象主義之筆觸，與『萬物有靈論』之神秘結合，而深入心理深處。」

1970年《桑青與桃紅》在聯副連載，以一個精神分裂的女孩，象徵分裂的中國，有大量的性描寫，引起爭議，結果半途被腰斬，後來在香港「明報」刊完，1988年在台灣出書。目前坊間有七個華文版本，第八個華文版本即將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英文版在1990年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譯成多國文字，是漢學界研究亞裔漂泊文學的讀本。

1991年安格爾在旅途中猝逝，聶華苓哀慟逾恆，強打起精神，整理安格爾的遺作出版後，投入回憶錄的寫作。十二年後《三生三世》在台灣出版，2008年《三生影像》在香港和大陸出版。扉頁上寫著:「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她寫的不僅是個人的生命歷程，也呈現了三個歷史時空中，她所親聞目睹的，人的處境與時代的記憶。

                      榮獲花蹤文學大獎

2009年8月在吉隆坡又見聶華苓，她獲頒花蹤文學獎最高榮譽的世界華文文學大獎，以前四位得主是王安憶、楊牧、陳映真和西西。

主辦單位星洲日報以奧斯卡頒獎的氣魄與格局，精心安排這項盛大的典禮。聶華苓步上舞台，一身黑色衣褲，外罩一襲過膝白綢外衣，風華飄逸。大銀幕上映現了聶華苓和安格爾的儷影，他們遙望藍天，神情愉悅，充滿了憧憬。歌聲響起: “海水到處有華人，華人到處有花蹤…”，全體觀眾起立向她致敬。

她致詞說，一生都在流浪，童年住在日本租界，抗日是流亡學生，然後是國共內戰，遷徙台灣，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1964年來到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擔任駐校作家，是流浪到美國。為了用中文或英文寫作，曾苦思良久。1970年，她寫下 “桑青與桃紅”幾個字，意識到母語是自己的根，她必須用母語寫作。榮獲此獎是“浪子歸宗”，是她一生堅持用母語寫作的最大榮譽。

李歐梵教授說，《三生三世》以真切的語言與母親對話，與中國近代史對話，已脫離了各種文體，創造了新的文體，讓所有的人感動。

                        作品與政治

自稱「我不要政治，政治偏要纏我」的聶華苓，始終堅持純文學不該牽涉政治。幾十年來，政治卻偏要纏她。

身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一份子，她是雷震白色恐怖事件的見證人。60年代她選擇遠走愛荷華，與此不無關係。但在海外，她仍然擺脫不了政治的干擾。70年代的小說《桑青與桃紅》，用前衛的手法，心理分析的角度，創造一個精神分裂的個人，象徵中國的分裂，連載時被腰斬，後來在香港刊載，直到80年代底才在台灣出書。這本小說在美國卻獲國家書卷獎，是研究亞裔漂泊文學的範本，兩個時空對待這部作品的落差竟然如此之大!

70年代還有一連串的事件，如回台探視雷震被監視，翻譯毛澤東詩詞，78年去大陸訪問，79年舉辦「中國周末」，邀請兩岸三地華人作家交流，都引起了台灣當局的關注，她因而列身黑名單中。 80年代後期，政治氛圍開始鬆動，聶華苓終於在1988年重訪台灣。

媒體說她「左右不討好」，面對種種政治解讀與干擾，她一貫是「你罵我，禁我，批判我，我問心無愧。久而久之，他們也沒勁了。時代不斷變化，當年罵我“親匪”的人，現在也“通匪”了。」

40年後，白色恐怖走入歷史，《自由中國》得到平反。2009年8月她到台北參加紀念殷海光逝世四十周年和雷震逝世三十周年的研討會，致詞推崇殷海光和雷震對台灣的民主思想的貢獻，他們為人的嶙峋風骨，和做人的尊嚴影響了她大半生。馬英九總統到場致詞，肯定《自由中國》的貢獻，向當年為自由民主犧牲的人士家屬鞠躬道歉。次日，馬英九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給聶華苓，表彰她在文學上的成就。

台北和吉隆坡之行，作家李渝全程陪同，亦師亦友的情誼十分感人。當年聶華苓在台大外文系開小說創作課，李渝是她的學生，後來成為摯友。同年11月，聶華苓獲香港浸信會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這是她的第四個榮譽博士學位。

(後記:2012年12月《三生三世 聶華苓》電影在台灣上映,聶華玲豐盛的人生深深感動了許多觀眾,沒有看過她作品的人開始閱讀她的作品,這就是作家耕耘一生最大的肯定吧!)

以下是2008年5月在愛荷華城聶府(鹿園)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