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

夏志清教授的經典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出版，中文譯本一九七九年出現。書以三○年代作家為評論的主要對象，也寫到四○年代的張愛玲。中文版中，在附錄裡則延伸到五○年代的姜貴。

夏先生有嚴謹的英國文學訓練，能用比較文學的廣角來看中國小說，提出更接近文學性的而非政治性的看法。眾作家中魯迅被列為開章第一人，可見夏先生對魯迅的重視。夏先生認為魯迅所運用的小說形式，要比同時代其他作家複雜得多（《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十三頁）。在最佳作品中，屢見坦誠（三十三頁），並且認為收集在《吶喊》中的〈祝福〉、〈在酒樓上〉、〈肥皂〉，和〈離婚〉是「小說中研究中國社會最深刻的作品」（三十五頁）。總的來說，夏先生認為「魯迅的值得重視，並不在於他率先以西洋文學的風格和寫作技巧，從事小說的創作；而在於他的現代觀念，憑著他敏銳的觀察和卓見，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腐敗，赤裸裸的表現出來。」（中譯本，四百六十五頁）

從這段評論，在大部分同意夏先生關於魯迅的論點時，這裡或許也可以說一說不盡同意的地方。就以前段引言為例，如果把句中說到的寫作技巧視為書寫藝術或敘述風格，而對社會的敏銳觀察簡稱為社會意識，夏先生對魯迅的推崇顯然著重於社會意識，而非敘述風格。然而，魯迅同時代作家人人皆有社會意識，魯迅之能出類拔萃，光照二十世紀文學，似乎更在於他對漢語之為文學語言的經營；沒有一個小說家能夠像魯迅這樣重視語言，營作語言，操練語言如同淬煉寶劍，而語言一旦淬煉成功，運用在手也如同一把寶劍。二十世紀中文小說家能訴說時代故事的不少，有意識的創立了時代語言的，唯魯迅一人最成功。

夏先生對魯迅重視，未必就是欽慕，小說史中評論魯迅，尤其談到後期魯迅時，往往透露著反感。例如夏先生說，魯迅「不能從故鄉以外的經驗來滋育他的創作，是他一個真正的缺點」（四十頁），也說到：「他在一九二九年向共產黨陣營投降……」（四十三頁），並且認為「大體上說來，魯迅為其時代所擺布，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四十六頁）。導師是別人封給魯迅的，諷刺文非魯迅致力的題目，而且，魯迅似乎也不是一位和「投降」、「擺布」這類辭彙有關的作家。不過這些都不太重要。提出小說家應該不應該以故鄉以外的經驗來滋育創作，倒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題目；猜想這是作者的一個選擇，而非缺失。曹雪芹的《紅樓夢》，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不各自都是作者的故鄉的經驗嗎？一個故鄉的經驗，有時候小說家用一輩子的時間來瞭解，可能都還不夠呢。

可是在許多貶詞中，夏先生對魯迅卻提出了前人和後人都無法具有的一個真知灼見，那就是，夏先生提用了二十世紀英語系傑出小說家喬伊斯和海明威，來並論魯迅，把魯迅的最好的小說，例如〈故鄉〉、〈社戲〉、〈祝福〉、〈在酒樓上〉，和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相比，把〈孔乙己〉的「簡練之處」和海明威的《尼克、亞當斯的故事》相比。這樣的比較，驟然使作品從民族、國家和社會意識的拘束中解放，倒是來到了文學的原屬地，魯迅被放在了世界文學的版圖上，而成為一種對等的地標。如果我們以夏先生的提示為指引，進一步閱讀三位小說家的作品，可真會讀到齊美兼善的段落；例如魯迅寫在〈故鄉〉裡的最後一段，當敘述者回到故鄉，經過一段悲傷的認知過程以後，必須再離開故鄉，重新上船，在艙中聽水聲潺潺流動時，魯迅重複使用了「生活」兩字，造成了一種幾近水聲的極為抒情的滾動音效：

