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報導

在我書架的最上面，放著哈金寄來的【南京安魂曲】，只看了第一頁，從此靈魂不得安寧。

剛剛看到來自波士頓大學的消息：著名華裔作家哈金2014年獲選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終身院士！ 58歲的哈金與其他八位傑出的作家、藝術家一起，成為固定席位二百五十人的藝文學院新成員。

喜歡看見哈金，是喜歡看見他那樸素的衣裝和朴素的表情。他的說話也是極樸素的，樸素得都有些羞怯。文字就更是樸素，樸素到無法加減。但“樸素”到了極致就是一種強悍，一種內心的“瘋狂”。他的寫作，似乎與快樂無關，猶如僧侶般的苦旅。但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哈金一路跋涉的力量，是來自沉重的“偉大的作品”。哈金很少評論，開口卻一語中的：“當代中國文學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挑戰的精神！”

 一，“悲劇”是生命的基調

這三十年，赴美國的留學人多半看重物質的夢想，但哈金絕對是例外，他真正想要的是內心深處精神自由的圖騰。這個“圖騰”也決定了他不容易露出那種幸福滿足的表情，更注定了他永遠不可能擺脫的心靈之苦。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在美國謀生並不難，但是如何讓生命活得有價值就很難了。”記得那年哈金來休士頓演講，他特別說到：“’悲劇意識’其實就是生命的基調，我的老師曾經問大家有沒有生命中快樂的記憶，很多人回答沒有，老師說那是因為你是人。”他接著還說：“海明威認為’生命就是一個悲劇’。所以我從來不鼓勵自己​​的學生作職業作家，因為太苦。我的寫作其實是我人生的失敗，我幹不了別的，退回到紙上消耗我的生命。”他的“樸素”到底的“個性”真是走到了極致。

哈金的悲劇意識，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蘇俄的現實主義大師，他特別感動於蘇俄作品中的生命悲劇感以及悲憫和同情。受其影響，哈金的作品也多描述人的困境和悲劇，尤其是對小人物的命運觀照。所以，他的作品中從沒有堆砌的辭藻，他是以人物的性格命運來震撼人心。美國筆會評審團這樣評論他：“在疏離的後現代時期，仍然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之一”。所謂悲劇意識，並不是頹唐，而恰是一種力量。為此，哈金有這樣的詩：

你必須去那裡，

悄悄的出發。

把你仍然珍惜的東西留在身後。

以我的理解，他要去的“那裡”就是他的作品，“悄悄的”，正是他低調匍匐前行的姿態。他需要“留在身後”的那些“珍惜的東西”實在太多，其中有故土，有親人，有他成長的情感，還有一樣，我想就是他“仍然珍惜”的漢字。後來在很多場合，哈金都說過，自己不能用母語寫作，無論如何都是他個人的悲劇。

很多人問哈金為​​什麼要用英文寫作，哈金就老老實實地回答：“我一直沒有這種機會，用英文寫作，我才能生存。” 很少有人會想到，用英文寫作的人其實比用中文寫作的人更加孤獨，因為“漢字”還有一種“回家”般的熟悉，一種來自母體的溫暖，但是“英文”則完全沒有。但是哈金說：“孤獨是人應當的存在方式。”他慶幸自己有兩個家，“第一個是太太和孩子，第二個是在紙上”，他說：“我盡量生活在這兩個家中。在紙上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聲音”。

二，難以定位的作家

關於哈金，因為他一直用英語寫作，所以人們大多認定他是華裔的英語作家。在我看來，卻覺得他依然是海外的中國作家。他的作品，寫的都是中國人所經歷的故事，多離不開他自己成長的背景。所以哈金也稱自己為新移民作家，或者說是主動選擇了“離散”意義的新移民作家。哈金的新書《在他鄉寫作》中有這樣的話：“由於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再也無法回家，我們必須尋找自己的伊薩卡，並設法找到通往那裡的道路。但是，我們也應該記住，無論我們向何處行進，都不可能完全擺脫我們的過去。”

除了對哈金創作身份的難以確定，最具爭議的還是評論界對哈金作品的評價，正可謂是毀譽參半。有學者認為哈金是販賣中國的元素取悅西方文壇，另外一些學者則稱之為是中國的納博科夫或者康拉德。其實，前者是一葉障目，後者則是激情過譽。哈金的作品絕非完美，但他的文學意義卻是歷史性地實現了中西方的跨界融合，他的創作態度由於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知識分子有關生命哲學的基本立場，所以才具有著某種精神裂變的突破性意義。

