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紐約文界，何人不識夏先生?尤其我曾是世界周刊的記者，接觸機會又比別人多一些。結識十八年間，我從美東大紐約地區搬到中國大陸，先北京後上海，一直保持連繫直到他病重，這緣分始於工作，沒有止於工作，全因為夏先生對我的謬愛。

在一次文藝活動後的聚餐上，我坐在夏先生身旁，話題又是張愛玲。這不稀奇，對美國漢學界，夏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對一般讀者，「張愛玲的伯樂」才是夏先生的名片。夏先生在台灣聯合文學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人們見到他，總要請教關於張愛玲，而我也是個張迷。我羡慕夏先生識曉張愛玲，在她身後寫懷念的文字，夏先生便說：「我死後，你也可以寫我啊！」

這就是夏先生，口無遮攔，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那異於常人的反應，常讓人錯愕、詫笑，不知如何回應。

夏先生學貫中西，思路機敏，除了學問，有很多對人對事的觀察，真率尖刻，嘲人自嘲皆有，說起話帶著濃濃的滬腔，旁徵博引，喜作謔語，一句句拋出來，就看聽者能不能跟得上。據說這種跳躍性的邏輯，屬於特別聰明，有創造力的人，而魯鈍如我，只能驚怖於河漢之無極。我喜好文學，但讀書不多，沒有學問，夏先生卻不嫌我腹笥甚窘，反而喜歡跟我聊天，關心我的文學創作，我覺得慚愧，但也一直沒有下功夫。面對天才，有時我們只要注意聆聽，聽得懂的就如獲至寶般收好，聽不懂的，就當它是風過竹林，雨打芭蕉，留下一種嚮往。

1996年8月，我任職於世界周刊，主任派下任務採訪夏志清教授，請教關於中國文革時期的文學發展，寫了夏先生的地址給我。我一看，夏先生就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113街，跟我的舊居只隔一條街。我先生曾在哥大攻讀博士，1991到1994年住在112街的宿舍公寓，聽說赫赫有名的夏志清在哥大教書，曾溜進教室旁聽了一節課，只記得他勸大家不要在身體上刺青，至於文學，好像沒聽到幾句，可能也是那時我新來乍到，聽不懂夏先生的英文。那應該是夏先生在哥大授課的最後一學期了，他1991退休後，作為榮譽教授，一直跟夫人住在該處。

採訪那天，我穿了一身西裝長褲，力圖像個幹練的記者，準備採訪大學者。哪知夏先生一見我，開門見山說他對大陸後來的文學運動不熟悉，遞給我一本簡體書，要我自行研究，這樣我的採訪任務便結束了，接下來就是閒話家常。他十分親切問我知不知道自己英文名字的原由，家庭婚姻愛好等等，話題自然談到小說。之前我剛得到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夏先生一聽，很高興地從書房裡找出刊登得獎作品的那期雜誌，要我在上頭簽名。我有點錯愕，怎麼說都應該是我請他簽名才是。他的熱情率性，完全推翻了我對大學者的想像。

這便是我頭一回見到夏先生。之後，在紐約一些重要的文藝活動聚會裡，常會見到夏先生，他每回都親熱地跟我招呼，開心地緊握我的雙手。在這些場合裡，我的身分常是記者，有一次坐在夏先生身旁，夏先生對台上貴賓的發言，一會兒搖頭不同意，一會兒嗤笑，完全不掩飾他的感受。難怪有人說他是頑童，在人際關係複雜微妙的成人世界裡，要像他那樣忠於自我的感受，永保真性情，實在不容易。也可能是藝高人膽大，誰也不怕，只遵循夏氏真理，在滾滾濁世中，他的處世風格如清風拂面，讓人也放鬆自在起來。他轉頭對低頭認真做筆記的我說：「做記者很可憐啊，要聽這些無聊的東西。」

然而並非所有的藝文活動都是如此。有一場是當時的哥大系主任王德威，請來上海的王安憶和衛慧演講。一個是被王德威譽為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相的王安憶，一位是因大膽書寫都市情欲崛起正在各國打書的衛慧，二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相差很大。文章登出來後，夏先生給我來信，肯定我的報導角度，說我很公平，不偏不倚，還附了一張我的照片，卻是他在演講會上抓拍的，真是童心未泯。

夏先生在他的成名作『中國現代小說史』裡，率先肯定張愛玲的文學成就，說她是中國當代寫得最好的作家，當時張愛玲小說被視為通俗的鴛鴦蝴蝶派，夏先生的眼光和勇氣，令人佩服。這樣一位一錘定音的小說評論家，卻偷偷告訴我，平日他不讀小說，讀小說是工作，不是休閒，退休後，他的視力不好，只讀書評和詩集，反而是夏夫人，睡前都要讀半個小時的小說。夏先生對當代的文學作品是隔閡了，然而文學的鑑賞力依舊敏銳，談話中，常能一針見血，一語中的。