「……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潤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然後魯迅寫出了現代中文小說和散文中最知名的句子：「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都柏林人中》的最後一篇〈逝者〉的最後一段，晚飯以後，主人公蓋博瑞爾送完客人，獨自站在屋內窗前，看見窗外下雪了。這裡，小說家喬伊斯寫出了著名的「細雪落在愛爾蘭」的優美段落——「是的，報上說得不錯，全愛爾蘭都在下雪。雪落在陰黯的中央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禿禿的小山上，落在沼澤裡，再往西，輕輕落在澎湃著的黑色的河面上。落在山坡山上那安葬著麥可福瑞的教堂的墓地裡，落在歪歪的十字架和斜斜的墓碑上。落在園門上的小小的尖塔上，落在荒蕪的荊棘叢中。」然後，和〈故鄉〉的結束對等的，接著也出現了英文現代小說裡的人人皆知的名句：「他的靈魂緩緩入睡，當他聽著那雪花，穿過宇宙，細細的在飄落，如同他們最終的結局，細細的飄落在生者和逝者的身上。」

這麼讀著，我們實在要為這樣的小說家而動情。和我們的現在不同，這是一個文學依舊能感動人的時代，而卓越的小說家如魯迅、如喬艾斯，在文字的精準細緻上，在壓抑的平淡，在有意的不動聲色中，透露著某種深沉的憂鬱和抒情上，依舊能和星斗一般，在各自的位標上發揮著文學的光芒。從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說，夏先生對魯迅恨鐵不成鋼，其實是把他看成世界第一流的。

遇到張愛玲，情況真不同，夏先生提攜張愛玲成為二十世紀中文重要作家已是文壇的美話。張愛玲也真幸運，一生遇到兩個知心的男人，一是胡蘭成，一是夏先生，而夏先生又怎能是胡蘭成能比的；他從來不曾對張愛玲負心過。

夏先生對張愛玲的評論眾所周知，不須這裡再重複。由夏先生指出的幾個張愛玲的特色，例如，意象運用的細膩豐美，對人情世俗的熟澈瞭解等，都是後來的張愛玲研究藉以發展出豐滿局面的基石。

書中三次把張愛玲和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同列，倒是我也有些不同意的地方。這三次，一次是以〈金鎖記〉中女主角曹七巧在煙榻上回憶少女時的風光時，夏先生把張愛玲的描繪技術和杜氏的描繪能力相比；第二次是把〈茉莉香片〉中聶傳慶的暴力虐待母親舊情人的女兒言丹珠，和杜氏的《地下室手記》中的男主角拒絕一個善心的妓女相比；第三次，是評完張愛玲的《秧歌》時，引用杜氏用在《卡拉馬左夫兄弟》裡的《聖經》中的麥子不死的名句，來涵蓋《秧歌》。但是，作家們有時段落和構局偶然類同，若是氣質不同，恐怕仍是不同的。簡單的來說，杜氏寫的是在慘澹的處境中的人的尊嚴，張愛玲寫的是在慘澹的處境中的人的墮落，二種截然而異。從這一點延伸，因此我也不太同意把〈金鎖記〉看成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中文中篇小說。〈金鎖記〉前半寫得囉哩囉嗦，模仿《紅樓夢》，後半的確精彩，勝過其他中篇，但是它是一篇優秀的小說，寫得很好的小說，離偉大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如果我們以杜氏的《罪與罰》、《白癡》等為參考的話。

《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愛玲和魯迅的待遇何其不同；這種選擇也許和兩件事有關，一是夏先生平生十分一致的反共立場，一是因為在此書書寫時間，魯迅正遇到非理性的政治崇拜，張愛玲卻正被不公平的忽視著，而夏先生同情弱小、打抱不平、糾正誤謬，其實是頗具有超時代性的意義、反潮流的精神的。

但是夏先生最超越時代、最見人所不能見，也是讀者的我最同意、最心儀、念到這裡最開心的，是對沈從文的評解，和提用了一篇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或者世界小說的傑作——沈從文的〈靜〉。

