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中國文學評論巨擘夏志清先生辭世，引起了我由衷的悼念，以及一連串的回憶。夏先生一生的非凡成就，及其廣大深遠的影響力，早已深受肯定，成為定論，必將是永垂不朽。然而，人間少掉夏志清這麼一位奇特人物，不但令親朋好友痛惜懷念，也使海內外華文世界的文壇，永遠喪失了一份特殊的情趣與熱鬧。

我與夏先生的交情，不能算是很深，我只和他見過兩次面。但我翻譯過他的三篇評論文章，也和他通過不少信件。

第一次與夏先生見面，是在半個世紀之前，1963年夏天，即我初來美國留學的頭一個暑假裡，我與台大外文系同學白先勇、陳若曦、楊美惠和鮑鳳志會合於紐約，五人一同去拜訪夏志清教授。由於我們都曾受教於夏先生的哥哥夏濟安老師，夏先生對我們特別親切，招待我們去坐遊艇（Circle Line），遊Hudson River，並繞Manhattan一周，從河中遠望帝國大廈、聯合國大樓、自由女神像等等，令我們大開眼界，遊程長達兩個半小時。在船上，夏先生興致高昂，談笑不止，大家都很快樂。記憶中，夏先生的美國前妻及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在場。

我和夏先生第二次見面，是在十六年之後。

1979年二月下旬，我們這裡德州大學的「東方與非洲語文學系」舉辦了一次為期兩天的「台灣小說座談會」，邀請到十幾位名家學者來奧斯汀，專題討論台灣小說。那場座談會，當時引起了台灣以及海外華人文學界的極大興趣與好奇，台灣媒體更是大做宣傳，稱之為「一場歷史性的文學盛事」。之所以如此「轟動」，除了是因為這是台灣文學首次在美國大學舉辦的研討會受到專題討論，另外還有大家心照不宣的因素。那時期，美國剛與中共建交，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困境，「台灣」兩字同時也變得具有政治敏感性，好像連說出口都有忌諱似的。如此，在美國名校的座談會裡，邀請有名的教授來大談「台灣文學」，台灣那時的政府當局大概是憂喜參半，懷著複雜曖昧的心態吧。

「台灣小說座談會」的主辦召集人，是德州大學負責中國語文教學的傅靜宜教授（Dr. Jeannette Faurot,1943-2005）。傅教授是美國加州人，深愛中國文學及文化，是在加大名教授陳世驤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及學位的，當時和楊牧是同學，她住過台灣，中文很好，喜歡閱讀台灣的小說作品。她訂閱聯合報的海外版，每天看聯合副刊。如此，她才會興起主辦這個台灣小說座談會的構想，並付諸實行。那次接受邀請來參加的學者教授，美國人有 Cyril Birch, Lucien Miller, Howard Goldblatt, Timothy Ross 和 John Berninghausen；華人則有夏志清、李歐梵、劉紹銘、楊牧、張系國、水晶、李華元及林耀福。我自己，雖非教授，也客串了一角「「講評人」。

傅教授私下對我說，在多位名學者之中，她最感到榮幸的，是邀請到鼎鼎大名的夏志清教授，他不但來參加，還答應致辭，做壓軸的「結語」。

座談會的日期是1979年2月23、24日。開會的前一晚，我在訪客入住的 Villa Capri 旅館餐廳，已和大多數學者們見了面。夏先生卻因抵達時間較遲，我尚未見到。在我會後所寫的會友記一文中，我如此敘述：

第二天中午，「台灣小說座談會」正式揭幕。在開會前幾分鐘們大家走進湯普遜會議室，互相介紹或交談，但聲音都不大。不知是誰突然說：等一下夏志清進來，氣氛就會不同。正說著，夏先生入室，一見我，就「歐陽子！歐陽子！」地聒嚷起來。此後，直至開幕，整個會場差不多全被他的噪音蓋住了。

十六年前只見過一面，我連他是否還記得我都不確知，沒想到他不但記得，還好像乍見久違的親密老友，雀躍歡聲大打招呼，令我感到十分親切，但也覺得在眾目睽睽之下，如此深受矚目，有點不好意思。

兩天的座談會，一切進行得很順利，首先是傅教授的開場白，講題是「Why Taiwan Literature？」接著是當代台灣個人作家的作品分析和講評。被討論的小說作家有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七等生、張系國等。李歐梵和張系國兩人的論題較為廣闊，前者討論台灣小說中的浪漫主義及現代主義，後者討論中國（台灣）作家與烏托邦之追尋。

