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

(編按: 原文太長,只採用其中第五與第六節。)

五、走出象牙塔

1976年6月至10月期間，丈夫帶著兩個小孩去了紐約州北部他們的農場，幾個月的周末時間突然完完整整屬於自己了。叢甦把自己關在家裡，在桌上鋪滿稿紙，頓時，來到紐約的16年的往事全都湧上心頭，她憤筆疾書，不知疲勞，不知停歇，一氣寫下了七個短篇，第二年初，又寫了兩篇，匯成了一個集子，名曰《想飛》。

這些短篇，作者說是由於“報尾巴上偶讀的一條小新聞，人群中偶遇的一雙眼睛，街頭偶見的一個身影，​​加上都市生活的聲色形象而醞釀構成的”。它已不同於60年代早期的作品，倒不是結構、技巧有多大的變化，而是作者對人生的感受和經臉，已經更為切實的深刻了，她早已“走出了象牙塔’，真正地面對現實中的醜惡與殘酷。

《想飛》是寫一個留學生不堪忍受精神上的重壓而自殺的慘劇。沈聰在“日日重複、夜夜重複、永無休止、永無解脫”的生活重壓下，深感人生的毫無價值，他渴望變成一團鬆軟飄然的彩雲，一隻遠天雲間的海鷗，自由自在地飛翔。他以為，這才是生命的精義，可在現實條件下他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他只有選擇另一種“飛翔”，從洛克菲勒中心區的65層摩天大樓上“飛”下去，這樣來追尋生命的愈義。《癲女日記》，更是通過癲女閱讀加繆的《反叛者》後的日記，進一步表明對人生意義的真正認識：“也許自殺的人才是真正有自由意志的人。加繆的反叛者最後反抗的行為就是自殺，因為只有在那決定死亡的一剎那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

在《想飛》集子裡，還有《半個徽笑》、《芝加哥的一夜》、《咱這半輩子》等小說，都表現了寂寞、失落、愁苦的心態，形像地展示了中國留學生和美國華人的幻滅人生。叢甦是從生命的角度去描寫留學生的生活的，對人類生存方式和生命意義的思考，使叢甦的留學生文學有別於於梨華和白先勇。白先勇說：“叢甦的小說中，成功的幾篇，我們都感到一種動人的力量―那是一股對生命渴求的力量。”看來，叢甦作為學者型的作家，又有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她更熱衷於，也更習慣於從理性來思考人類的生存價值和對人生的終極關懷。這也許是她逐漸轉移去寫直面慘淡人生、抨擊社會時弊的散文、雜文的一個原因吧。

當然，雖然《想飛）集子裡的故事結局大都並不完美，但她“絕對否認自己是悲觀主義或虛無主義的宣道人”。她在‘想飛）集子的後記中說：“自己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有孩子的人是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悲觀的，我堅信人在心靈深處的純真和無辜，我堅信我們在孩提時期的純真和善良（這也是我在《芝加哥的一夜》和《艷茉莉夫人》裡要描繪的），而每當我看到自己孩子的微笑和姿態時，我不禁又一次愛上和堅信人類在文化曙光時最原始最基本的飛躍慾望，也許在我們黯淡的跋涉裡，我沒有其他選擇。 ”

l978年12月31日，她又正式出版了小說集《中國人）。這可以說是她思想和創作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標誌。來美近20年的所見所聞，嚴酷的社會現實，使她“深深覺得，人如果連活命都成問題的話，那麼他在生命裡對’形上’問題的焦灼與探討也就等而次之了。而且，如果我不能關懷這形下人，也就無權無資格去關懷這形上人”。“在這個人要吃人，要奴投人，鞭打人，扼殺人，活埋，砍頭，揪鬥人的年代，也許，我們最迫切最終的關懷是那些在自封為神的’活鬼’的統治下的活生生的人。”這也是為什麼近來覺得卡夫卡神經質的形上質詢越來越索然無味，而對雨果的大慈悲的人道主義卻感激涕零。”

她的審美視角開始從個人本位向民族本位轉移，她已不再從“自我”出發，只反映留學生個體的失落感、孤獨感，而是從“中國人”出發，著力表現整體民族意識的覺醒，特別是作為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

