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十年代—石破天驚— 初識、 除夕、其它

石破天驚，一陣響亮的笑聲震破大廳外牆高地堅的走廊的寂静。笑聲，伴着急速的話語聲，自在，自樂，又情不自禁。 笑聲止時，一股削瘦的龍捲風却突地刮進廳來，刮到我坐鎮枯守的圖晝借閱的長櫃台前。龍捲風裡裹着一個中等身材的中年男人，穿着乾净俐落，白襯衫，暗色西裝，配着一條中規中矩的削瘦领帶，不艷不狂 。但是领带的拘謹却由來人一張長方形的笑臉與眼中急迫的笑意彌補上了。他開口時，那串串滾動的話語，像個双足蹬上了風火輪，又長出了翅膀的小精靈，急速腾空而去。原來這急速的話語只為表達腦中急速飘忽、天馬行空的思路。

於是，那天，我，一個在哥大研讀又在東亜系圖書館懇德廳裡「勤工儉學」的研究生，與夏志清教授初識了。經過友人引見又寒喧後，我説: “在台大外文系我曾是夏濟安先生的學生。”( 也是由濟安先生口中我們首次聽聞志清大名)，夏公連聲回答: “我知道，知道，我哥哥提起過你，我哥哥比我聰明 。”這種對初識人就坦然「自剖」的率直令我首次見識夏公的快人快語個性。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西方世界，以美國為首，經歷了天摇地動的文化再生與社會蜕變。由反越戰開始的學生運動催生出一個挑戰傳统習俗、觀念與價值觀的嬉皮士運動。整個社會與大學校園彌佈着一種對現實的焦灼不安與騷動鼓噪，對未來則有過激的理想化與憧憬。

在台湾，由台大外文系學生白先勇等主辦的「現代文學」雜誌啓蒙了當時青年學子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探討，並催生了一批「現代派」的青年 作家群。這批作家群體，自台大畢業後，於六十年代中期先後渡洋來美，散佈在各地大學研究院内進修。在寒暑假，休閑期或畢業後，在他們遊訪纽约大城時會不忘给我一個電話說:「 帶我去看看夏先生吧 」!   由於夏公的兄長濟安先生曾任教台大外文系，  所以六十年代的作家群，在感情上，對當時雖未曾謀面的夏公己有了「先驗性」的親切感。

當時夏寓尚在哥大附近的西115街的舊址。公寓較小，但當時的夏夫人凱柔(Carol) 將小小居家整理得窗明几净。凱柔温順寬厚，名校畢業，家世良好，婚後專扮盡職主婦。每次我們來訪，一群吱喳鼓噪的青年人，講着她聽不懂的語言，說着她不能参予的話題，凱柔在親切奉茶後，都能静待一邊，默然微笑。每次訪後，我也都有「難為你了」的愧歉感。所以每當夏公對她稍有微詞批評時，我那「扶弱濟苦」之心油然而生，鼎力做不平之嗚。這種「不知大小」的「犯上」之舉在其它埸合，其它年代，也曾屢屢發生。久之，大人大度的夏公對我「無可奈何」，見怪不怪了。

一年深冬，若曦來纽，適值歲末。於是在「去看看夏先生吧」的除夕夜，在凱柔婉拒出遊後，夏公與若曦與我跳上南下的地鐵，直奔格林维治村，要親自目睹「美式辭歲」的新奇。當時西村街頭人聲沸腾，我們不知所以地擁進一個樂聲震耳的pub，又不知所以地被「帶位哥」帶到臨近舞台的前座。在倒數計時之前，客人們都戴上了花俏纸帽，口吹纸哨，鼓噪呼嘯之聲震耳欲聾; 樂隊又邀客人上台群舞以迎新歲。夏公與若曦英勇上陣，在擠成一團的人叢中歡舞扭動，我則在台下笑得樂呵呵。一陣歡呼聲中，五彩纸屑與彩帶自空而降，繽纷飄落，落個滿臉滿懷， 新的一年誕生了。誰知樂極生悲!  结賬時賬單上的消费额大得驚人。原來我們被「帶位哥」「宰帶」到高消费區的最前座。夏公阮囊羞澀，我也徒呼奈何。最後反而由客人若曦慷慨解圍，我們才得拔腿急撤，全身而退。但是這兼具喜劇、鬧劇、悲劇色彩的除夕夜却深深烙印在記憶角落。