夏先生為座談會做的「結語」說得中肯又貼切。

講畢，這場台灣小說座談會就圓滿閉幕。

開過這個會後，夏先生在聯合副刊讀到我寫的「會友記」等報導文章，寄一封長信給我，口氣十分親切，寫得密密麻麻，表示很高興在奧斯汀看到我，道謝招待，並論及我在報導文學中說的一些話。我與夏先生的通信來往，由此開始。

「台灣小說座談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傅教授後來輯成一書，由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書名定為《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此書印出後，我把夏先生的座談會結語翻譯成中文，交給瘂弦，發表於《聯合報》副刊。夏先生讀到後，非常喜歡，稱讚我的譯筆很好，不多久他就來信，懇求我替他翻譯他所編《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的長篇導言。夏先生的英文評論文章，並不容易翻譯，我花了很多時間，拖了幾個月，在1982年2月譯畢。夏先生接到譯稿，又稱讚，說我譯得「忠實流暢」。他把文章交給香港的《明報月刊》及台灣的《中國時報》兩處刊登。

那時候，我父親剛去世不久。夏先生在信中特別慰問，並鼓勵我寫文章紀念父親。後來我真的寫了幾篇，輪流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發表。

上世紀七○年代和八○年代，是台灣報紙副刊的全盛時期。尤其台灣最大兩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最是出色。瘂弦主編的聯合副刊和高信疆主編的中時人間副刊，競爭十分激烈，幾近白熱化，我們不少作家，寫作投稿，常須做些「平衡運動」，以免顯得厚此薄彼。例如「台灣小說座談會」的報導，由於傅教授對聯合報遠較熟悉，我把相關的文章以及焦雄屏(當時她在德大唸電影系)幫忙拍攝的多張會場相片，全都交給瘂弦，刊登在聯合副刊。後來聽說高信疆為此十分氣餒，像是打了一場大敗仗，頗為沮喪。我覺得過意不去，便在座談會結束後，趕緊寫出一篇長文〈鄉土‧血統‧根〉，交給高信疆發表在人間副刊，做為補償與賠罪。我寫紀念亡父的幾篇文章，輪流給兩報發表，也是同樣意思。

紀念我父親的文章中，有一篇〈灰衣婦人的來訪〉(亦名〈一件往事及聯想〉)，是刊登在人間副刊。夏志清先生在中國時報上讀到，寫信給我，說他很欣賞這篇文章，並跟我談論起我文中觸及的作家採用真實人物為小說主角的是非與責任問題。在座談會見面時，他已稱讚過我的文學評論，說我前不久在《現代文學》復刊號第六期發表的論文〈藝術與人生〉寫得很好，令他印象深刻。現在他對我的散文也有佳評，使我感到很愉快。

另一次受到夏先生的鼓勵，是在1982年的年尾。我寄賀年片給他，他立即回我一封，在卡片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出一篇長信。他講起數日前觀賞盧燕主演的〈遊園驚夢〉戲劇錄影片，很滿意，白先勇也在場，相談甚歡。夏先生說，在看錄影片之前，他先讀了我評析白先勇〈遊園驚夢〉小說的長篇論文。他寫道：「你那篇評析，寫得細到精緻，非常佩服。先勇有你這位同學至交，實在也是修來的福氣。很多作家等著人去寫他，有些人終身得不到一個知己的critic。」我受到評論大師的稱許，自是十分歡喜，寫入當時的日記裡，才得以保留在我記憶之中。

次年(1983年)三月中旬，我意外接到香港《明報》主編董橋先生的一封信。他說希望刊登夏志清的英文近作〈論《玉梨魂》〉之中譯，而夏先生和他都認為由我翻譯最適當，因此他希望我肯接受這份工作。我於是寫信給夏先生，請他把那篇英文論文以及《玉梨魂》小說原著寄給我看。沒兩天，我便接到夏先生的一封長信，說他「又感又愧」。顯然他是不大好意思開口叫我再替他做翻譯工作，卻又很希望我譯，才讓董橋向我提出的。夏先生先前在給我的信中，已提過下次我出版散文集時他要替我寫序文，現在這封長信中，他重申這個意願，說他會很認真地寫，把我的小說也一併重讀而做個總評論。我覺得夏先生有一點「give-and-take」的味道，令我感到不太好。但那時我還沒有出版新書的計畫，所以也沒放在心上。

約一週後，我收到夏先生寄的徐枕亞小說《玉梨魂》(全書影印)，以及他評析此作的英文論文。一見那論文，我倒抽一口氣。文章比我預料的長很多，文字句法看來很難翻譯。我一時猶豫不決，不知該不該接受這份工作。

