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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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
愛荷華頭天晚上大風大雨。 鹿園一棵百年橡樹,發狂地呼嘯,愛荷華河水興奮地波動。紅樓也震動了。那正是我離鄉三十年後,次晨就要回鄉的心情,更何況Paul和兩個女兒同行。 我們坐火車從香港去羅湖,坐在第一輛車廂裡。我最先看到羅湖橋–橋的那一頭就是鄉土了。 我們順著 “往中國” 的箭頭向前走。走到橋上,我站住了,回頭看看–我走了好長一段路啊。 中國的旗幟在前面飄揚。 過了橋,排隊等待檢查護照。沒有一個人說話。太陽照在頭上。 你是跳舞的嗎?第一句鄉音是檢查護照的人微笑著對藍藍說的。 對,我是跳舞的。 他又問我:這個美國人是你隨行眷屬嗎? 是的。我回答,轉身翻譯給Paul聽。 他哈哈大笑。 走吧! 我笑著對Paul說:我的隨行眷屬,在這兒,你得跟我走了。 我們就那樣子跟著那個跳舞的走上了我的鄉土。 旅客在深圳吃午飯,到現在也不知道是誰招待的。Paul在香港本感不適,勉強上路。午飯時喝了瓶青島啤酒,感覺好一些了,喝了第二瓶,更好一些了,喝了第三瓶,完全好了。他後來一直認為青島啤酒是世界上頂好的啤酒,幾年以後在愛荷華小店發現青島啤酒,他鄉遇故人,高興得大叫。從此我們家永遠備有青島啤酒。 火車從深圳向廣州出發了。小雨。薄霧。青青的田野。河裡有條小船,漁夫正在釣魚。三兩農夫騎在水牛上,人很小,牛也很小。景色依舊。青絲已斑。 我們四個人,提著大大小小的手提包,站在月台上,四處張望,沒見一個人。 突然聽見一陣叫嚷:在那兒,在那兒! 大哥,大嫂,華蕙和她丈夫兒子從月台另一頭跑來了。 來了! 來了! 他們來了! 我們也叫起來了。 他們朝我們跑。我們朝他們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亂抓。不知先抓哪隻手。不知先和哪個人說話。還得認人,還得埋怨,還得解釋,還得搶提手提包。 哎呀,你們從哪兒鑽出來的呀?我們特地從武漢來接你們,在月台上等了好久。怎麼沒看見你們下火車? 你-們從哪兒鑽出來的呀?你們沒看見火車到站嗎?這麼一大串火車! 我們跑到車尾去了! 我們坐在車頭呀! 誰知道你們坐在車頭? 歸國華僑……我把下面的話嚥下去了,突然發覺那口吻有些特權味道。 父親死後42年,家和國都翻天覆地變了樣。他的兩個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兩房的兒女就在那樣的平常心情中相見了。沒有尷尬,沒有怨恨。我們只是到後台換了服裝,換了粉墨,臉上畫了皺紋,頭髮撲了白粉。再出場時,角色變了,腔調溫和了,步子沉重了,背有點兒彎了。我們唱的是一台不同的戲了。 昨天晚上我們開了一晚上的會,討論如何歡迎你們。大嫂在去賓館的車上對我說:我們決定,你們火車一到,你大哥和妹夫就上前去招呼安格爾,兩個侄兒上前去扶你這個大姨媽。 我笑說:我又不是七老八十,還要人扶? 哎呀,表示隆重嘛! 結果,月台上亂成一團,歡迎儀式全忘了。 只是我沒見到二哥。我們都喜歡他。他個頭魁梧,說話慢吞吞的,眼睛笑瞇瞇的,和他在一起,覺得安全自在,我尤其佩服他,因為他學的是獸醫,懂得如何對付我所怕的動物。 我問起他。 大哥連連擺手:不要問。不要問任何人。到了武漢,也不要問。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兒。你回來了,就好。大哥望著我笑笑,笑得很慈祥,往日的霸氣全消了。 我們一行人在廣州東方賓館安頓下來了,全聚集在一間房裡。 Paul從他旅行袋中拿出了一瓶酒,在桌上擺好酒杯,舉起酒杯,掃了一下喉嚨,非常鄭重地宣布:這瓶法國白蘭地,我從愛荷華一直提到中國,就是為了慶祝這一刻! 他昂頭一飲而盡。 兩個女兒在他和家人之中來回翻譯。 姐姐,你們回來,對我們是件大事呀! 華蕙不大講話,一直笑瞇瞇的,戴著我帶給她的助聽器,電線吊在胸前,滿不在乎。我在學校接到你的信,高興得發了瘋,揮著你的信,跑上公共汽車,向一車的人大叫:我姐姐要回來了!我姐姐要回來了! 我接到你的信,直說,好了,好了,要回來了,這下子可好了!大哥攥著拳頭在手掌上敲了一下。 