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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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文界,何人不識夏先生?尤其我曾是世界周刊的記者,接觸機會又比別人多一些。結識十八年間,我從美東大紐約地區搬到中國大陸,先北京後上海,一直保持連繫直到他病重,這緣分始於工作,沒有止於工作,全因為夏先生對我的謬愛。 在一次文藝活動後的聚餐上,我坐在夏先生身旁,話題又是張愛玲。這不稀奇,對美國漢學界,夏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對一般讀者,「張愛玲的伯樂」才是夏先生的名片。夏先生在台灣聯合文學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人們見到他,總要請教關於張愛玲,而我也是個張迷。我羡慕夏先生識曉張愛玲,在她身後寫懷念的文字,夏先生便說:「我死後,你也可以寫我啊!」 這就是夏先生,口無遮攔,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那異於常人的反應,常讓人錯愕、詫笑,不知如何回應。 夏先生學貫中西,思路機敏,除了學問,有很多對人對事的觀察,真率尖刻,嘲人自嘲皆有,說起話帶著濃濃的滬腔,旁徵博引,喜作謔語,一句句拋出來,就看聽者能不能跟得上。據說這種跳躍性的邏輯,屬於特別聰明,有創造力的人,而魯鈍如我,只能驚怖於河漢之無極。我喜好文學,但讀書不多,沒有學問,夏先生卻不嫌我腹笥甚窘,反而喜歡跟我聊天,關心我的文學創作,我覺得慚愧,但也一直沒有下功夫。面對天才,有時我們只要注意聆聽,聽得懂的就如獲至寶般收好,聽不懂的,就當它是風過竹林,雨打芭蕉,留下一種嚮往。 1996年8月,我任職於世界周刊,主任派下任務採訪夏志清教授,請教關於中國文革時期的文學發展,寫了夏先生的地址給我。我一看,夏先生就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113街,跟我的舊居只隔一條街。我先生曾在哥大攻讀博士,1991到1994年住在112街的宿舍公寓,聽說赫赫有名的夏志清在哥大教書,曾溜進教室旁聽了一節課,只記得他勸大家不要在身體上刺青,至於文學,好像沒聽到幾句,可能也是那時我新來乍到,聽不懂夏先生的英文。那應該是夏先生在哥大授課的最後一學期了,他1991退休後,作為榮譽教授,一直跟夫人住在該處。 採訪那天,我穿了一身西裝長褲,力圖像個幹練的記者,準備採訪大學者。哪知夏先生一見我,開門見山說他對大陸後來的文學運動不熟悉,遞給我一本簡體書,要我自行研究,這樣我的採訪任務便結束了,接下來就是閒話家常。他十分親切問我知不知道自己英文名字的原由,家庭婚姻愛好等等,話題自然談到小說。之前我剛得到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夏先生一聽,很高興地從書房裡找出刊登得獎作品的那期雜誌,要我在上頭簽名。我有點錯愕,怎麼說都應該是我請他簽名才是。他的熱情率性,完全推翻了我對大學者的想像。 這便是我頭一回見到夏先生。之後,在紐約一些重要的文藝活動聚會裡,常會見到夏先生,他每回都親熱地跟我招呼,開心地緊握我的雙手。在這些場合裡,我的身分常是記者,有一次坐在夏先生身旁,夏先生對台上貴賓的發言,一會兒搖頭不同意,一會兒嗤笑,完全不掩飾他的感受。難怪有人說他是頑童,在人際關係複雜微妙的成人世界裡,要像他那樣忠於自我的感受,永保真性情,實在不容易。也可能是藝高人膽大,誰也不怕,只遵循夏氏真理,在滾滾濁世中,他的處世風格如清風拂面,讓人也放鬆自在起來。他轉頭對低頭認真做筆記的我說:「做記者很可憐啊,要聽這些無聊的東西。」 然而並非所有的藝文活動都是如此。有一場是當時的哥大系主任王德威,請來上海的王安憶和衛慧演講。一個是被王德威譽為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相的王安憶,一位是因大膽書寫都市情欲崛起正在各國打書的衛慧,二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相差很大。文章登出來後,夏先生給我來信,肯定我的報導角度,說我很公平,不偏不倚,還附了一張我的照片,卻是他在演講會上抓拍的,真是童心未泯。 