夏先生認為沈從文的重要性，不在他的批評文字和諷刺作品，不在他的純樸，不是他對人類精神價值的確定，而是他「豐富的想像力和對藝術的誠摯」（一百七十五頁），這可說是一語中的，點到了文學品質的關鍵。夏先生在沈從文身上頗費筆墨，討論了整整的一章，後來在〈附錄二：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中又再談到他。夏先生說，「沈從文並不是一個一切唯原始是尚的人，更不是一個情感用事，好迷戀過去，盲目拒絕新潮流的作家。雖然他有些作品是可以稱為牧歌型的，但綜觀其小說文體，不但寫到社會各方面，而且對當時形勢的認識，也非常深入透徹。他的作品顯露著一種堅強的意念，那就是，除非我們保持著一些對人生的虔誠態度和信念，否則中國人——或推而廣之，全人類——都會逐漸的變得野蠻起來。因此，沈從文的田園氣息，在道德意識來說，其對現代人處境關注之情，是與華滋華斯、葉慈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中譯本，一百六十二頁）。

將沈從文與福克納同列，比前篇把魯迅跟喬伊斯比還更石破天驚；福克納是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最難懂最深沉最傑出的小說家。夏先生提出的實例是沈從文寫在〈蕭蕭〉裡的蕭蕭，和福克納寫在《八月之光》裡的Lena Grove：「兩人同是給幫工誘姦了的農村女，可是兩人人格之完整，卻絲毫未受損害。由此看來，沈從文與福克納對人性這方面的純真，感到同樣的興趣（並且常以社會上各種荒謬的或殘忍的道德標準來考驗它），不會是一件偶然的事。他們兩人都認為，對土地和對小人物的忠誠，是一切更大更難達到的美德。是慈悲心、豪情，和勇氣的基礎。」（一七五頁）

由夏先生提出的沈從文的特性和成就，正結晶在短篇小說〈靜〉中。〈靜〉寫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岳珉，和母親、嫂嫂、表姐、小表弟，還有家中其他人一起逃難的故事。他們在一個小鎮暫時停腳，一邊略作休歇，一邊等待在某處戰場上作戰的父親捎來消息。重病的母親躺在樓下的床上，岳珉沒事，一個人爬上了後樓屋頂的曬臺。從曬臺上望出去，她看到了暖暖的陽光，粼粼的河水，青青的草原，天上飛著風箏，三兩匹馬閒吃著草，幾處種著黃橙橙的油菜，菜園籬笆上開著桃花，染坊的白白的布條在微風裡掀打。還有小尼姑拿了籃子來到水邊洗菜，和小丫頭翠雲坐在灶口板凳上偷偷用無敵牌牙粉當水粉擦著臉。對河傳來打舷的聲音，賣針線飄鄉的搖小鼓的聲音。

小女孩的世界在曬臺上提升，祥靜又美麗，更接近憧憬或美夢，可是母親在樓下咳著血，戰爭正在進行，而每人焦心等待著的父親卻已在某處陣亡。小說以這樣震撼人的句子結束：「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曬樓柱頭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個地方，豎立在她們所等候的那個爸爸墳上一面紙制的旗幟。」

在〈靜〉裡，如夏教授指出的，卓越小說家沈從文和福克納一樣，起用了日常的生活節奏來載負生命的洶湧危機，用對天真無邪的不移的信念，迎接了人間的荒蠻。

一九六○年代，沈從文正處在生命中最暗淡的時期。他已經被打為右派，小說是早不寫了，文革一旦到來，就要被驅趕到博物院的荒地上去拔草，而他很快也就要面對接續而來的兩次自殺。夏先生這時能識出沈從文，實在是具有著超俗的文學鑒賞力和說真話的勇氣。畢竟在八十年代沈從文獲得了遲來的認可。

《中國現代小說史》寫完後，夏先生胸懷大志，像在中文版自序中所說的，原來還要繼續寫三本大書：《抗戰期間的小說史》、《晚清小說史》，和《紅樓夢之後和文學革命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史》。這三本書若能寫成，中國近、現代小說二百年發展史必將能獲得全盤性的析解。以後夏先生雖然仍有許多長短評論文字，現在都收集在二○○三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然而這三本通史性的大書並沒有出現。

