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玫瑰花 (聶華苓)

散文

一束玫瑰花

聶華苓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號,是我在台北的家。當時的松江路只有兩三條小巷,在空蕩蕩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國》剛創辦時,從台灣省政府借來的,那時正是吳國禎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廳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個人住。誰也不願去沾惹他,人都說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話不投機,立刻拒人於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是金岳霖的學生,非常佩服他老師的學養和為人。他十六歲時對於邏輯學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視,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戰後,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徐蚌會戰,他一篇社論《趕快收拾人心》,針貶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共鳴。他到台灣後,應傅斯年之聘在台灣大學教書,離開《中央日報》,並參加《自由中國》任編輯委員。

1949年,一群年輕知識分子剛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常在一起聚會,討論中國的未來。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參加,也是第一次見到殷海光。他比他們只年長幾歲,儼然是他們的大師。朋友們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聽聽殷海光的意見。然而,大師不講話,兩眉緊鎖坐在那兒。筆挺的希臘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兩道清光,一蓬亂發任性地搭在額頭上。他久久不說話,彷彿肩上壓著千斤重擔,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終於講話了,湖北腔的國語,一個個字,咬得清楚,準確,堅定。他逐漸來勁了,講起他的”道”了。他那時的”道”是中國必須全盤西化,反對傳統。後來在另一個場合,突然有人在房門口叫了我一聲,抬頭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來招呼他。他卻頭一扭,硬著脖子走了。許久以後,我才知道,他發現屋子裡有個 “氣壓很低” 的人。

我拖著母親弟弟妹妹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哪裡還有選擇住處的自由? 一家人只有懷著凶吉不可測的心情,搬到松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園子裡種花,對我們打了個招呼,沒有歡迎,也沒有不歡迎的樣子。但是,來日方長,和母親所稱的那個 “怪物” ,擠在四堵灰色土牆內,是否能相安無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來,桌上一束紅艷豔的玫瑰花! 殷海光園子裡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給我母親。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氣。

那是我們台灣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對母親說:莫擔心,殷海光是愛花的人。

母親說:我才不怕他!

就從那一束玫瑰花開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們喜歡吃硬飯和辣椒。他一顆顆飯往嘴裡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醬油。但他從沒說什麼。後來母親發現他有胃病,問他為什麼不早說呢?他說: “人對人的要求,就像銀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點。不要求人,不動存款,你永遠是富人。”

母親把飯煮得軟軟的,辣椒醬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沒一搭地吃著。他和我們一起吃飯,好像只是為了談話:談美,談愛情,談婚姻,談中國人的問題,談未來的世界,談昆明的學生生活,談他景仰的老師金岳霖。有時候,在黑夜無邊的寂靜中,他從外面回來,只聽見他沉沉的腳步聲,然後咔嚓一下關房門的聲音。不一會兒,他就端著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來,走到我們房門口:”我-我可不可以進來坐一坐?” 母親看到殷海光總是很高興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淺淺啜著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許一句話也不說,坐一會兒就走了。也許又娓娓談起來。他說話的聲調隨情緒而變化,有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有時又如春風,徐徐撩來。

他談到昆明的天:很藍,很美,飄著雲。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樸實。駝鈴從蒼蒼茫茫的天邊盪來,趕駱駝的人臉上帶著笑。我們剛從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遺產還沒有受到損傷,戰爭也還沒有傷到人的元氣。人和人之間交流著一種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暢。我有時候坐在湖邊思考,偶爾有一對情侶走過去,我就想著未來美好的世界。月亮出來了,我沿著湖散步,一個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個人站在曠野裡,雪花飄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時傷世:現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糞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著。一種是失掉人性的軀殼,只是本能地生存著,沒有笑,沒有淚,沒有愛,也沒有恨。還有一種人生活在精神境界裡,用毅力和信心保護自己。物質的世界是狹小的,充滿欺詐和各種利害衝突。只有在精神世界裡,才能開拓無限樂土,自由自在,與世無爭。

殷海光說西方文化的好處之一是線條清楚,不講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塊錢,收到稿費,必定鄭重其事雙手奉還。我家向他借三塊錢,他就會問:幾時還?下星期三我要買書。母親說:星期二一定還。他才借給我們三塊錢,否則,下次休想再藉。有朋友就那樣子碰過一鼻子灰。