六十年代末期，一天朋友莊君帶來一本剛出版不久的夏公巨著「中國古典小說」（Classic  Chinese  Novels， 1968），他說印地安那大學柳無忌教授邀约書評，希望我能寫一篇。我接受了作業，寫了一篇長達五頁的英文評論，刊登在1969年8月出版的「清華學報」上。該刊物是一本中、英文皆採纳的双語學術研究刊物，柳無忌教授為编委之一。無獨有偶，在刊登我書評的同一期内也有夏公一篇評論「老殘遊記藝術」的英文論文。

做為一個「研究生後」的青嫩學子，去閱讀並評論夏公的經典之作有「大開眼界」之樂。我在評論中指出作者(夏公) 在中西文學领域的造詣使他能廣引博証並比較中西兩界，而且以小說人物心理分析來剖解故事情節，進而平衡「研究」與「欣赏」。這些在傳统的中國文學批評界實屬創新，但是能增進讀者對作品的體會與领悟。

這篇「青春之作」是我生平第一篇的英文評論，也是生平笫一篇有關夏公之作。為了酬謝我的筆耕，夏公請我到中城一個典雅小巧的法國餐馆吃飯。我這久居「立錐之地」的清寒畢業生也享用了生平第一顿法國大餐。在以後的日子裡我逐漸認知夏公對法餐的鍾愛，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薰陶， 法國餐飲代表着某些精緻品味與閑雅氛圍。

2. 七八十年代的湍流、風暴與風和日麗

七十年代中夏公與凱柔離婚，再婚夫人王洞女士是我當年在台大校門前等乘長途公車回家的同車人。當時家居郊區碧潭，課後等車回家時偶見王洞，初時點頭微笑，繼而稍語寒喧。十數年後在大城再見，她己是夏公夫人，後生女兒子珍。在以後數十年的滄桑變幻裏，王洞也成為我在這孤寂大城裏的好友之一。

再婚後夏公喬遷到仍在哥大附近的一個較大公寓，一住數十載，直到如今。公寓客廳敞亮，壁壁皆書。就在這浩瀚書海中，多少文人雅士，學者作家曾歡聚一堂，談古論今。「去看看夏先生吧」仍是遊訪纽约文人的必修課業。只是我己不須做引介。大陸改革開放後，文壇冰寒解凍，文革浩劫的倖存者，三十年代的名家碩果，如曹禺、沈從文、丁玲、艾青、蕭乾等，較後起的中壯派作家如刘賓雁、王蒙、張潔、張賢亮、戴厚英等纷纷訪美訪纽。八十年代是海外華文界的生氣蓬勃期，我們忙於接待遠方來客，舉辦演講會、座談會，餐聚會，有時一月數起。在這些集會上，夏公妙語如珠，笑聲吭亮，他的好客、好友、好熱鬧的個性展現無遺。

這種個性是夏公的親和力與克裡斯瑪 (charisma) ，也為他招引了不少的粉絲， 尤其是女性粉絲。有慕名造訪者，有登門自荐者，有不請自到者，有借名自捧者。「我的朋友夏志清」幾乎成為一些追逐虛名者的自荐名片。「求訪問」、「求合照」、「求送書」、「求寫序」等要求或許是「盛名之累」的代價。但是夏公的「善門易開」與「來者難拒」大好人聲名也不逕而走。就是在這種或真或虛的大環境下，夏公在八十年代初期有了一次「誤入花叢」的迷失與煩惱。他在與凱柔生活期間曾有過兩次廣傳於文壇的「輕度」出軌。這次的迷失，比較嚴重，發生在與王洞婚後。

