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初次接觸夏志清的學術論著，是1988年春天在愛荷華大學比較文學當研究生的日子裡。那時剛從中國來美國留學，對美國的學術，特別是對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我的頭腦完全是一片空白。但現在想來，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初始的影響十分重要，夏志清影響就很深。

我當時上中國文學教授Maureen Robertson 的古典文學課，為完成一篇關於話本小說的論文，參考了夏老師的　ʺ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ʺ（中國古典小說）。一開卷就被夏老師那清新雅致，直白的英文抓住了，那風格一掃當時我沉浸其中、彌漫英語、比較文學圈子的詰屈聱牙、似是而非的寫作和話語。

夏老師撰寫文學史的方法和視角，也打開了一個文藝批評和體驗的空間。夏老師對小說文本和藝術技巧的欣賞和評點，深受美國新批評的影響，但也師承中國古典的闡釋傳統，臻於爐火純青之境。我從夏志清的書中還領略到一種研究方法，即把文學研究和作品評價放在整個文化歷史的脈絡、置於思想觀念的語境和流變中去考察。現在「文化研究」的方法去書寫文學已是方興未艾的潮流，什麼文本都是社會文本，都要歷史化，其實夏老師中國古典小說史的寫法和思考，早已是捷足先登，印證了復古維新、越先進的東西反而越回歸傳統的說法。夏老師繼承了深厚悠遠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吸取了中國文學中的闡釋傳統，熔文學、歷史、和批評的嬗變為一爐，一開始就為我打開了文學研究的大門。

一年後，我從古典文學轉向現當代中國文學，又拜讀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再次領略夏老師大能上下古今，小能字斟句酌、對審美精微一唱三嘆的風采。我在愛荷華兩年後轉到UCLA。有幸成為李歐梵老師的學生，上他的現代文學課，寫論文時又參考了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關於張愛玲的論述。我雖然並不完全贊同夏老師的觀點，但在做論文時仍心儀、乃至模仿夏老師平直，清晰，雅致，脫去學術腔的經典人文主義寫作風格，我覺得這種話語也是一種屬於文學公眾的「白話」，雅俗共賞，圈內圈外人都能讀懂理解。能用這「白話」來傳播文化、溝通讀者，才能讓中國文學走向西方世界的讀者大眾，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從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中期，應王德威老師之邀，我有幾次機會到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數次親身拜見、領略夏老師的個人風采，並向他求教。記得在他退休的慶祝會上，有位教授說夏老師是＂a force of nature＂，這句話真是一語中的，是他真實的寫照，我對此深有感觸。雖然已是八旬老人，夏老師說出話來底氣十足，擲地有聲。他對自己的觀點滿懷信心，快人快語，跟小輩聊天絕無什麼大教授架子。在談話中，我發現夏老師竟然讀過我的書，並對我人文主義、文史哲為一體寫法很贊賞。我嘴上沒說，但心想其實那是從他那裡學來的。

2013年夏天，我利用暑期寫一篇關於中國文學與美學的文章，又仔細研讀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4出版的 ʺ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ʺ。前幾年，在一個中國小說的研究生研討課上，曾用過夏老師論梁啟超和嚴復的一篇文章，在課上引起熱烈討論。我再次讀這篇文章時，很是佩服。覺得文章寫的極好，論據十分詳盡，論述語言恰是我一貫心儀的「夏志清體」。

但我論文開題就質疑夏老師推崇的純文學的觀點。他認為梁啟超和嚴復不懂文學，他們給小說以繁重的政治任務，要其擔當道德維新、喚起民族主義的職責。夏志清認為這種論述抹殺了文學的審美性。而真正具有審美感覺、聞道於西方美學真諦者，應舉王國維和黃摩西。黃摩西是《小說林》的創始者，著名文學家，研究者甚少。

我從審美話語由西東漸的過程，敘述審美總是跟理想社會的倫理重建，與社會政治的活動和整體環境息息相關。重新考察了夏老師推崇的王國維、黃摩西的論述，我發現這兩位美學論者在談文學的審美妙處時，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道德和政治問題。原因之一在於，二十世紀初中國前途岌岌可危之際，很難找到一塊淨土，很難有閒情逸致去談文學的純粹性，去強調文藝的超功利性。問題是，在念念不忘政治危機，為中國前途糾結憂思去作文，並不等於這出自政治關懷的憂憤作品就一定沒有審美價值。考察對美學情有獨鍾的作家評論家，我發現他們都在尋找一種美學與政治——政治這裡意味著社會、文化、日常生活世界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向善——的完美結合，而不是把審美從政治中剝離開去。王國維就認為，屈原既有憂國憂民之懷抱又文采斐然，或稱為政治與審美的完美結合。魯迅當然也是如此。

沒想到我這篇跟夏老師對話的論文還沒發表，他就離我們而去。悲傷之餘，深感慰籍的是，夏老師提出的問題，他的視野，他的文風，他的學問，將繼續給我們提供繞不開的課題，生發新的討論和論壇。我會繼續讀他的作品。（2014年1月6日，於斯坦福大學）

（王斑 斯坦福大學東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