夏先生在他的成名作『中國現代小說史』裡,率先肯定張愛玲的文學成就,說她是中國當代寫得最好的作家,當時張愛玲小說被視為通俗的鴛鴦蝴蝶派,夏先生的眼光和勇氣,令人佩服。這樣一位一錘定音的小說評論家,卻偷偷告訴我,平日他不讀小說,讀小說是工作,不是休閒,退休後,他的視力不好,只讀書評和詩集,反而是夏夫人,睡前都要讀半個小時的小說。夏先生對當代的文學作品是隔閡了,然而文學的鑑賞力依舊敏銳,談話中,常能一針見血,一語中的。 看到當今文壇奇技淫巧,語不驚人死不休,評論家拿各種主義往作品上套,我自覺落在時代之後。夏先生當面告訴我:「只寫你知道的,你若是個方正規矩的人,就不要想寫那些奇怪的東西。」在信裡他又說:「小說不必寫得多,但每篇都要很精彩,自己看後也滿意,就好了。」我請教夏先生,小說什麼最重要?他提出「動人」二字。夏先生的文學審美觀點或許保守傳統,卻深獲我心,我覺得他推崇的是一種真誠的創作態度,把文學藝術和自己的生命相結合,不管別人說什麼。他告訴我:「先有作品,才有評論。」 夏夫人王洞女士曾對我說:「很多當代作家的作品夏先生都不喜歡,但是你的他喜歡。」有一次,中國知名作家李銳偕夫人蔣韻來美,拜訪了夏先生,之後夏先生對我說,「李銳寫的比你好。」我不禁笑了。夏先生實在太抬舉我了。夏先生對我的小說謬賞有加,但我從未想過麻煩他作序寫評。 以夏先生在評論界的聲望,常有作者慕名寄來書稿,懇求作序寫評等,然而夏先生年高體弱,有心臟病、高血壓,視力也不好,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他有限的精力,要加緊把『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整理加注,在聯合文學發表出版,還要校對『中國古典小說史』的中文版,這本英文著作在美國漢學界的影響甚至高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他還有自己想寫的文章,一篇「耶魯三年半」,治學的聰慧和博聞強記躍然紙上。他自己說三年半拿到博士,快得「一塌糊塗」,這是他的慣用語。 2000年6月,我的第二本小說集『大水之夜』出版,在紐約世界書局舉辦新書發表會。這場發表會,我敬慕的文壇前輩如王鼎鈞、趙淑俠、趙淑敏等,還有文友陳漱意、蘇煒等到場給我批評,其中也有夏先生。他說要為我的作品寫篇文章,趕讀了我的部份作品,寫成「章緣小說評述(上)」,這就是後來刊登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的「章緣小說四篇略評」。據我所知,這應該是夏先生為當代作家寫的最後一篇小說評論了,我極為感謝,也深感榮耀。發表會上他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初讀我的小說「更衣室的女人」,不能理解女主角的心理,讀了三遍後,才完全站到她那邊去了。這是一位專業讀者的虛心和開放,他高齡七十九,博學並享有盛名,面對一個後生晚輩的作品,卻願意再三琢磨。 新書發表會後一個月,夏先生約我見面,說要採訪我,準備寫一篇真正的評論,他還做足了功課,把我出版的兩本小說集都讀了,並要我把書評和其他未收錄的作品都帶上,還有幾張家庭照片供作參考。這是夏先生的研究方法,作品和作者並觀,從其中找出文本的創作動機和脈絡,跟後來文本獨立的研究方式不同。 七月的一個周日,我依約來到夏府。這回有機會好好參觀了一下。客廰裡整壁的書架,要取書得站到梯子上,書房裡堆滿了書報,幾無立足之地,桌邊地上散放了數杯舊茶,幾雙鞋子,顯示主人的不拘小節。書房裡有數層檔案櫃,拉開來全是分門別類的文件檔案,重要的書信往返。隨意提及什麼,他都能把相關的書和剪報找出來。夏先生送了我一本三版的英文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史』。 角色倒過來了,夏先生要採訪我。他早在紙上擬好若干問題,一見我就開始問,從問題裡可以看出他試圖建構我跟我作品的關係,這些問題反映了他讀書之精細。他讀出我作品裡的母親占了很重的分量,說我很愛我的母親,又問我的父親是否拋棄了我的母親。事實上,我的父親的確「拋棄」了我的母親,他在婚後四年就因病去世了。他拋出的第二個問題讓我一驚。他問我阿孫是誰?原來他注意到我的第二本書題獻給阿孫,在聯合文學新人獎的得獎感言裡也提到她。這個問題其實問到點上了。