花叢雖美，但也荊棘遍地。因為與當事者各方皆為熟友，我也willy-nilly捲入其中的是非纠结。做為對事件始末知之較詳的「局邊人」，我始终有「左右不討好，裡外不是人」的困窘與尴尬。事態的發展與结局，對當事人而言，沒有贏輸，只有創傷。對我而言，只有更深感嘆「生死情關」的沉重與悲愴。但是令人訝異與感嘆的是夏公在整個過程中的瀟洒與坦蕩，照樣教書、寫作、會友、談笑，彷彿有人們稱赞雷根總统的「不黏鍋」（Teflon）特性。這種「毫髮無損，神采無恙」的處變不驚，是需要何等的「定力」  抑「不敏」? 抑兩者之間的某些神秘能量? 人們在評論克林頓總统在處理他與陸文斯基的緋闻時指出他有驚人的「間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能力—即能將不同事物分隔化處理，應對游刃有餘; 不似凡人俗子，遇變則驚慌失措，栖栖惶惶。夏公的處變能力不輸於九五。

八十年代是多事之秋。「事多」並不意味着事事皆壞，好事，趣事，樂事，美事等也有。「唐夏之爭」就是「好壞皆有」的文壇逸事。這件引人注目的文、史公案由歷史学家唐德剛教授首先發難，點名批論夏公。唐夏二老原為數十年的好友，兩家夫人也交情匪淺。事出料外，夏公奮起迎戰。兩位勇士在海外兩大報章揮灑萬言，驰骋整版，各擁粉絲，各有賣點。幾度回合之後，双方偃旗息鼓。

二老之爭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之爭，不如說是「性格脾氣」之别。唐公筆鋒犀利尖俏，行文湖深海闊; 夏公話語駿駒，揮筆廣遊人間。在談話與筆锋下，兩人都以幽默詼諧稱著。但是在公共場合，唐公沉隐自持，夏公生動熱鬧。因為思路快，中英文詞彙廣，夏公尤其擅長使用「歇後語」,「 一語双關」(pun)等妙詞 。他的「即想即說」口無遮攔的率直習性有時導致「即說即錯」的無意傷人。多年來夏公鎖定唐公為「妙語玩笑」或取笑的對象。隱忍己久的唐公终於擊破久凍的「三尺之冰」。那麼夏公為什麼會鎖定唐公?  我想可能因為:   兩人年纪相近，相交最久，在各自领域都成果碩然，可謂「旗鼓相當」，選為「玩笑取樂」目標，不會引人有「以大欺小」,「以強欺弱」之譏。

為此，我當時在海外「中報」的每週專欄中寫了評論「唐夏之爭」的長文。我本無意加入文壇筆戰，只是不願見兩位前輩反目成仇。我在文中點出二位之爭實是東西文學論點之爭。但是理論觀點差異不應導致烽火硝煙。這是我生平有關夏公的笫二篇文章。纽城雖大，但文壇實小，文人相遇，轉角即是。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情勢下，兩位老將的交惡豈不尷尬?  於是不久後在一次招待大陸文壇宿將蕭乾的餐會上，在衆人起哄喧闹聲中，唐夏二公「被迫」握手、擁抱、吻頰、和好。一場文壇論戰最後以喜劇收場。

夏公的公眾形象雖然是開朗，平易，嬉語笑談，妙語連篇，但是他私下治学的態度却極認真嚴謹。我在幾次「近距離接觸」中得到印証。現在先提一例:  八十年代中期台北「中央日報」梅新先生來電話邀我與夏公至台講評五十年代作家潘壘的作品，並委我以「一路照顧夏公」之責。當時夏公雖屆耳顺之年，但是活力充沛，一路上倒時常提醒我不要誤點，不要丟包等细節。當我這「照顧者」閉目養神時，他却將講稿，膠貼，小剪刀在膝前小桌子上工整擺開，開始做修補校對工作。這種對稿件的工整修改與認真校對工夫，在他送我的一份評論無名氏作品的英文手稿中也展現無遗(因為我過去在「聯合報」曾發表過數萬字無名氏作品的評論，所以他認為我會感興趣) 。

