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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6日，美南華文寫作協會邀請居住加州的著名學者及作家朱琦博士來休士頓演講，講題為：「從世界文明看中華文明」。

朱琦美南開講(右六)

朱琦的演講首先從世界幾大古老文明說起，他這些年經常帶團在世界各地遊走，所以他在演說中融合了大量東西方的歷史文化比較和他的旅行見聞。他特別從歐洲、小亞細亞、印度、美利堅等不同文明的角度來審視中華文明的傳統和習慣。說到“中華文明”，他認為遼闊的中國地大物博，但從整個世界來看，中國的地理環境卻相當封閉，而中華文明的延續和中國社會的穩定一統正得益於這種地理環境。另外，中國人看待萬事萬物也很容易受制於其獨有的文化傳統及背後的地理環境，即使是在今天，由幾千年歷史積澱下來的集體無意識仍舊影響著中國人對事物的判斷和評價。

在朱琦看來，這地球之上，中華民族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民族。她的“特別”，來自她的獨一無二。這個民族人口結構龐大，高山、大海的守護，歷史上的漢唐曾佔據世界文明的頂峰。舉目世界的古老文明，尤其是各大東方帝國，紛紛敗落消匿，但唯有中華文化代代傳承至今，且更有歷久彌新之大氣象。雖然經歷了近五百年的閉關、衰弱、受辱、奮爭之後，如今的中華民族又奇蹟般地重新站起來了。

朱琦說，宏觀地考察中華文化的內在力量，勤奮吃苦的特殊品質來自於我們在經濟形態上的農耕文化，中國人的本質都是農民，男人們從春播到秋收，女人們從紡線到織布，獨自生存的毅力相當頑強。在社會組織形態上，中國人崇尚的是血緣，是家族意義的宗法文化，這種來自親情的凝聚力超越了任何一個民族。由家及國，中國人幾千年來習慣於家國春秋，號稱有國才有家，也因此，中華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就自然地將儒家的思想發揚到了極致。“學而優”的努力，“修身治國”的抱負，“齊家平天下”的理想，都一代一代凝聚在中國人的血液裡。吃苦、愛家、光宗耀祖再加上強烈的民族感，讓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能開花結果！

朱琦，1990年獲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學位，1991年遊學日本，1992年秋到美國舊金山灣區定居，先後任教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系和史丹佛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以文化講座和散文隨筆作品聞名海內外。出版著作有散文集《讀萬里路》、《黃河的孩子》、《東方的孩子》、《東張西望》、《十年一笑》等。他的散文《回鄉日記》由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獲廣播電視部星光獎。《黃河的孩子》在台灣出版，登上聯合報讀書金榜。最新出版的《讀萬里路》獲中國首屆華僑文學獎。此外，還曾獲得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中國首屆老舍散文獎和贊化杯文學獎、岱山盃文學獎。

朱琦的系列文化大散文，從《隔洋相看霧滿天》裡中美文化的辨析比較，到《複雜的中國人》裡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深入剖析；從《故鄉黃河中原》的濃郁鄉愁到《史丹福與柏克萊》的瀟灑率真；從古典名著《人肉包子與座上客》的再析到艱辛浪漫的《八十年代的火車》的回顧；從《男人之美》的論斷到《美人總被雨打風吹》的辯思；從《夏天的阿拉斯加》的爽目到《太浩湖滑雪》的襟懷；從《黃河邊奶奶長江邊外婆》的感念到鄉下的《曲終人不見》的詠嘆；從結緣海外的《骨肉鄰居》到苦澀的《陪讀父親》；從《矽谷搶房記》的笑談到《窗對滄海》的抒情，真正是雲遊在海天雲闊之間。

朱琦的縱論古今之所以震撼人心，是他能夠站在新的文化視點上，隔著海外的時空，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的傳統精髓。如他的“重讀千古英雄”系列，可謂篇篇鞭辟深刻，振聾發聵。其中的《人肉包子與座上客》，說的是從西方文化的眼中再看中國歷史的“英雄”：義薄雲天的武松在十字坡酒店遇孫二娘，本來是要被“開剝”包進人肉包子，被張青一聲“好漢”喝住，立刻結為生死兄弟。作者從這樣千百年傳頌的故事裡剖析中國文化的弊端，從肉包子的“冷”和座上客的“熱”指出了“義”在倫理價值觀上的深刻局限。作者同時對照西方文化中平等博愛的精神以及尊重個體生命的理念，重新解讀中國歷史的“千古英雄”，真可謂發人深省。如《伍子胥的“三角悲劇”》一篇，這個驚天動地的“復仇”故事，蘊藏的卻是中國歷史上帝王統治脈脈相承的慘烈。朱琦還將他掃描歷史的目光深入到了諸如《細腰。蓮足。櫻桃嘴》這樣細緻的文化“意象”深層，辨析出古往今來病態審美文化的根源。他筆下的《紅眼綠眼青白眼》，寫的更是“國民性”裡的陰暗積習，閃爍著理性批判的光芒。

朱琦的“奇”，還在於他懷揣著一張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的博士證書走來美國，在這個號稱廢“文”立“工”的異土他鄉，朱琦沒有放棄自己，在北加州的大洋濤聲裡，竟然私家斗膽開班授徒，講授古典詩詞歌賦，無論春秋寒暑，聽者趨騖，弟子三千。他的思辨，他的境界，他的風采，一次次捲起“朱琦旋風”，電台有他的聲音，電視有他的形象，報紙有他的檄文，他以自己獨具的魅力和功力，把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海外振臂傳播。今天的朱琦，正在海外創造著一道“朱琦文化”的風景線。

在這次演講中，朱琦特別強調今天的中國正在日益強大，科技在飛速發展，經濟在日夜騰飛。但是，作為中國人，千萬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近五百年來的閉關落後導致了我們的血液中缺少了西方文明中最寶貴的人文主義精神。自二十世紀以來，多少仁人誌士在努力為我們的民族補上“文藝復興”這一課，可惜歷史的急速演變讓這一文化的使命至今依舊任重而道遠。

歷史顯然給了中華民族一個嶄新的課題，那就是要在“文明”中崛起。因為“一個文明的進程才能最後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歷史將會證明，古老的中華文化只有在與全球新文化的不斷交流融合中，在海內外交相呼應的大格局中，才能真正地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