叢甦在小說集《中國人》的自序中寫道：“這是一本完完全全屬於中國人的書―流浪的中國人，他的躑躅和徬徨、期望和等待。”她還套用屠格涅夫長期旅居法國而懷念自己祖國俄羅斯的一句話，把俄羅斯換成了中國：“中國可以沒有我們而存在，但是我們不能沒有中國而存在。 ”

在小說《自由人》中的那個女孩身上，已找不到昔日小說那種落寞感，她具有一種鎮定而熱烈的氣質，這種氣質出自“一種感受，一種靈犀，一種認同和肯定”，出自一種炎黃子孫的強烈的民族意識。小說結尾，女主人公呼喚著：“自由人，回去吧！這裡不是我們的土地，不是我們的藍空，不是我們的太陽。 ……回到我們自己的人群裡去！同樣的膚色，同樣的眼，同樣的語言，在那熟稔的風光，熟稔的藍天，草原和土地的芬芳。 ”這話語多麼激動人心啊。

小說《野宴》與《中國人》是姐妹篇。《野宴》是寫一群中國留學生利用假日到野外去聚餐，可在野宴過程中，出人意外地遭到一些懷有種族偏見的英國人的誘編和凌辱。最後雖然只是破費了些金錢得以了結，但給每個人心頭，籠罩上了一層憂鬱的陰影。最後，主人公深有感觸地說：“也許人生正如尼采所說的，我們是瞎子在走高繩索，步步當心，時時警惕，而在一個陌生的土地上陷阱更多，摔跤機會也更多……是的，我們是夾縫裡存在的人，我們是邊緣的―在一種險峻的平衡裡，我們永遠是旁觀者，局外人，我們水遠是橋牌桌上的第五個人……有一天，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完完全全屬於我們的土地上，生根、工作、相愛，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歡笑、奔放、老死、物化……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書寫我們的嚮往和夢……”這是多麼感人肺腑之言，充滿了對自己祖國的民族的歸屬感。

中篇小說《中國人》寫的是一個愛情悲劇，但它的基調不是灰暗感傷的，而是充滿了奔放的激情。留學生史超峰在失戀之中，是一個中國漢子無意中的一番話，喚醒了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史超峰問那漢子：“不想家？”那漢子答道：“隨身帶著，想什麼！”並在史超峰左胸敲敲：“家就在這裡！ ”史超峰有如茅塞頓開：“家和中國就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中國，中國人！這多麼榮耀，又多麼沉重的名詞呀！中國，這閃爍著過去榮耀和未來允諾的名詞。中國不應該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中國不只是一個政治體系，中國是歷史，是傳統，中國是黃帝子孫，孔孟李杜，中國是一種精神，一種默契，中國就在你我的心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是中國，有說中國話的地方就是中國，中國是億萬中國人對自由民主、人性理性的希望和嚮往。 ”

如果說叢甦早期留學生小說是描寫“失落的一代”，那麼《中國人》諸篇表現的則是“覺醒的一代”，中華民族整體意識的覺醒。

叢甦留學生小說在藝術技巧上也很有特色。白先勇曾評論說：“叢甦的小說，最成功的幾篇，其力量輒在於作者對小說中的細節有效的控制與巧妙的安排。叢甦的文風，類近繁富，而她的才華則表諸於小說文字中比喻的塑造。 ”細節巧妙的控制和安排，使她的小說富有生活的質感，而又由於她善於理性的思考，使作品更具有哲理的意味。她在《想飛》後記中說：“自從我開始寫作以來，從來未敢脫離過寫實主義和象徵主義的路線。 ”她的小說還以細節生動豐富、比喻傳神貼切見長。比如（半個徽笑）中林萍代表她妹妹出席朋友的婚宴那段細節描寫，一邊是花團錦簇的喜慶場面，一邊是外貌醜陋、穿著邋遢女孩的尬尬處境，人物與環境的如此不諧調，烘托並預示出這將是一個悲劇的結局。這裡的比喻充滿了豐富的聯想：“像是一片秋天裡早衰的枯葉誤落在夏日裡碧綠的草坪上。” 《野宴》寫到流氓哈珊用尖銳聲音煽動群眾中傷中國人時，叢甦是這樣描寫的：“那尖銳激動的聲音像鏽鐵刀劃擦鋼鍋底一樣的刺激著文超峰的耳朵。 ”當人們被煽動得越圍越多時，叢甦這樣寫道：“那一撮會聚的人像夏日裡發酵的麵粉，越來越腫脹。 ”這些比喻既形象通真，又愛憎分明，富有感情色彩，確是一種才華的洋溢。