大嫂說:你大哥1974年接到你第一封信,幾夜睡不著覺。知道漢仲過去了,他哭了。 明亮的火車。柔和的汽笛。我們三家九口,就那樣子一同從廣州回武漢。 廣東的泥土黑,湖南的泥土紅,湖北的泥土逐漸變成了黃色。黑土也好,紅土也好,黃土也好–都是我的鄉土,從心裡感到親。 我終於回到大江上的家鄉了。 長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樣地流,江漢關的鐘和三十年前一樣地矗立。現在,江上架起雙層大鐵橋,汽車在上層橋上奔馳,火車在下層橋上奔馳。我們一行車子在江漢飯店停下,原來就是往日的德明飯店。沉重的德式樓房依舊,門前老樹一大蓬綠葉依舊。往日洋人和中國富豪的飯店,我們只能在門外瞄一眼。現在,我提著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寬又長的樓梯,想起小時候,家住漢口日租界,大熱天,我和弟弟漢仲去買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著汗走過五個租界,為的是吃一根漢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飯店在德國租界邊上,我們走到那兒,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車一聲不響地在飯店門前停下了。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司機跳下車,打開車門,哈著腰站在一邊。高鼻子洋人走進那神秘的大樓裡去了。 江漢飯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務員聽見我說武漢話,眼睛一亮:你家會說武漢話? 我是武漢人。 武漢人? 嗯。從美國回來的武漢人,離開30年了。 30年? 你家想吃麼司,只管說。面窩,豆皮,武昌魚。 喜頭魚! 她搖搖頭。我們只有武昌魚。
幾貼速寫
東湖的水依然那樣子藍。天上的雲依然那樣子飄。 一個綠衣童子站在夾竹桃下。他轉身看見我,突然笑了。火紅的夾竹桃在他頭上燒起來了,燒紅了他的臉。 他仍然羞怯怯望著我笑。 真個是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 一抹青山。一溜垂柳。灰藍的天。灰藍的水。無波,無雲。水天之間,一條小船。披蓑衣的老翁拉著魚網,一把一把從水裡拉起來。 我在水邊跪下,輕輕拍拍水。 ………… 灰色樓房。一格一格的窗子,一排一排,全是灰暗的。 妹夫一手提一個大肚子土罐子,從外面眉飛色舞地走進來,一面大嚷:涪陵榨菜!涪陵榨菜! 我跑川江特地下船買的。天下第一呀!給你帶回愛荷華! 他的臉正好嵌在背後灰色大樓一個窗格子裡。窗格子突然亮了。 ………… 一扇褪色的木門半開著。一個老人坐在門內竹凳子上。他身旁一叢翠綠的葉子,綠滴滴的,滴到老人肩上了。 ………… 長長的窄巷,灰色的樓房。地上閃著雨水。很靜很靜。 突然,吱-吱-吱-很細很細的叫聲,一聲聲,很肯定,很清晰。我轉身尋找。路旁一個破竹簍裡,兩隻嫩黃小雞吱-吱-又叫起來了。竹簍邊上吊著一片青菜,綠得水滴滴的。 那兩點嫩黃,那一小片水綠,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黃鶴樓呢? 黃鶴樓呢? 我站在渡江的輪船上問,望著對岸兩三縷煙子在煙囪繚繞。 黃鶴樓呢? 大江茫茫,到哪兒去找? 大江依舊東流去。白雲依舊空悠悠。江上的黃鶴樓不見了。我卻回來了,和丈夫女兒一起回來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聶家所有的人一起去坐船,一定要從當年父親靈柩回鄉飄著爺爺寫的輓幅 “魂兮歸來” 的江漢關上船。現在,兩腳踏上船的那一刻,很嚴肅,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畫了個完完整整的圓圈。我向母親默禱:姆媽,您可安息了。 船上擠滿了人,日正當中。我在老人、孩子、年輕人之間擠來擠去。汗臭,體臭。感到切身的親,好像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三十年來,一直和他們在一起,在大江上一起掙扎,一起拼命,一起活過來了。