他又說西方文化另一好處是人有科學頭腦,講究分析。他論事論人,鋒利冷酷,一層一層剝開來分析。因為沒有惡意,所以不傷人。有天晚上,他和幾個朋友在我家聊天。他興致來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來了,講了一個通宵。他指著一個人的鼻子,斬釘截鐵地下了一句結論:你是一團泥巴!那團泥巴哭喪臉跟著我們哈哈大笑。

你批評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母親常常指點他說:殷先生呀,你實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有一天,母親向他借一個多餘的空玻璃瓶,他繃著臉,煞有介事地:不借!我衝口而出:實在可惡!他哈哈大笑。我回頭說:我在說你呀!他又大笑一聲,咚的一下把門關上了。

他住在松江路時,還沒結婚。夏君璐在台灣大學農學院讀書,靈秀淡雅,堅定的側影,

兩條烏黑的辮子,一身清新氣息。他們在中國大陸時已訂婚。她常在周末來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總是微笑著,很滿足,很嚴肅–愛情就是那個樣子嘛,他準會那麼說。當然,沒人和他談過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聖、最隱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當時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實了。多年以後,我才了解:他年輕妻子堅如磐石的愛心,忍受苦難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時代,就把殷海光怔住了。日後他在台灣長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幫助他在狹小的空間開闢無限樂土的人,將幽禁殷海光的溫州街小木屋神化為他夢想的大莊園。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殷海光談到他夢想的莊園,眼睛就笑亮了:我有個想法,你們一定喜歡。我夢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個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兒的人全是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我當然是哲學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繼續說:我的職業呢?是花匠,專門種高貴的花。那個村子裡,誰買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榮譽。我真想發財!他哈哈大笑。殷海光想發財!只因為有了錢才造得起一個莊園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時。莊園邊上環繞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莊園裡還有個圖書館,專存邏輯分析的書籍。凡是有我贈送借書卡的人,都可以進去自由閱讀。但是,這樣的人不能超過二十個。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皺皺眉頭。

母親說:我們搬來的時候,還怕你不歡迎呢?

你們這一家,我還可以忍受。他調侃地笑笑。換另一家人就不保險了。你們沒搬來以前,我有一隻小白貓。我在園子裡種花,它就蹲在石階上曬太陽。我看書,它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覺。我不忍驚動它,動也不敢動,就讓它睡下去。無論怎麼窮,我一定要買幾兩小魚,沖一​​杯牛奶餵牠,後來,小貓不見了。我難過了好久。現在又有這隻小貓了!他微笑著撩起薇薇搭在眼簾上的一抹頭髮,思索了一會兒。人真是很奇怪的動物,像刺猬一樣,太遠,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莊園上,我還要修幾棟小房子,不能離得太近,越遠越好。那幾棟小房子,我送給朋友們。

送不送我們一棟?我笑著問:竹林邊上那一棟,怎麼樣?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來我們家喝咖啡,Maxwell咖啡,你的咖啡。

好!就是竹林邊上那一棟!

殷海光在園子裡種花,母親就帶著薇薇和藍藍坐在台階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別嬌嫩。夏天,他用草蓆為花樹搭起涼棚。風雨欲來,他將花一盆盆搬到房中。八個榻榻米的一間房,是書房,臥房,起坐間,儲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他有時也邀我們雨天賞花。否則,非請莫入。一走進他的房間,就看見窗下一張氣宇軒昂的大玻璃書桌,最底下的一個抽屜不知到哪兒去了,露出一個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蘭,一個粉紅小碟盛著玲瓏小貝殼。書桌旁一張整潔的行軍床。靠牆兩張舊沙發,中間一張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蘭,或是一瓶素菊。沙發旁的小架子上,​​一個淡檸檬黃花瓶,永遠有一大束豐姿綽約的鮮花,從他園子裡採來的。靠牆一排書架,穩穩排列著一部部深厚色調的精裝書。除了幾部與文學有關和普通理論書籍之外,其他的書對我而言,都是天書,七古八怪的符號,作者是什麼Whitehead呀,Quine呀,那些書是決不借人的。書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幾件家具呢?發了財,劈成柴火燒掉!他講的時候的確很生氣。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舖喝豆漿。

聶伯母,沒有早點錢了。明天拿了稿費一定還。他向我母親借錢。

母親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費,在你荷包裡留不住,就交給我保管吧,不要再買書買花了。