當年為911之前的無辜年代，所以隨機帶剪並無被视為「恐怖份子」之慮。我對這奇特的修補工作不免質疑:「何不用筆劃劃、删删或勾勾」? 答曰: 「那樣太亂，不容易看清楚」。修補之後，又再三细讀，直到满意為止。那專注神情令人印象深刻。記得當時巧遇返台開會的許倬雲教授，空中遇友令人驚喜。

3. 九十後至千禧後—-餘暉殘照、寧静歸航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海外文壇由於遠方文友來訪的繁動，至九十年代中後期漸趨平静。由唐德剛先生創立的「纽约文藝中心」在九十年代初， 在我與同仁們的推動下正式與「國際筆會」連接，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筆會中心」。在我們定期的聚會與其它活動中，幾位「會寶」级元老作家如唐夏二老， 董鼎山， 彭梆貞等都積極參與， 是我們極大的福份。每次夏公高亮的笑聲都像是過年時的爆竹，給聚會點燃了喜慶氣氛。

比較大型的一次活動是1995年八月間， 我們「 筆會中心」與「二十世纪中華史學會」,「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等學術團體在哥倫比亜大学聯合舉辦的「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會中的文學组討論由我主持，我請夏公做評論人，合作成功愉快。在討論嚴肅主题的場合，夏公的嚴謹態度與言辭是平日罕見的。

逝者如斯， 不舍晝夜。九十年代後期至千禧年初中期，會中年長的會員有的體弱多病，有的仙逝凋零。彭梆貞與唐德剛二老先後離去。2009年夏公罹大病， 後又康復。2011年夏公九十大壽，學界、僑界與我們筆會三度為他慶壽開宴。我們的餐會規模最小，但最暖心。在中城一家餐館裡，在正月的嚴寒裡，二三十位文友歡聚一堂，有的誦詩，有的獻字，有的唱歌， 為壽星祝賀。夏公真誠感動，但聲音微弱，往日高朗的笑聲只為久遠的回憶了。

在以後的日子裏，夏公健康時好時壞，間或進出醫院。2012年夏天，我到他出院後暫住的療養院去探望他。事先王洞曾預告我「他可能認不出你，他對自己一位極熟的學生都不認識了」。療養院在西邊上城，是由猶太人主辦的，設備完善先進，康復的老人有各色族裔的。上樓後在走廊的凹角處，發現夏公與一位黑人長者，並坐輪椅，沉默互守。我趨前問候， 並問:「我是誰呀?」，他脱口叫出我的名字，面露微笑，彷彿在說: 「怎麼樣?  難不倒我吧! 」

然後王洞將夏公推到樓下的後院裡。大院子寬敞幽静，林蔭夾道，叢树聳立。在這美好的綠蔭细風裡，夏公精神抖擻，與我閒談起一些细碎雜題，並不忘讚美我的寶藍色外衣。去讚美女士們的外型或裝飾是夏公数十年來一成不變的绅 士風度 ， 即使在病中。

自罹患大病幾年以來，對夏公细微照顧，晝夜操勞的是他的夫人王洞。俗云「修行修得老來福」，老來福是謂大福。無論在醫院治療，或在家中康復， 王洞都不棄不離，盡心盡力。為了尋覓良醫、良院、良好復健設施，她四處奔波，勞頓途中。夏公返家後，王洞又身兼數職來照料， 她是護理、保姆、出纳、公關、廚子、採辦、打雜、清潔工、輪椅推者等「一把抓」的大掌櫃。而對自閉症女兒子珍的接送照料，自始至终，是王洞獨肩扛起。

我常尋思， 在這短小看似孱弱的女子的軀體内， 究竟蕴藏着何等驚人的堅韌、毅力與能量? 自從九十年代中後期，在公共場合，夏公的舉止言談都趨於沉穩平静，己無青壯期的緊張、激動、活力迸發、電光四射的勁度。我想這與年歲有關，更關鍵的是家庭生活的踏實安寧。小劫歸來，他將與王洞牽手相依，走進餘暉，迎度夕陽。

迷航者已安扺港湾， 欣然歸航。

4. 兩種分歧—–「君子和而不同」

在與夏公交往的數十年内，曾不只一次地双方因為意見不同而各述己見，各執一詞。在知識份子的互動中這本是極自然的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各有腦，思维、判断、喜好、選擇等自然因人而異。