他們大聲說話叫嚷。 Paul問:他們在吵架嗎? 我笑了:他們就是那樣子講話的。 Paul望著天邊黑濛濛的煙霧說:我想像不出你是在這兒生長的。 下午,我對Paul和兩個女兒、大哥蕙妹兩家人說: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遍我生活過的地方。願走的,跟我來!不願走的,留下來! Paul在愛荷華說過:我要踩著華苓的腳走過的每一寸土地。兩個女兒對家中舊事充滿好奇。沒有一個人留下來。浩浩蕩蕩,我們從江漢飯店出發,走上沿江大道。昔日的沿江大道橫貫漢口的五個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沿江的大廈,全是洋行和洋人的住宅。江邊鸚哥綠的草坪上,擺著木椅子。江邊和一溜黑色鐵欄杆之間,有一條水門汀的人行道,洋人有的推著嬰兒車,有的牽著殺氣騰騰的大狼狗,在那兒散步。外國軍艦飄著各自的國旗。租界以外的江上,三三兩兩的舊木船,都是在大江上討生活的人。夏天水漲,每天傍晚,我跟著大人去江邊看水漲水落,總要緊張一陣子。淹水的時候,遭殃的是租界以外低窪的貧民區。民國二十年大水,我們去了北平。我家三層樓房,兩層淹在水中,出去得從頂層在窗口坐划子。 “民國二十年大水……”小時候常常聽見大人講那句話,我就想到從窗口上划子,划著槳去 “走人家”。 我們一大夥人一走上沿江大道,我一下子怔住了。大道變成了窄道,大江也看不到了。眼前是一道厚實的堤防,是武漢人兩手一鏟土一鏟土築起來的,現在武漢沒有水災了。江邊大樓出出進進的是藍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員。長長一串板車載著稻草包的貨物,一人拖一輛板車走過來了,彎著腰,繩子搭在肩上,很堅定,很吃力,一步一步向前拖–那是一幅永恆不變的中國人雕像,當年我在大江上看到的縴夫,也是那樣子拖著粗大的繩子,在峭壁懸崖上,一步一步向前拖。 聶家兩代人朝聖似的,走過一條一條街。走過我昔日一個一個租界裡的家。俄租界的上海理髮廳仍然在那三岔路口。理髮廳對面白俄女人精緻的小店,那個有彩虹小陽傘的小店不見了。再走過去,應該就是我記憶中最早那個家了–汽車從镥花鐵門內長長一條車道上一直駛到樓前,兩根粗大的石柱子頂著寬敞的陽台,從石柱子之間走上台階,走進一抹寬大的樓梯,迎面大鏡裡的人對著你走來,你不得不轉彎向上走去,突然看到爺爺巨大的身影。 我們的家呢? 我們的家呢? 我站在街頭四處尋找兒時的家。 這就是我們的家! 大哥指著我身後說。 原來我正站在我家大門口! 我轉過身,只見兩根石柱子,再看一眼,仍然只有那兩根石柱子。經過了半個世紀的大風大浪,我們都活過來了,現在我們一同站在三岔路口,站在兩根石柱子之間,一同尋找兒時的家。我突然明白為什麼一切的舊恨宿怨都消失了。 我們走過英租界的蘭陵街,走到一個弄堂口。同福里! 我叫了起來。抗戰爆發,我們母子寄住這兒,日本飛機來了,母親把兒女一把擁在懷裡,躲在桌子底下。 我站在同福里前面。一棟棟小紅磚房陳舊得變樣了。兩個男孩子,手叉在腰間,狠狠盯著我們。 走吧。我轉身說。他們好像要武鬥的樣子。 我們也一同尋找甫義里。父親去後,母親帶著四個兒女,在那兒過著愁苦的日子。 我們又一同走過德租界的一碼頭,二碼頭,三碼頭,四碼頭,五碼頭,六碼頭,走到日租界我最後一個家,在兩條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圍牆,一層層樓,一扇扇窄窄的長窗子。牆內園子角一棵梧桐樹,夏天知鳥吱–吱–一聲聲,日子永遠就那樣子拖下去。改變那單調生活的是父親的死亡,是家族的明爭暗鬥,是母親的悲苦。 國際大團結! 薇薇指著我家門口木牌上的字。 現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訴我。 我向門內看了一眼。幾個人坐在天井裡板凳上談話。 這兒本來是三層樓房,一個大園子。我對Paul和兩個女兒說:日本人佔領武漢,美國飛機丟炸彈,正好丟在房子正中間,就炸出了這麼一個天井。抗戰勝利後,我們從四川回漢口,發現我們家炸成了平房,中間一個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間變得明亮了,每個房間都有陽光。我向牆內又瞧了一眼,笑著說:我小時候就想要這樣一個敞開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國人!中國人!這就是中國人!就是大災大難,他也有逆來順受的道理。 \ 真君
