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最近我學到了一個新名詞：“慢人”(slow man)。 《慢人》是諾貝爾獎金得主柯慈 (J.M. Coetzee) 剛出版的一本新小說的書名。該書描寫一個已退休的攝影師兼建築師保羅·雷蒙特 (Paul Rayment) 在一次車禍中喪失一條腿，以及他從此成為一個“慢人”的窘迫處境。但所謂“慢人”並非只指保羅行動之緩慢，它更多的是指一個孤獨無奈的中老年人在那“緩慢如烏龜”的心境中過日子的消極狀況。因此，在柯慈的筆下， 那個剛過六十歲的保羅整天想的問題就是：如何度過剩餘的人生？如何面對每日的空白？真的，除了緩慢地活下去以外，他還能做什麼呢？總之，《慢人》這本小說所記載的就是一個中老年的知識男性在面對生命晚景時， 所感受到的一種自我收斂、無奈和尷尬。

誠然，在今日世事逐漸複雜、人情日漸淡薄的世界裏，我們經常看見周圍有許許多多的“慢人”。

但是，在我的朋友圈子裏，也有不少“快人”。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的退休教授夏志清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快人”。對我來說，夏先生一直是“快節奏”的同義詞。他正是“慢人”的反面。他反應快、思路快、心直口快。 他今年已經高齡八十五， 但仍精力充沛，笑容滿面，凡事以快節奏的方式走在人生舞臺上。

夏先生可以說是最優秀的美國移民之一。他當初在耶魯大學英文系攻讀博士學位時，導師 Frederick Pottle （即以研究James Boswell 聞名於世的英文學者）稱讚他是歷屆最傑出的高材生之一。當時，許多美國學生都不如他的英文閱讀和分析能力。多年之後，該系許多師長仍念念不忘他，以他的文學和學術成就為榮。他的經典之作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近代中國小說史》）即於1961 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於1971年再版）。最近夏先生又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個遲來的榮譽可謂實至名歸。

每次談到夏先生，我就自然會想起2005 年那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為夏氏兄弟（即夏濟安、夏志清二兄弟）所召開的國際會議。該會是哈佛的王德威先生所籌辦的，大會邀請了漢學界和文學界的許多學者， 演講人數目高達七十多人——包括韓南（Patrick Hanan）、Jonathan Chaves 、林培瑞（Perry Link）、奚密、王斑、 陳平原、梅家玲、陳國球、Feng Li, Pieter Keulemans, Michael Berry, Gary Gang Xu, Carolos Rojas, Tsu Jing, Letty Chan, 宋偉傑，張鳳等諸位人士。那次會議的目的乃是為了評價夏氏兩兄弟半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 同時，去年也正好是夏濟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所以大會的意義特別重大。可以想見，會中所進行的學術討論不但包羅萬象而且十分深刻。

但兩整天的會議下來，我感覺到最有趣的還是夏先生在會中隨時發出的那些令人驚歎的話語。 例如，在閉幕式中，他的口裏突然冒出了這樣一句話：

“啊， 其實王德威是因為心裏歉疚才為我舉辦這個大會的。他覺得對不起我，因為最近他從哥大跳到了哈佛。 他投靠到曹營去了，丟下了我這個劉備……。”

聽到這句涉及“三國”語境的玩笑，一時全場轟隆笑聲不斷。有人笑得全身搖擺不定，連王德威都笑得前俯後仰。唯獨夏先生本人依然神情自若地往下講去。

我佩服他這麼大年紀，說起話來還像以往口無遮攔，而且妙語連珠。他確實是各方面都表現出快的節奏：口快、人快、心快、 思路快。好像在出其不意、頃刻之間， 一個妙語已經從口中發了出去。連夏先生自己也感到驚奇，因為他從來不知道那些想法從何而來。 但每回他一旦說出這種話, 無不繪聲繪色，一針見血。一般說來，他的言談聲貌給人一種快速、敏捷、瞬間即逝的印象。確實，無論在任何場合中，他總像個導演，一個嘴裏說真話，心裏無所隱藏的導演。他經常會自嘲，同時也會說出別人沒想到的話語，令人拍案叫絕。

作為一個“快人”，夏先生似乎特別欣賞《三國演義》裏的人物。因此，他經常漫不經心地用三國的語言來形容他的朋友們。這或許因為三國的故事主要是在描寫“動態”中的人。 就如學者吳功正所說，《三國演義》是“把人物置身於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作動態描述”的一本小說。而我所認識的夏先生也正是這樣一個喜歡作動態描述的人。