他接過錢,自顧自說:書和花,應該是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起碼享受。憤憤不平地咚咚走開了。

他除了去台灣大學教課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見了,你一定會看到他捧著一束鮮花,挾著一本本硬梆梆的新書,提著一包包沙利文小點心,坐在舊三輪車上,從巷口輕鬆盪來,笑瞇瞇走進斑駁的綠色木門。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費啦!母親劈頭一聲大叫,彷彿抓著了逃學的孩子:記不記得?今天早上你還沒有早點錢!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個孩子。進了屋,贖罪似的,請我們三代人到他房裡去喝咖啡吃點心。兩張舊沙發必定讓給母親和我坐。尊重婦女嘛,西方文化。薇薇在房門口脫下鞋子說:羅素的小朋友也赤腳。殷海光大笑一聲,塞一塊小可可餅在她嘴裡,抱起她直叫:乖兒子。藍藍坐在我身上等著吃點心。他嫌她太安靜了,對她大叫一聲:木瓜! 她哇的一聲哭起來,他就塞一塊小椰子餅在她嘴裡。他咚咚走出走進,在廚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現在,我還認為Maxwell是世界上頂香的咖啡。

花香,書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黃昏後,就是說羅素的時候了。羅素可不是隨隨便便談的。天時,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有天晚上,殷海光拿來《羅素畫傳》給我們看。他正要將書遞給我,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連忙將書從我手裡搶了過去,目不旁視,繃著臉走了出去。

現在,時候到了,氣氛有了。我,母親,一個小孩,哪懂羅素? 沒關係。羅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個通字來形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從書架上捧下羅素的書,還有《羅素畫傳》。畫傳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牆,牆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裡,一幢古樸小屋,那就是羅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別墅。石板路,幾片落葉,深沉的庭院中,蹲著小小的羅素和狗。草地上,羅素望著騎驢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陽光,羅素拿著煙斗,站在石階前,望著妻子懷裡的孩子。羅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靜智慧的眼睛望著窗外,彷彿她隨時要推開窗子飛出去。

你把書帶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說:這本書可不是隨便借人的啊–。那長長一聲揚起的啊就表示茲事體大。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來訪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門生。夏道平和劉世超有時在傍晚從和平東路散步到松江路來看他。他不一定請客入室。有的人連大門也沒進,只是靠著野草蔓生的大門,三言兩語,一陣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園子裡,看他將平日存下的臭罐頭、酸牛奶、爛水果皮埋在花樹下,一面和他談話。他有時和客人坐在台階上,一人捧一個烤紅薯,談邏輯,談數學,談羅素,談最近在外國邏輯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偶爾他也請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壺咖啡,一小盤沙利文點心。那樣的場合,多半是談更嚴肅的學術、思想問題。

我剛在中央大學畢業,到台灣後開始寫作。殷海光是第一個鼓勵我的人。1952年,胡適第一次從美國到台灣,雷震先生要我去機場獻花,我拒絕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 你怎麼可以去給胡適獻花! 你將來要成作家的呀! 我倒不是因為要成​​作家才不去給胡適獻花,只是因為靦腆不喜公開露面。殷海光那一聲好叫得我一驚。

你當然可成作家! 他望著我抱著的嬰兒薇薇:尿布裡可出不了作家呀! 他笑著指點我:你是個聰明女子,寫下去呀! 他頓了一下,望著我說:嗯,一江春水向東流。說完仰天大笑,頭一扭,轉身走了。

我那時窮得連一支自來水筆也買不起,用的是蘸水鋼筆。一天,殷海光領到稿費,買了一支派克鋼筆,給我母親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這個人呀!原來那支筆不是好好的嗎?你褲子破了,襪子破了,早就應該丟進垃圾堆了! 眼巴巴望來的一點稿費,又買枝​​筆!

舊筆,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舊派克,結結巴巴對我說:這-這支筆,要不要?舊是舊,我可寫了幾本書了。你拿去寫作吧。

我感動得連聲說:我就需要這樣一枝筆!我就需要這樣一枝筆!

第二天晚飯後,他在我們房中走來走去,坐立不安,終於吞吞吐吐對我說: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嗎?

我以為他要我幫忙解決什麼難題,問他:什麼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筆和我的筆交換一下?

我大笑:兩枝筆全是你的呀!