《玉梨魂》是民國初年五四之前的文言文小說，我從來沒有讀過這種「鴛鴦蝴蝶派」作品。它的語言風格，十分獨特，自始至尾全是用四六對句駢文寫成，其中卻又夾著許多詩詞。小說的情節與氣氛，可以說是相當「病態」，十足反映當時的封建社會。異於五四作家，徐枕亞顯然是完全認同於這樣的社會。這類的小說，早已不合時宜，少有人知，但我認為在中國小說史上，也應佔一席之地。

夏先生對《玉梨魂》的評論，雖然很長，我研讀之後，覺得論點都很中肯，評析精闢入微，是一篇很好的論文。把這篇評論翻譯成中文，讓海內外華人共讀共享，認識一下民國初年有過這樣一部別緻的小說作品，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於是我毅然──也是欣然──接受了這份工作，開始下筆翻譯。

結果卻是譯譯停停，磨了大半年，完成初稿，又經不少時日的修正與謄寫，總共費時10個月，在1984年1月26日終於完工。譯文長達三萬多字。我真感覺一身輕鬆，同時也有一份「成就感」。

夏先生接到我的譯稿後，很快就來信，表示感激，並稱讚我翻譯得很好。他說：

「昨天收到譯稿，今晚一口氣把它讀畢，讀來毫不費力，譯筆既信又達，真不知如何感謝你才好。今天舊曆元旦，讀你的譯稿，帶給我極大的喜悅，同時你譯《玉》文，這樣用心，實在過意不去。……國人間像你這樣的翻譯高手，我想不多了。……」

夏先生在信中，建議我翻譯一些自己特別喜愛的文學作品。他也再度提醒我，下次我出書，他要替我寫一篇長序。他說，「不只是報答你。好好evaluate一下你的成就，本身就是極應該做的事。」

《玉梨魂》評論的譯文，在1985年間，分別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及台灣的《聯合文學》月刊登出。前者分三期連載，效果差些，《聯合文學》卻是一次刊完，而且放在頭一篇，非常引人注意。夏先生來信，再道謝一次，並說香港的林以亮先生也稱讚我是「內行」，翻譯得很流暢。

兩年後，我收集十年間所寫的25篇散文，輯成一冊，定書名為《生命的軌跡》，交由蔡文甫的九歌出版社出版。我沒有寫信告訴夏先生這件事。我所以沒有請夏先生寫序，我想主要是因為我不願讓自己覺得我是在索求「報償」。「Give-and-take」的意念，仍使我感到不自在。我也不想「利用」夏先生那時期對我所懷的感激之心。

其後十餘年間，我與夏先生保持通信聯絡。通常是一年一次，我在歲末寄賀年片給他，他便回我一封，卡片上總是密密麻麻地寫著好幾段字，很親切地問候我和祥霖的健康，祝我們新年快樂，同時述說他自己的生活狀況。我留下的籠統印象是，他非常認真做學問，很注意飲食的營養，也常到戶外運動。夏先生長壽，活到93歲，很可能跟他的生活紀律與保健知識有關。

進入21世紀後，由於我終止了歲末寄賀年片的多年老習慣，我與不少朋友之間的聯繫，就在不覺中斷掉了。近十幾年來，我雖然沒有再寫信給夏先生，卻從中文報刊或友人口中得知一些關於他的消息。2006年，我欣聞夏先生以85歲高齡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非常為他高興。一兩年前白先勇告訴我，夏先生一度病危，住在醫院奄奄一息，全靠夏太太王洞不眠不休的細心照顧，才把他救活了過來。當時我想，下次有機會去紐約，一定要去看看他。不料尚未去成，夏先生就走了。

我翻出一疊舊照片，尋找一番，便找到了半個世紀前遺留下來的一張黑白相片。那是1963年6月8日，夏先生招待我們乘遊艇觀光紐約，大家在船上的合照。相片裡，夏先生坐在前面椅上，而白先勇、鮑鳳志、陳秀美（若曦）和我，站立在他後面。我算了一下，夏先生那年是42歲。我是24歲。

奇怪的是，這張半世紀前的照片，黑白分明，一點都沒有褪色，好像剛剛沖洗出來似的。景象如此鮮明，就在眼前，可見可摸，但50年的歲月，哪裡去了？青春與活力，怎麼都閃逝了？正當壯年的夏先生，如今駕鶴西去，而我們幾個同學，也都年邁七旬，垂垂老矣。

思之不勝感傷。

寫於2014年1月16日美國德州奧斯汀

(歐陽子 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