六、拿起 ”投槍、匕首”．做一個中國人

80年代，叢甦依然在“宇宙的中心”洛克菲勒紀念圖書館工作，業餘時間，依然在從事她所心愛的文學創作。只是到80年代中期，她的家庭生活發生了變故，她與丈夫離異了。各人分得一個兒子。這在一般的家庭婦女,這種家庭的破裂也許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女人從此一蹶不振，而對於叢甦，她勇敢地面對著現實，堅定地頑強地生活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充實更有意義。她仍然兢兢業業地工作，認認真真地寫作，把自己的心血和情感奉獻給她神聖的文學事業。

90年代初，洛克菲勒財團在經營方向上有了改變，紀念圖書館決定停辦了，於是,她就乾脆退休下來。不薄的退休保險金，外加一些房產家業，她完全可以養家糊口，衣食無虞的。這樣，她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文學創作，而且還可以參加一些文學的社會活動和社會公益工作。她現在是紐約的文學國際筆會成員、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近幾年來，除了文史哲藝音樂外，又想對星象學、地質學、科幻小說等等“染指”。現在，還執迷於佛教佛學的研究……她真是個精力充沛，士氣旺盛，興趣廣泛，博學多才的女強人。

這個時期，她創作的小說主要收集在《獸與魔》的集子中。這些小說仍然是寫中國的海外流浪人，但其內涵卻更為廣泛了。她寫了納粹集中營，“文革”中非人的迫害，以及柬埔寨的戰亂等。作者的關注點是人性的被扭曲和摧殘。作者把人性問題引入到藝術的思考中，通過對人性的變形的再現，達到對造成這種惡果的社會環境強有力的抨擊。這裡，作者已不只是一名為民請命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大無畏的政論家、思想家、鬥士。

（辛老太太的“解放”）寫“文革”後辛明新的母親來到美國後的情況。母子重逢並沒有帶來難以抑制的激動，雙方甚至都感到有些彆扭。這並不是暫時的不習慣或情感的一時陌生，這已是一種心理的人性的變態：老太太對兒子，對周圍的一切都懷有一種戒備和近似本能的畏懼，她老一個人躲在陰暗的角落裡，藏匿著一些食物。兒子有心想修復這種阻隔和無形的破裂，可沒有見效，顯然，那靈魂深處所蒙受的“文革”的精神創傷是無法醫治的。 《流緣》中，陳堤仁由於戰亂而經常產生幻覺和惡夢，過去美好的戀情在戰亂後竟變成了纏繞他的恐懼的夢魘。

這時期叢甦小說的風格也有了明顯的變化，主要是更帶有散文化的色彩，在作品的結構上，時空改換更大更靈活了。她已不太注意敘事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她可以讓人物的某些分散的心理活動斷片，連綴在一起，構成一種人性、命運的延續。這在《雨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過去的戀人，在小酒店相遇，他們各自的語言、意識沿著自己的思路閃爍、跳盪，在雨天的過去與現在的特別氛圍中交錯起來，顯現出他們命運的坎坷和人性的扭曲。

這時期叢甦的小說已開始加入了不少議論性的語言，其中有的借人物之口發表議論，更有作者自己跳了出來，議論一番。這本是小說之一忌，可反其道而行之者大有人在，做得成功者，敘事議論融會貫通，為人所稱道；失敗者，敘事議論支離破碎，不得要領。而叢甦的議論語言，應該說是運用得成功的，恰到好處，有助於增強作品的理性思考，提升作品的思想品味。如小說《獸與魔》寫了兩個人，一個是感官主義者艾玉，一個是強權暴力主義者仇生。作品在對人物的對比描寫中，借用第三者陸中的話，作了一番十分精闢的評論：“艾玉和仇生是雙生子，都是這個年代裡的新虛無主義者。一個藐視一切現存的戒律與道德，另一個不但藐視，而且想破壞一切現存的制度；一個是內觀的，只看見自己的身體和肉慾，另一個是外展的，但是加了一個偽知的理論外衣，一個虛假的政治哲學基礎，但是也以自己的主觀意圖來解釋世界。但是兩者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為宇宙的中心。艾玉是把我們帶回猿人和野獸的洪荒時代；仇生卻要把我們帶到魔鬼製造的天堂裡。