80年代,我回鄉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中國大陸。湖北副省長在武漢翠柳村擺宴招待我們,大哥夫婦也在座。我請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滿口答應。那一年,我們也去了開封大哥的家。那時他的孩子們才告訴我,大哥在 “文革” 中被打成右派,背上背著牌子:地主的孝子賢孫。做苦工,搬磚頭,調石灰。 1978年,我們重見時,他還沒平反。1980年,在開封大哥家,我問起真君。 大嫂說:你大哥的媽死了以後…… 哪一年?我問。 1962年。 我媽在台灣也是1962年過世的。 真巧!大哥說。 大嫂繼續說:爺爺在抗戰時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著你大哥的媽住,在武昌。解放以後,我們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養的。她把她們照顧得特好。大哥的媽死了,她來開封跟我們住。她叫我姐姐。我們真像姊妹一樣。有一天,組織上叫我去談話,說真君是我們的丫頭,在新社會是不允許的。我解釋說,我們沒把她當丫頭,她一個人,孤苦伶仃,我們要養她,我們和姊妹一樣親。不行,在新社會,組織會安排她的生活。原來他們要把她嫁給一個模範老工人。我沒辦法,最後我只好答應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對她說:真君,你有個家了。她點點頭說:嗯,有。我說:不是這個家,另外一個家。她還是點頭:嗯,有。我說不清,只好做手勢。我把她幾件衣服包起來,放在她手裡,牽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說: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來:不,我要姐姐。大嫂聲音哽住了。 我對她說: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門。我和她一起去鄭州。哎,一個老頭子,亂七八糟一間小屋子。我對她說:你在這裡住,常常回來。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個星期都來看我們。每次來,都帶糖呀、糕呀給孩子們。大約一年多以後,老頭死了。組織上對她說不清,把她沒辦法。我請了一個星期假,去鄭州陪她。她見到我,大哭,要跟我回來,回來住了一個月,還是不能留下來,還是得走。她回去以後,在醫院當洗衣工。後來他們又把她嫁了,嫁到鄉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失去聯絡了。我們也自身難保。 1986年,我和弟弟華桐沿江重訪母親帶著幾個小兒女,在抗戰中艱苦生活過的地方。重慶,萬縣,三鬥坪,宜昌,武漢。最後去開封。湖北應山縣外辦突然來了,提著一包皮蛋,特地趕來邀請我和華桐去應山。那算是我們老家了,但我母親這一房人從沒去過。父親死後,在母親的苦難中,那兒的親友對我們敬鬼神而遠之。我和華桐一時也無法改變早已決定的行程。我對大哥說:你去吧。他說:我算什麼? 他們要你們去呀。 我們從外辦那兒終於知道了二哥的情況。1980年,湖北副省長把調查聶華棣下落的工作,交給應山縣辦理。剛好是來開封的這位外辦去調查。二哥的命運,寥寥幾句話就了結了。 50年代,二哥從武漢回應山養牛。忽然有幾條牛死了。有人說牛是他毒死的。他就進了勞改營。他在那兒得了肺病。據說60年左右被釋放了。但應山沒有他回去的記錄,武漢也沒有。最後外辦找到一個當年和他一起勞改的人。那人說,他在勞改營裡看見過二哥,骨瘦如柴,因為勞改,沒敢說話。過了一陣子,他走過一堆黃土。 土堆前面插了一個小牌子:聶華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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