我與夏公的分歧有兩方面: 1. 文學觀方面:  我將文學極粗淺地分為兩大類，一是俄國十九世纪大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代表的粗獷湃湃派—-探討人生意義，靈魂歸宿，運命走向等存在终極問题。另一派是英國十八世纪女作家珍. 奥斯汀代表的细腻精緻派，以靈巧素描式筆法描繪出優雅社會的俊男淑女的小怨小愁小喜小怒。這兩派的對比我又稱之為「大瀑布Vs小清溪」，或「交響樂Vs小夜曲」。我喜愛的是前者。

當然，隨着年齡的增長我也逐漸修正年輕時的固執己見， 而認為「清流小溪」與「優雅小曲」同樣有其美感的價值與動人的能量。雖然就個人的喜好而言，我是由衷地卑視珍. 奧斯汀作品的局限與自閉，雖然目前她被英國視為「國寶」级人物。每次當我提到與他的分歧時，夏公總説:  我也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呀!  雖然他肯定與褒捧的是奧斯汀式的精緻優雅。夏公的「褒張(愛玲) 貶鲁(迅)」是在文學觀上我與他最大的分歧。

2. 生死觀方面:  對於「靈魂」的存在與歸宿，夏公的看法是極端的虛無主義式的「什麼都沒有，萬事皆空，一死百了!」 他對我對「密學」(Esotericism)的研究有些好奇，也有些卑夷。最近幾年每次見到他，我都會不經意地提起這個問题，而他的回答也始终如一:   什麼都沒有，一了百了!  而我也曾經玩笑式地警告他說:  你要後悔的，别說我沒有告訴過你!

2012冬我與幾位文友去看望他，後來在家居附近的一家義式餐館進餐後我又提到靈魂的去向問题。由於數十年的習惯，我與夏公交談時多半中英文夾雜，於是我引用了莎士比亜假借哈姆雷特之口說的話:「何瑞首，在天地宇宙之間有比你的哲學裡夢想到的更多的東西!」(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 Horatio， 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 ) 我說: “莎士比亜，牛顿 (對密學極有研究)，愛因斯坦(其所謂的第四空間就是密學界認為的靈異界) 都相信靈魂的存在，難道你認為自己比他們還聰明 ?”我之所以咄咄逼人地屢次提到這個問题是希望他在離去之前能有信仰皈依。他沉思片刻後也用英文回答 :  “ I’m  doing fine， I’m  ok!” ( 我挺好， 我不錯呀!)

多麼可愛的回答 !  事已至此，只能由他了。 雖然我始终不能認同他的「靈魂虛無觀」。

5.「幽」他最後一「默」

自從六十年代的初識，到廾一世纪的告别， 在我與夏公數十年的交往中，有艷陽，也有陰霾，有誤解，也有諒解。這篇長文是生平為他寫的第三篇文章，寫的竞是悼念、憶舊、與無限唏嘘。王洞來電話嘱托夏公生前幾位深交久交朋友 (德威，先勇，信正與我等) 各寫一封短信，放在棺中，一路伴行。我將短信寫好，又加上最後一句來幽他一默 :「 如今你己抵達蔚蓝遠方，想必你己了然莎翁的話是對的! 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嗎?  如今你可以任意遨遊無垠， 逍遥學海!」

據王洞説夏公臨去前的話是: 「我累了，我要走了! 」他應該是累了，自六十年代那個快速如風的快語人，到二十一世纪踡坐輪椅的温顺老人，那消逝的混身的活力、精力、體力只為飄忽的美好回憶了。但是夏公一生經歷多彩，成果碩然。這位终生愛書，愛才，愛寫作，愛學問，愛朋友，愛女人，愛談笑， 愛美食， 愛生命的真摯之人， 在他漫長的生命旅程中，曾經走過風雨飄摇，也曾走過春暖花香， 最终揮别的是後人們的深沉懷念與由衷祝福。

老友，穩健上路吧!    (1/14/2014 於紐約)

(作者 叢甦 知名作家，國際筆會聯合國NGO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