看到當今文壇奇技淫巧，語不驚人死不休，評論家拿各種主義往作品上套，我自覺落在時代之後。夏先生當面告訴我：「只寫你知道的，你若是個方正規矩的人，就不要想寫那些奇怪的東西。」在信裡他又說:「小說不必寫得多，但每篇都要很精彩，自己看後也滿意，就好了。」我請教夏先生，小說什麼最重要？他提出「動人」二字。夏先生的文學審美觀點或許保守傳統，卻深獲我心，我覺得他推崇的是一種真誠的創作態度，把文學藝術和自己的生命相結合，不管別人說什麼。他告訴我：「先有作品，才有評論。」

夏夫人王洞女士曾對我說：「很多當代作家的作品夏先生都不喜歡，但是你的他喜歡。」有一次，中國知名作家李銳偕夫人蔣韻來美，拜訪了夏先生，之後夏先生對我說，「李銳寫的比你好。」我不禁笑了。夏先生實在太抬舉我了。夏先生對我的小說謬賞有加，但我從未想過麻煩他作序寫評。

以夏先生在評論界的聲望，常有作者慕名寄來書稿，懇求作序寫評等，然而夏先生年高體弱，有心臟病、高血壓，視力也不好，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他有限的精力，要加緊把『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整理加注，在聯合文學發表出版，還要校對『中國古典小說史』的中文版，這本英文著作在美國漢學界的影響甚至高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他還有自己想寫的文章，一篇「耶魯三年半」，治學的聰慧和博聞強記躍然紙上。他自己說三年半拿到博士，快得「一塌糊塗」，這是他的慣用語。

2000年6月，我的第二本小說集『大水之夜』出版，在紐約世界書局舉辦新書發表會。這場發表會，我敬慕的文壇前輩如王鼎鈞、趙淑俠、趙淑敏等，還有文友陳漱意、蘇煒等到場給我批評，其中也有夏先生。他說要為我的作品寫篇文章，趕讀了我的部份作品，寫成「章緣小說評述（上）」，這就是後來刊登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的「章緣小說四篇略評」。據我所知，這應該是夏先生為當代作家寫的最後一篇小說評論了，我極為感謝，也深感榮耀。發表會上他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初讀我的小說「更衣室的女人」，不能理解女主角的心理，讀了三遍後，才完全站到她那邊去了。這是一位專業讀者的虛心和開放，他高齡七十九，博學並享有盛名，面對一個後生晚輩的作品，卻願意再三琢磨。

新書發表會後一個月，夏先生約我見面，說要採訪我，準備寫一篇真正的評論，他還做足了功課，把我出版的兩本小說集都讀了，並要我把書評和其他未收錄的作品都帶上，還有幾張家庭照片供作參考。這是夏先生的研究方法，作品和作者並觀，從其中找出文本的創作動機和脈絡，跟後來文本獨立的研究方式不同。

七月的一個周日，我依約來到夏府。這回有機會好好參觀了一下。客廰裡整壁的書架，要取書得站到梯子上，書房裡堆滿了書報，幾無立足之地，桌邊地上散放了數杯舊茶，幾雙鞋子，顯示主人的不拘小節。書房裡有數層檔案櫃，拉開來全是分門別類的文件檔案，重要的書信往返。隨意提及什麼，他都能把相關的書和剪報找出來。夏先生送了我一本三版的英文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史』。

角色倒過來了，夏先生要採訪我。他早在紙上擬好若干問題，一見我就開始問，從問題裡可以看出他試圖建構我跟我作品的關係，這些問題反映了他讀書之精細。他讀出我作品裡的母親占了很重的分量，說我很愛我的母親，又問我的父親是否拋棄了我的母親。事實上，我的父親的確「拋棄」了我的母親，他在婚後四年就因病去世了。他拋出的第二個問題讓我一驚。他問我阿孫是誰?原來他注意到我的第二本書題獻給阿孫，在聯合文學新人獎的得獎感言裡也提到她。這個問題其實問到點上了。阿孫是我的至交好友，早期創作多虧她鼓勵，從她處得到很多創作靈感，故事裡常有她的影子。夏先生這兩個問題，讓我不禁肅然起敬，覺得他火眼金睛太厲害了。