哈金的確很“神”，他的故事頗有些傳奇。本名金雪飛的他，1956年出生在遼寧，父親是軍人，哈金在14歲時參軍入伍，1977年考入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5年於山東大學取得美國文學碩士學位，次年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據說是因為美國人很難發出“雪飛”這個音節，又因為他喜歡哈爾濱，於是取筆名哈金。但很少有人知道，哈金在考上大學前，竟然只讀過四年的小學。這位在三十五歲以後才靠英語寫作來安身立命的中國人，在美國文壇上竟然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

說到哈金的獲獎，他是目前唯一一個兩次獲得“國際筆會－福克納”文學獎的華人，也是“美國國家圖書獎”歷史上唯一一個華裔獲獎者。他在2004年出版的《戰爭垃圾》(War Trash) 不僅是暢銷書，還入圍了“普利策文學獎”的最後名單。這些年，哈金幾乎是拿遍了美國大大小小的文學獎項，被媒體譽為是“美國歷史上公認最傑出的華裔作家”。 1996年，他獲得弗蘭納里•奧康納小說獎，1997年獲海明威基金會筆會獎，1999年獲古根海姆研究基金，1999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00年獲筆會福克納獎，2000年–2002年獲亞洲研究基金，2002年獲湯森德小說獎（Townsend Prize for Fiction），2005年獲美國筆會福克納獎，2006年獲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會員稱號。此外，《等待》和《戰爭垃圾》分別入圍2000年和2005年普利策獎小說類決賽名單，並入選《紐約時報》十大好書。但令人遺憾的是，哈金的中文翻譯作品目前多是在台灣地區出版，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卻只有《等待》、《南京安魂曲》和最新的《落地》。也許，哈金還要等待，讀者也要再等待。不過，哈金在接受採訪時卻意味深長地說：“你期待的事情不會發生，所以我從不期待什麼。”

三，哈金作品的“道德難題”

都說哈金是個“瘋狂之人”，他在美國博士畢業後，竟然想要靠英文寫作來求得生存，正可謂是“瘋狂之舉”。因為“英語”絕非“移民”之所長，當年在美國的留學生，大多數為了找到好工作都改行學了其它專業，但是哈金則是選擇了波士頓大學的寫作班。寫作班沒畢業，哈金就被愛莫里大學聘用教詩歌，校方將根據發表的東西來決定是否繼續僱用。在聘用的前三年，哈金竟然沒有一本書出來，且遭頻頻退稿。直到1996年，他的短篇小說集《辭海》終得出版，第二年，哈金就獲得了美國筆會的海明威獎，1999年再獲得國家圖書獎。由此，哈金完成了從一個中國學生到享譽英語世界著名作家的華麗轉身。

回望哈金的創作，如果簡單對比一下莫言，他真是不算多產。僅有的三部詩集分別是《沉默的間歇》（Between Silences）、《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s）、《殘骸》(Wreckage)。短篇小說集則有《詞海》（Ocean of Words），《在紅旗下》（Under the Red Flag）（台灣繁體譯本為《光天化日》）、《新郎》(The Bridegroom）、《落地》（A Good Fall)這四部，寫得多少有些慢。

哈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池塘裡》（In the Pond），發表於1998年，寫的是一個業餘畫家和書法家精神無奈的艱難生活。第二部長篇小說《等待》（Waiting），1999年出版，講述的是一位普通軍醫近二十年間“兩地分居”的感情故事。 2002年出版《瘋狂》（The Crazed），寫一位教授面對歷史大事件的迷惑與傷感記憶。 2004年，他推出鉅作《戰爭垃圾》（台灣繁體漢字譯本《戰廢品》），是企圖用回憶錄的形式描述鮮為人知的赴朝志願軍戰俘的悲慘命運。 2007年他出版《自由生活》（A Free Life），呈現的是新移民在海外所經歷的失去與得到。 2011年出版的《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是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展現人性的“大惡”與“大善”，被譽為“以文學之質、小說之文、安魂之意，訴諸正道人心”。由此可見，哈金的作品雖然不多，但其主題都是嚴峻且厚重，他想要說什麼，卻又無法言說，他關心的是人類的各種生存難題，是生命的各種矛盾形態，是人性的複雜表象，他顯然在努力從自己的中國經驗昇華到人類普遍經驗的高度。

關於哈金作品的評價，美國華裔老作家譚恩美說得很到位:“我為哈金的作品著迷，他總是呈現出歷史環境中的道德難題，呈現出人性的磨損邊緣，呈現出不屈不撓，也呈現出不抱希望的生存方式。他是我們最有天份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真正意義的文學，就是表達“人”的難題，如果把生活說得很清楚的文字，離文學就遠了。就如同李安的電影，每次看完屏幕，電影的內涵才真正開始，而且總有一些他不肯說出來的東西在誘惑我們的心。哈金的作品也是有著同樣的效果！

四，關於“偉大的作品”