魔鬼與野獸的不同點在於魔鬼自認為比野獸聰明，有抱負，有遠見，有計劃，有陰謀，而野獸只是懵懵懂懂，自顧自，只管此刻，不顧明天，只管自己身體口腹之欲。……這是雙子星星座，是月球的陰陽面，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出發點都是私慾，最終點都是文明的毀滅，也就是整個洪荒時代的重演。 ”這段鞭闢人裡的議論，深刻透徹地剖析了這兩種人、兩個主義的精神實質，有助於讀者深人理解這個故事的內在含意，增強了作品的反思與概括力，同時也使作品的文筆顯得舒展、開闊，更富散文的風範。

值得注意的是，叢甦在這個時期，已逐漸疏淡了小說創作，而更熱衷於散文和雜文了。對於這點，有不少學者、作家與讀者都表示惋惜，可叢甦卻終不覺悔。她以為：“就時效言，雜文就比較乾脆、有力，一針見血了。 ”“而雜文的形式，作為發洩那或狂或狷的’不純之情’是比較適合的。 ”

筆者以為，從她的精神氣質、文化素養、個性風格以及見多識廣、富於激情又急於爆發的特點來看，散文、雜文也許更適合於她的文學選擇。魯迅後期所選擇的那些”投槍、匕首”散文、雜文，不是同樣鋒芒犀利，語意雋永嘛。叢甦於80年代後期出版的《生氣吧！中國人》就是這樣一部文情並茂、寓意深刻、筆鋒銳利的政治散文集。作者大膽地論述人性、人道、人生中一些為某些人諱言怕聽的棘手問題，敢於將目光擴展到全球，觸及到世界性的歷史的功過是非、人類的慘痛教訓和民族的空前劫難，她對納粹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口誅筆伐，意在告誡人們不該淡忘，更不能抹煞、竄改。這裡顯示了作者過人的膽識、廣博的史識和矯健潑辣的文風。

對於叢甦的散文，現在來評說為時尚早，她的筆力正旺，後勁十足，我們將拭​​目以待。而在今日，我們只想探討一下，她從事這樣的文學創作的真正動因究竟何在。這裡，我看不必浪費筆墨，她自己的一段感人肺腑的話語足以說明了一切。現特不避其煩地抄錄如下，以​​饗讀者，也作為本傳記的一個結束語吧：

自10歲開始投稿，17歲開始正式寫作以來，到如今算來也有一把歲月。除了1966年到1976年初十年之問完全空白以外，其餘日子裡彷彿多少在塗鴨。有時候也不免自問：所為何來？不會是為了錢•（稿費連自己也養不活，更勿論家），也不會是為了名（朝昇暮落，過眼煙雲），更不會是為了被賞識（除了蒙已故之夏濟安深寄厚望以外，生平再未被人賞識過），為了壽世？（壓根兒不信那套玩意兒！）那麼究竟是所為何來？去夏歸國的一段日子，我總算找到了答案：我看到了你！你是誰？你做什麼？你究竟在哪裡？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了你！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在窄巷裡，在菜市場上，在機車行裡，在站台上，在天橋下，在鷹架底，我看到了你！你在工作、在流汗、在讀書、在擠公車、在辦公、在低頭沉思、在戀愛、在創作、在掙扎、在歡躍、在徬徨，我看到了你、聽到了你！在這本小書裡，我也希望觸到你！我要你分擔我的困窘和焦急，我的迷惘和渴望。我不敢奢求，但是如果在那蟬聲大作的夏日午後，或在那細雨飄搖的陰霾天，我能贏得你一聲嘆息、一個回顧、一絲笑、一滴淚,我已滿足。因為在我流浪的生涯裡，正如文超峰一樣，除了記憶、懷念、和明天的希望，我一無所有。你的存在，你的喜憂哀樂，你的責備和鼓勵，對我是重要的，正如在那漫長寒夜裡的天角的那顆孤星。也許，說穿了，在我這十幾年，跑過半個地球的追尋裡，只是為了再看見你，再認同你，你和你的析求、你的夢和希望，你的眼淚和歡笑！

你：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