阿孫是我的至交好友,早期創作多虧她鼓勵,從她處得到很多創作靈感,故事裡常有她的影子。夏先生這兩個問題,讓我不禁肅然起敬,覺得他火眼金睛太厲害了。 中午,夏夫人返家,夏先生帶著紙筆,把寫了問題的紙頭鄭重塞進胸前口袋,三人一起到附近的中餐館富貴樓用餐,夏先生做東。如今思來,這頓飯怎麼樣也該我請客,當時卻糊里糊塗依了主人意。我只會寫文章,做人做事都稚嫩。多少年來,我沒有請過夏先生一頓飯,反而讓他請了三次。第二次是王德威教授當選哥大東亞系系主任,夏先生請來一桌王教授的朋友,辦了個驚喜派對為他祝賀,我當陪客,吃過飯回報社去發了篇新聞稿。第三次時,我已經搬到上海了。 這篇「章緣論」最終沒寫出來,夏先生多次在書信裡提及,說他事忙,向我致歉。我很遺憾不能讀到夏先生對我作品更全面深入的評論,但是他所給予我的已遠超過我所應得和我的期待。 雖然寫了很多報導文字,我一直沒有直面寫過夏先生,直到2001年,受當時世副主編田新彬之邀,寫大紐約地區幾位名家:夏志清、王鼎鈞、琦君和莊信正。這一年,夏先生八十,摘除了白內障,視力改善,心臟病和高血壓也都在控制之中,老先生十分高興,排了很多著書和出版計畫。我寫了篇「人生八十才開始」。 2002年10月,夏先生突然寄來一份禮物,打開一看,竟然是沈從文於1982年6月親筆題贈的『從文自傳』。夏先生在書扉上寫了鼓勵祝福我寫作的話,並注明將此書送我,「讓它避疫免災,延長它的生命。」這份厚禮卻之不恭,只能忐忑收下。沈從文也是我喜愛的作家,從夏先生那裡拿到此書,更感意義非凡。 2003年3月,世界書局為我辦了長篇『疫』的新書發表會,夏先生當天因血壓高,不克前來,特別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文學的前途』。 2004年夏天,我們舉家搬往北京。離開前,紐約文友聚會為我餞行,夏先生又因血壓高不克前來,託人送來他的『雞窗集』,期許我到北京後寫出傑作。夏先生生肖屬雞,他常終夜讀書寫作到東方初白,這書名取的是晚唐詩人羅隱詩句「雞窗夜靜開書卷」,以夏先生的聰明,他的用功也令人望塵莫及。 夏先生出生於上海浦東,畢業於滬江大學英文系,後跟哥哥夏濟安一起到北京大學教書,對北方的嚴寒深惡痛絕。沒想到隔年我們便舉家遷至他的故鄉。到了上海,我積極學說上海話,寫年卡給夏先生時便賣弄幾句,逗他開心。夏先生告訴我,他們在上海先是住在蘭心戲院附近,再搬至霞飛路國泰戲院附近,都是最「鬧猛」的地方,後來搬到較新式的兆豐別墅。兆豐別墅就在中山公園附近,離我所住不遠。當年這個別墅住的多是達官顯要。 2008年8月,我回紐約探訪故舊,借住在新澤西茶頸鎮朋友家,並擇日去探望夏先生。我先搭巴士進紐約,轉地鐵到他家。夏先生見了我很高興,但明顯話少了,他送我一本香港出版的『談文藝憶師友』,上面特別寫著我們已四年不見。夏先生和夫人很熱情地招待我,請我到附近的法國餐館用餐。餐畢,我因為要趕車,只好提前告辭,夏先生跟我在餐廰外告別,互道珍重。我望著他的眼睛,很驚奇地發現八十多歲的夏先生眼睛清澈明亮,全無耄齡老人常見的黃濁血絲,那清澈的眼光留在我的腦海裡,成了我對夏先生最後的印象。 那年的年卡上,夏先生說見面後一周,他因為忙碌染上肺炎住院了,正在逐漸復中。隔年的四月,莊信正教授來上海,約在靜安公園的巴厘餐廰吃飯,說到夏先生中風,已插管,住在布朗士一家療養院,情況不太樂觀。我寫信給夏夫人詢問病情,夏天到加州探望母親時,也打了電話去慰問。夏先生後來康復出院了,2010年的12月,又給我寄來賀卡,如往常一般,密密麻麻寫滿卡片的空白處,說自己九十歲了,當選台灣中研院院士,說收到我寄去的新書,真想把它看完,「我已多年未看你們這一代的作品了,自己想想就很難為情。」 夏先生總是非常客氣,什麼事都要寫封信,請我吃飯,我寫謝卡,他也要回信。他的信寫在A4的白紙上,絮絮說著近況,或是最近寫的得意文章,如有塗改,一定用塗白液。我注意到這封卡片上,字跡較為潦草,錯字直接塗掉,沒有再用塗白液了。這是夏先生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而今,夏先生真的仙去了,我也真的在寫關於他的回憶。如果能見到夏先生,我一定會跟他說,這篇文章難寫得「一塌糊塗」,而他會以清澈的眼光看著我,彷彿在說:只寫你知道的。 (章緣 專業作家,現居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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