不,給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來,不禮貌。我,我,還是喜歡那枝舊筆。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舊筆還給他。

謝謝!他那鄭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極珍貴的禮物。

1949年4月,我和正路終於從北京到了武漢,又帶著母親弟妹從武漢去廣州。在粵漢鐵路工作的好友李一心和劉光遠夫婦決定不走,將他們粵漢鐵路眷屬的火車票送給我們。那是從武漢去廣州的最後一班火車。倉促收拾行裝,抓頭不是尾,竟抓了幾個枕頭和衣架,抓了唯一有價值的是爺爺的寶貝–朱熹寫的《遊晝寒詩》。古色古香的金黃緞子書套,紫檀木夾板,刻著《朱文正公遺跡》。黃色紙地,白絹瓖邊,朱熹龍飛鳳舞寫著:

  仙洲幾千紉,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來,借地結茅屋。

  想應厭塵網,寄此媚幽獨。架亭俯清湍,開徑玩飛瀑。

  交游得名勝,還往有篇牘。杖屨或鼎來,共此岩下宿。

  夜燈照奇語,曉策散遊目。茗碗共甘寒,蘭皋薦清馥。

  至今壁間字,來者必三讀。再拜仰高山,然心神肅。

  我生雖已後,久此寄齋粥。孤興屢呻吟,群遊幾追逐。

  十年落塵土,尚幸不復遠。新涼有佳期,幾日戒徵軸。

  霄興出門去,急雨遍原陸。入谷尚輕埃,解裝已銀竹。

  虛空一瞻望,遠思翻蹙恧。袒跣亟躋攀,冠巾如膏沐。

  雲泉增舊觀,怒響震寒木。深尋得新賞,一蕢今再覆。

  同來況才彥,行酒屢更僕。從容出妙句,珠貝爛盈匊。

  後生更亹亹,峻語非碌碌。吾纓不復洗,已失塵萬斛。

  所恨老無奇,千毫真浪禿。

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學作訪問學人。我和母親突然想到我家的爺爺的寶貝。母親將寶貝拿出擺在桌上,又將殷海光請到我們房中。

殷先生,嗯-母親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啟口:有件事,請你幫個忙。可不可以?

那要看是什麼事。

有一副朱熹寫的字,我們老太爺當寶貝,看一次就叫一聲:好呀!搖頭晃腦大聲吟起來。聶家只剩下這一件家當了。也是太窮了。人總不能端著金碗當叫花吧。

殷海光逐漸有了笑意:聶伯母,你要我帶到美國去賣掉?

對。賣的錢,你得十分之一。我連忙說:線條清楚! 我套用一句殷海光的口頭禪。朱熹的真跡呀! 你看這詩,書法,裝幀,不僅有學術研究價值,還是件藝術品呀。

請問,殷海光冷靜地:你能斷定這是朱熹的真跡嗎?

哎呀!看嘛!上面還有歷代收藏家鑑印和評語。真德秀評:考亭夫子書宗魏晉,雄秀獨超,自非國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評: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還有,還有!入首數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間鼓舞飛動,終篇則如花散朗,如石沉著。

  甲子歲暮以事玉燕。購於張文傳先生,如獲連城。

題後數言,秘之篋笥,不肯使墨林俗子一見也。

這兩行是我爺爺寫的呀!你再看看這些不同時代的鑑印。深深淺淺的印色,有的已經模糊了,有的還清楚。這些會是假的嗎?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點點頭:好吧,我帶去,要人先鑑定一下。哈佛東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這些玩意兒。

他去美國以後,我和母親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來信。他第一封信說已將寶貝請哈佛東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鑑定去了,並說他們很感興趣。我們一家人非常高興,各做各的發財夢。我的夢是,遊手好閒,讀書,寫作,瀟瀟灑灑過日子。台灣郵差每天早晚送信兩次,我和母親每天就緊張兩次。郵差自行車在門前咔嚓一聲停下,將信扔進信箱,我和母親就跑出去搶著開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

聶伯母:

前信已提及寶貝由哈佛大學東方研究所的教授鑑定去了。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樣子。別人怎了解這件寶貝茲事體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無限熱望與夢想,就是我這個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將來返台靠此結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寶貝拿了出來,半晌微笑不語。我耐著性子問:怎麼樣? 他吞吞吐吐,只是說:這個-嗯-這個-。又把頭搖幾下。我立刻心裡一怔,心想:糟了。我脫口而出:假的? 他點點頭,於是乎拿出考證的卡片。今一併附上。別人是用科學方法鑑定,萬無一失。聶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還要拿到日本去鑑定,也未嘗不可。不過,基於道義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訴您老:日本的漢學水準一定不比美國的哈佛差。萬一又考證出正身,再賠掉好幾塊美金的郵費,可就損失更大了。你們一定很傷心。我當時也很傷心。但現在想起來令人失笑。我抱著寶貝回來時,天正下著大雨,我在雨地行軍,寶貝似乎越來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來啊! 呢帽變成水帽,重約數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濕透了。我趕快全脫下,放在熱水汀上烘烤。而人呢? 坐在沙發上,好不慘然,心想:這輩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頓比北平還冷。美國醫院特貴,倘若生病,我豈不要損失慘重! 後來趕快用熱水大洗一頓。還好,沒有出毛病。哎,多麼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過,不管天翻地覆,我們總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蹟了。寶貝由台來美,一路使我緊張萬分。現在我得請它閣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郵寄上。包裹單 “價值” 一項,我填的是”無價之寶”。

殷海光和我母親之間有一份動人的感情。1952年春弟弟漢仲在嘉義飛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瞞著母親。總有一天靈敏的母親會發現漢仲完了。殷海光就為她做心理準備工作。每天黃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那時的松江路四周還是青青的田野。他們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談生死哀樂,談戰亂,談生活瑣事,談宗教。(殷海光那時並不信教。他信奉宗教,還是多年以後,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這一類的談話,都只為了要在母親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線,防禦終歸來臨的喪子之痛。日日黃昏,他就那樣子充滿耐心和愛心看護了我母親六個月!

他和夏君璐結婚之後,1956年,他們搬到溫州街台大的房子。兩家就很少見面了。我和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去看過他們。殷海光正在園子裡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個荒蕪的小園子造成假想的大莊園。他有了一個幸福的家,看起來很恬靜。但他那沉思的眼睛仍然透露了他憂國憂民的心情。

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被封。我住屋附近總有人來回徘徊。警總藉口查戶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幾次。據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沒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宣稱他們在《自由中國》登出的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 “鼓動暴動”、 “動搖人心”的文章。我們也聽說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一直到胡適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國》劫後餘生的幾個編輯委員才見面。那時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須有的 “煽動叛亂罪” 判決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見面,欲哭無淚,沉痛,絕望。殷海光緊鎖眉頭,一句話也沒說。有人提議去看胡適,他只是沉沉搖幾下頭,也沒說話。大家要探聽胡適對雷案究竟是什麼態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適。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說話。胡適閒閒的微笑,模棱兩可的談吐,反襯出殷海光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深沉悲哀。

1962年夏天,母親因患肺癌住進台大醫院。《自由中國》於1960年被封以後,殷海光兩年沒上街了。

一天下午,母親房門口突然沉沉的一聲:聶—伯—母—

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兒!他的頭髮全白了。母親看到他,焦黃的臉笑開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兩眼全神盯著母親,沒說一句話,勉強微笑著。

母親非常激動,但已無力表達任何情緒了,只是微笑著拍拍他的手說:你來了,我很高興。我會好的。我好了,一定請你們全家到松江路來吃飯。不要醬油,不要辣椒。

好。他勉強笑了一下。

他就坐在那兒望著母親,彷彿不知道如何應付苦鬥一輩子、熱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親。

聶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瞪著兩眼望著她,望那最後一眼:聶-伯-母,好-好-保-重。一個字,一個字說出,沉甸甸地。

我送他走到醫院大門口。

好久沒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他對我說。

你知道怎麼回家嗎?我問。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頭沉默了一下。唉,聶伯母,唉。我再來看她。

你來看她,對她很重要。但是,請不要再來了。

來看聶伯母,對我也很重要。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發生以後,不斷受到特務騷擾,後來特務竟明目張膽到他家裡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們要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他於1949年一到台灣就應傅斯年校長之聘,在台灣大學哲學系教課,非常受學生愛戴,1967年,被禁止教課,幽禁在特務的監視下。

殷海光一生不斷地探索,焦慮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斷地演變。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後,他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估價,逐漸承認傳統的價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斷斷續續地說:”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異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終於放下文化的重擔,撒手長逝了,只有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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