這使我想起最近我和康州幾位人士（包括外子張欽次、耶魯同事康正果、以及多年好友周劍岐）拜訪夏教授和夫人王洞的情境。

首先，那天大家剛見面，夏教授就忍不住要把我們幾位和《三國演義》裏的人物對上號。他那無所顧忌、自由自在的“說故事”方式給那次訪談留下了令人難忘的印象。

其中最有趣的是，他把高個子康正果比成《三國演義》裏的關羽。

“啊，你的個子真高大，真像關公。你那本《出中國記》的自傳寫的真好呵！你真是千古第一奇人。你獨行千里，單刀赴會，你真勇敢。我就喊你作‘大康正果’吧。你是現代的關公……啊，周先生，你說是不是呵？”

“是，比得真好。” 站在一旁的周劍岐表示同意。

我不知不覺想起了《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單騎”那一章。確實，這個比喻很好，既說出了康君的義氣和儒雅，也道出了他的赤誠和自重。

“但是，康正果，你實在太過分天真了。”夏先生接著又說，“你在中國大陸遇難的那幾年，完全是自投羅網。 你怎麼會在蘇聯解凍的危險期間，膽敢自個兒寫信給莫斯科大學，何況只為了翻譯《齊瓦哥醫生》那本小說！ 啊，你太天真了，你差一點丟了性命。”

“真是，不知為什麼我當時會那麼天真……。”康正果邊答邊笑著。

“嗯，我看夏先生才天真呢！不，我的意思是，他真年輕，他還像個小孩。”我趁機打趣道。

就這樣，大家開始轉了話題。接著就紛紛向夏先生問起他經年保持年輕的秘訣。

“哦，沒什麼秘訣，不過按時吃許多維他命而已！”說得大家都不知不覺地大笑了起來。

“我看維他命不是主要的原因。基因才是關鍵。基因就是命運。”康正果突然插嘴道。

“怎麼是基因，我看這完全是夏太太王洞會照顧老公的緣故……。”坐在一旁的欽次及時開口說道。只見王洞的臉上頓然現出了神秘的微笑。

那天我們就如此天南地北地談著——從健康談到政治，從五十年代的海外的知識份子談到文學研究，從毛澤東的陰性特質談到武松的厭女症，從張愛玲小說談到胡蘭成的《山河歲月》。 沒想到如此閒談著，大家居然一聊就聊了五個小時。奇妙的是，那天訪談的五個小時似乎是在跳閃之中飛過去的。這是因為夏先生那一連串“妙語連珠”似的言談，很容易使人忘記時間已經在消逝。

最後，我們臨走前，夏教授還不忘補充一句：“你知道，胡蘭成騙人的技術實在太高明了， 但這也正是他的魔力……。 ”

他說那話時，眼睛充滿了亮光，似乎又回到了胡蘭成的年代。我突然悟到，夏先生保持年輕的秘訣就是永遠關心別人, 甚至關心那個已經逝去了的古人。

在返回康州的火車上，我一直在想：讓我在步向老年的過程中，不論遇到任何境況，儘量能做個關切別人的“快人 ”， 千萬不要做那只會擁抱自己的“慢人。”

——寫於2006年3月

 

後記：

夏先生于2013年12月29日以92高齡在安詳的睡夢中去世。

第二天上海《東方早報》的石劍峰先生來函，说關於夏先生，他希望我能在電子郵件裡谈幾句。我說，有關夏先生過世，要等王洞女士於元旦之後正式宣布消息之後才能表言論。他表示了解。但他说，他急於了解的是，夏先生這樣一個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對推動中國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在西方的研究和傳播的重要性。

我覺得他的問題問得一針見血， 以下是我給他的答覆：
其實我最佩服夏先生的也正是他寫的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 那是在西方研究中國文學的經典之作，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研究和傳播有其不朽的貢獻。 1950年代初夏先生才剛在耶魯大學獲英國文學博士學位，專攻的是西洋文學，但他居然能在畢業後短短的三年間（1952－1955）完成一部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專著書稿，而且是拓荒之作，並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1971年出版增訂版），那真令人欽佩。即使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內容和觀點仍毫不過時。
我以為年輕的夏先生在當時學界能有如此傑出的貢獻，乃得力於他在英國文學方面的特殊訓練和分析世界文學的不尋常功力。當時美國漢學界還處於初步的階段，研究漢學的美國人大多以較傳統的眼光來研究中國文學；而一些移民到美國的中國文學學者也大多以教中國語文為主。但夏先生卻能發揮己長，用他自己分析西洋文學的“細讀”方法來研讀中國文學，加上他那努力不懈的寫作精神（以及書寫英文的卓越能力），終於使得他的作品成為一代人的驕傲。
記得三年前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主編了一本評價夏志清教授的書，該書的題目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台灣聯經出版社，2010） ， 令人肅然起敬。我今天也是以同樣的敬意來回憶夏先生的。
–寫於2013年12月30日

（孫康宜 耶魯大學東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