這麼用功，這麼以著述為志業的人，為什麼不寫了？原因在哪裡？夏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說到了一些：「圈內人都知道，我生活上起了變化，家事分心，從事專著的寫作比較困難。」

圈內人知道的是什麼？是夏先生和夫人有位需要特別照顧的女兒。讓人分心的家事是什麼？在夏先生的散文集《雞窗集》裡，寫在〈歲除的哀傷〉中，有一段文字，具體的說出了它：

「今年（一九七九）元旦，有位主編從臺北打電話來同我拜年，同時不忘催稿。拿出舊稿重讀一遍，覺得這次聖誕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沒有時間作研究、寫文章。自珍（注：夏先生和夫人的愛女）即要六歲了，比起兩年前，並沒有多少進步。這幾天她白日睡，晚上起來，喂飽後，就要我馱她，一次一次馱著下樓梯到底樓門廊空地去玩。她騎在我肩上，非常開心，只苦了我，多少該做的事，永遠推動不了。馱她時當然不能戴眼鏡。昨夜大除夕，美國人守歲，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門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跤，虧得小孩子未受驚嚇。二人摔跤，我左掌最先著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虧得骨頭未斷，否則大除夕還得到醫院急診室去照Ｘ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讀書，數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來，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來愈差，撫摩著微腫的左掌，更增添了歲餘的哀傷。」（《雞窗集》，九十九頁）

對盡了所有力量，仍舊無能為力的父母親來說，這生命的遺憾，隨著時間的過去，只怕是越發的揪心吧。

在這裡，也許我們可以離開文學，說到一些別的事，這些事似乎和文學無關，但是如果把文學看成是某種生活的歷驗，對生命的認識或瞭解，那麼它們似乎又和瞭解文學有著緊密的關系。

二○○四年九月十九日的《紐約時報》星期日週刊上，有一篇訪問今年一月以九十高齡去世的美劇作家亞瑟‧米勒的文章。在它結束的地方，訪者和被訪者談到作家和作品時，米勒說，時間過去，怕是誰都不會記得他的。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作品，米勒說，都會被人忘了的。一個時代常有數不清的重要作家，然後這些作家又統統都不見了——「歷史是一頭巨大的怪獸，牠扭一扭，便把身上什麼都甩掉了。」

米勒說的這一頭巨獸是歷史，也是生活，生活甩一甩，扭一扭，也是會把什麼都給甩掉抖掉的，它要是再興一點風，作一點浪，就會更叫你吃不消。和生活比，文學算得了什麼，著作算得了什麼；在生活這一頭巨獸甩動牠那荒蠻的身驅時，怎麼依舊正正常常，抖抖擻擻的過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更難的。

在我認識或接觸的人中，沒有人比得上夏先生和夫人這麼精神，這麼振作的。每次見到他倆，總是看見他們打扮得整齊又漂亮，人高高興興、親親切切。他們總是不吝嗇的稱讚誇獎周圍每個人，把笑聲帶給大家，把氣氛引向忘憂的高點。這歡欣的底下不是沒有憂愁和悲傷，挫折和失落的。可是，就像沈從文的蕭蕭，像那〈靜〉中的小女孩岳珉，夏先生和夫人用一種不能更自然的更正面的身體力行，依舊把日子處理得興興致致的。生存雖然有著悲情，生命卻不必悲哀。在這裡，也許我們可以回到前邊引用的，夏先生用來評讚沈從文的句子，但是將它改動一、兩個辭彙，卻用回到夏先生的身上；與其使用「對土地和小人物」，這裡改成，「對生活和生活的細節」。於是「對生活和生活裡的瑣瑣碎碎的細節——例如戴一條領帶、吃一顆維他命、會一位朋友——的忠誠，是一切更大更難達到的美德，是慈悲心、豪情和勇氣的基礎。」

夏先生的文學評論著作，讓人學到很多專業上的知識。他的待人接物和自我持守，更讓人學到了一種瞭解文學而必不可少的對生活的認識，和迎接生命的精神。

(李渝 知名作家,紐約大學東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