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我的父親，五歲念私塾、七歲學國畫、十六歲上美術專科學校、十九歲改行搞文學創作、三十歲進中央戲劇學院專修文藝理論，在我出生的那年，他的夢想是藏書一萬冊。

如果說在我不記事的時候，家裡的空間到處都是書的話，那麼不大的家在我的記憶中，所有我喜歡讀的書真的就都是“藏起來的”。

我的記憶似乎都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父親開始“藏書”的那年我七歲。開始是父母將書架上、床底下和桌子底下的書都“翻”了出來，我覺得他們像變戲法一樣地將書塞滿了整個房間。記得母親還和父親吵了一架，怪他坐著發呆而不幫她盡快地將書塞進麻袋裡。從那天起，連續幾個清晨，只要窗外傳來“收破爛”的博浪鼓聲，母親就會驚慌失色地拎起半麻袋的書，在淡淡的晨霧裡，將麻袋掛到推著手推車的老頭手裡的那竿秤上，接著手裡攥著幾塊錢和那個空麻袋返回。那時，三分錢就可以買一隻“冰棍”吃，所以我覺得家裡有著取之不盡的寶藏——那就是書。可是當母親將一本本書用來“點爐子”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可惜啦。那時沒有煤氣爐，點爐子都是用紙先點燃木柴，木柴再燃著煤。母親日復一日地將一本本書送進爐膛，直到有一天父親從她手里奪下一本墨綠色絹質書皮的書，燒書才算了結。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套《紅樓夢》，不是原版也應該是早期再版。接著我發現家裡的書又像變戲法般地換成另一種方式消失了——父母把它們分放在原本是裝冬衣的大木箱裡和一些堆積在倉房的紙盒箱裡。從那時起，我對讀書的渴望就從父親的書架轉移到這些箱子上。從七歲到十四歲，我讀完了父親所有的“藏書”。記得九歲開始讀父親從火堆裡搶救出來的《紅樓夢》時，因為是繁體字，我連“這個”的字義都是在讀的過程中猜出來的。儘管那時讀完了全書也不知所云，但是我學會了繁體字。

在讀書的過程中，我發現父親對“藏書”也有近有疏：中國古典名著藏在家中，外國名著藏在倉房。當我覺得父母不會馬上回家時，我就將垛在大木箱上的兩個裝衣服的皮箱挪下來，再掀開木箱上的沉重蓋子，找出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坐到窗台上讀。這樣不僅光線好，還可以防備父母突然回家時，我有足夠的時間將書放回木箱內。當然，父親要是在家裡寫東西，我就會找個理由躲到倉房去看書。

倉房並非我家獨有。我家沒有在院子裡搭建“板棚子”，所以父親單位分給我家一塊可以存放煤柴的地方。這個公共倉房實際上是由三層樓梯和平台改裝的。也就是說，俄式樓房多大都設有前門和後門，所以有兩個樓梯。文化局將後面的樓梯封上，一是避免家屬在連接辦公大樓的院子裡出出進進，同時又多出一塊空間供沒有“板棚子”的人家堆放雜物。由於是全方位“開放”，沒人將值錢的東西放在那裡。到了“文革”時期，曾為文化局燒鍋爐的那家人就霸占了一樓至二樓的空間，不但堆積雜物，還養了一群雞。我家的煤柴堆積在二樓銜接到三樓的一塊空間裡，因此我每次取煤柴等雜物就必需通過臭氣熏天的雞籠才能到達二樓。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漸漸地沒人使用這個閣樓了，最後這家“工人階級”居然從一樓入侵到三樓，將三樓樓梯的終點加上了一道木門，名正言順地將公共倉房據為己有。也許是整棟樓的人都是潛在的“批鬥對象”，沒人追究這種違建行為，只有我依然光顧屬於我家的“地盤”。也許是那家人的倉房也沒有值錢的東西，加上有一窩雞，沒人相信會有人願意在那裡久呆，因此在這裡讀書反而心靜，不用耽心父母的干涉。我從不同的紙盒箱子裡翻出父親的藏書，就著雞屎味孜孜不倦地讀著，有時為了書裡的故事痛哭流涕，有時又為書中的人物鳴不平。也許因父親研究戲劇理論，所以倉房裡的藏書多為中外戲劇，古典的、現代的、精裝的、手印的，外國宮廷劇成為我的西方啟蒙教育，中國傳統劇目成為我後來學習編劇專業耳聞能詳的資本。

父親的書房在“文革”以後不僅寬敞明亮，而且文房四寶、大寫字台、高背皮椅、靠牆書架應有盡有。但是父親卻在十六年前帶著沒有完成擁有“萬卷書”的遺憾，撒手人寰。而我，移居美國二十年，至今也沒想出一個安頓好父親“一架詩書”的最佳方案。幸運地是，我在父親去世前，告訴了他我童年“偷看藏書”的秘密，父親以“大智若愚”對我加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