中午，夏夫人返家，夏先生帶著紙筆，把寫了問題的紙頭鄭重塞進胸前口袋，三人一起到附近的中餐館富貴樓用餐，夏先生做東。如今思來，這頓飯怎麼樣也該我請客，當時卻糊里糊塗依了主人意。我只會寫文章，做人做事都稚嫩。多少年來，我沒有請過夏先生一頓飯，反而讓他請了三次。第二次是王德威教授當選哥大東亞系系主任，夏先生請來一桌王教授的朋友，辦了個驚喜派對為他祝賀，我當陪客，吃過飯回報社去發了篇新聞稿。第三次時，我已經搬到上海了。

這篇「章緣論」最終沒寫出來，夏先生多次在書信裡提及，說他事忙，向我致歉。我很遺憾不能讀到夏先生對我作品更全面深入的評論，但是他所給予我的已遠超過我所應得和我的期待。

雖然寫了很多報導文字，我一直沒有直面寫過夏先生，直到2001年，受當時世副主編田新彬之邀，寫大紐約地區幾位名家：夏志清、王鼎鈞、琦君和莊信正。這一年，夏先生八十，摘除了白內障，視力改善，心臟病和高血壓也都在控制之中，老先生十分高興，排了很多著書和出版計畫。我寫了篇「人生八十才開始」。

2002年10月，夏先生突然寄來一份禮物，打開一看，竟然是沈從文於1982年6月親筆題贈的『從文自傳』。夏先生在書扉上寫了鼓勵祝福我寫作的話，並注明將此書送我，「讓它避疫免災，延長它的生命。」這份厚禮卻之不恭，只能忐忑收下。沈從文也是我喜愛的作家，從夏先生那裡拿到此書，更感意義非凡。

2003年3月，世界書局為我辦了長篇『疫』的新書發表會，夏先生當天因血壓高，不克前來，特別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文學的前途』。

2004年夏天，我們舉家搬往北京。離開前，紐約文友聚會為我餞行，夏先生又因血壓高不克前來，託人送來他的『雞窗集』，期許我到北京後寫出傑作。夏先生生肖屬雞，他常終夜讀書寫作到東方初白，這書名取的是晚唐詩人羅隱詩句「雞窗夜靜開書卷」，以夏先生的聰明，他的用功也令人望塵莫及。

夏先生出生於上海浦東，畢業於滬江大學英文系，後跟哥哥夏濟安一起到北京大學教書，對北方的嚴寒深惡痛絕。沒想到隔年我們便舉家遷至他的故鄉。到了上海，我積極學說上海話，寫年卡給夏先生時便賣弄幾句，逗他開心。夏先生告訴我，他們在上海先是住在蘭心戲院附近，再搬至霞飛路國泰戲院附近，都是最「鬧猛」的地方，後來搬到較新式的兆豐別墅。兆豐別墅就在中山公園附近，離我所住不遠。當年這個別墅住的多是達官顯要。

2008年8月，我回紐約探訪故舊，借住在新澤西茶頸鎮朋友家，並擇日去探望夏先生。我先搭巴士進紐約，轉地鐵到他家。夏先生見了我很高興，但明顯話少了，他送我一本香港出版的『談文藝憶師友』，上面特別寫著我們已四年不見。夏先生和夫人很熱情地招待我，請我到附近的法國餐館用餐。餐畢，我因為要趕車，只好提前告辭，夏先生跟我在餐廰外告別，互道珍重。我望著他的眼睛，很驚奇地發現八十多歲的夏先生眼睛清澈明亮，全無耄齡老人常見的黃濁血絲，那清澈的眼光留在我的腦海裡，成了我對夏先生最後的印象。

那年的年卡上，夏先生說見面後一周，他因為忙碌染上肺炎住院了，正在逐漸復中。隔年的四月，莊信正教授來上海，約在靜安公園的巴厘餐廰吃飯，說到夏先生中風，已插管，住在布朗士一家療養院，情況不太樂觀。我寫信給夏夫人詢問病情，夏天到加州探望母親時，也打了電話去慰問。夏先生後來康復出院了，2010年的12月，又給我寄來賀卡，如往常一般，密密麻麻寫滿卡片的空白處，說自己九十歲了，當選台灣中研院院士，說收到我寄去的新書，真想把它看完，「我已多年未看你們這一代的作品了，自己想想就很難為情。」

夏先生總是非常客氣，什麼事都要寫封信，請我吃飯，我寫謝卡，他也要回信。他的信寫在A4的白紙上，絮絮說著近況，或是最近寫的得意文章，如有塗改，一定用塗白液。我注意到這封卡片上，字跡較為潦草，錯字直接塗掉，沒有再用塗白液了。這是夏先生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而今，夏先生真的仙去了，我也真的在寫關於他的回憶。如果能見到夏先生，我一定會跟他說，這篇文章難寫得「一塌糊塗」，而他會以清澈的眼光看著我，彷彿在說：只寫你知道的。

（章緣  專業作家,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