也許有人會說哈金的時代比張愛玲幸運，其實不然，猶如爬山，哈金總是讓自己選擇高峰和險峰。那年紐約評選“五大道”文學獎，請哈金做評委，他在頒獎儀式上講話，講的重點就是美國小說為什麼繁榮，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偉大小說”的概念。聽眾反響熱烈，叫他把這個觀點寫出來，哈金回去就寫了，提出了“偉大的中國小說”，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在哈金看來，目前中國的文學中缺少的正是“偉大小說”的概念，他認為“偉大的中國小說”應該是這樣的：“一部關於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這個定義顯然是受了“偉大的美國小說”的影響，早在1868年, JW Deforest 就給偉大的美國小說下了定義：“一個描述美國生活的長篇小說，它的描繪如此廣闊、真實、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國人都不得不承認它似乎再現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東西”。這個定義當然只是一種任何作家都只能努力接近而無法達到的理想，卻是深深地影響並引導了哈金的創作。在哈金寫作的桌子上，常常豎立著托爾斯泰、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的書，他坦言自己每天是仰望著這些大師寫作。西方文學界至今仍以舊俄文學為學院派的典範，哈金從中體會最深的就是“對小人物的關懷、豐富的生命感以及人性的神聖”。由此，我們看見了哈金創作的起點，這也決定了他的作品必然無法平庸。

此外，與一般的寫作者不同，哈金在創作時常常想的是：“所謂讀者，不僅僅包括現在的人，也包括過去和將來的人。”他還說：“文學創作，很多人名滿天下，卻沒有’不朽’，眼下的名聲往往是不堪一擊的，作家的生命只能靠作品來維持。” 他甚至笑談：“我相信靈魂，相信將來會遇到一些已經去世的作家，所以我不喜歡魯迅，覺得跟他來往會不自在，而契柯夫和沈從文則是我喜歡打交道的人。”

在我看來，哈金的一部部“笨重小說”，沒有汪洋恣肆，也沒有輕鬆娛樂，但卻不會過時，相信在很多年後，人們還想要讀。

五，關於“自由”的代價

哈金的文學貢獻，除了他在大的歷史背景下所挖掘的“道德難題”，作為一個傑出的“新移民作家”，我以為哈金的特別了不起是他寫出了我們這一代“離散者”在追求“自由生活”的過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自由的生活》是哈金寫得最長的一部小說，英文版達600多頁，他把自己的視線由中國轉到了美國，他要寫的是美國新移民的生活境況，寫自己身邊的人和事。當然，他是藉了別人的經歷，來完成自己的精神自傳。在這部移民小說中，哈金以他特有的客觀和冷靜，將“自由生活”背後的痛苦代價淋漓盡致地和盤托出。為此，哈金說過一句特別深刻的話：“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代價的。在​​追尋自由生活的過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 在我看來，這正是哈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哈金自己也說：“我認為這是我的代表作。”

《自由生活》中的武男和萍萍來到美國，先是做著回國教書的精神準備，後來一家團聚，開始了“美國夢”的追尋。書生氣的武男一心想要成為詩人，但美國改變了他，他不再是一個軟弱的書呆子，也不再羞於為金錢而苦幹，他在學了些手藝之後，頂下了喬治亞州的一家中餐館，開始落地生根，一步一步地擁有了自己的房子。

小說中關於主人公為什麼留在美國？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人想去美國？武男和朋友雅芳有過這樣一場對話——

武男：“我覺得人們並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想到美國來。”

雅芳：“他們怎麼不明白，為了更美好的生活啊！”

武男：“可是這裡的生活一點也不容易。”

雅芳：“可是，這裡有自由。”

武男：“要是你不知道怎樣利用自由，那麼自由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被壓迫和限制得太久了，所以要我們改變思維方式，獲得真正的自由，是很難的。我們習慣了被遁詞和虛無所限定的現實存在。我們個人品味和正常慾望大部分都被謹慎和恐懼束縛了。簡而言之，我們純真的內在自我已經失掉了。”

在這裡，哈金藉著小說中的人物表達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渴望摒棄那種把國家凌駕於個人生活之上的生活，換句話說，他想要的是個人的、有意義的自由生活。但這種“自由生活”的代價首先是一無所有從零開始，並且因自由而忍受孤寂。

近年來，哈金說他一直都想寫有關移民生活的小說。他有句名言：“移居是人類現在的生存狀態，每一個人多少都是移居者，我不過是移得稍遠一些。”

二〇〇五年的二月，哈金去紐約法拉盛參加一個會議。他回憶說：“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見到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大量的華人移民。他們大多來自大陸和台灣，在這裡落地，開始新的生活。繁雜的街景讓我十分感動，我想許多美國城鎮一定就是這樣開始的，於是我決定將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後來我常去那里察訪，主要是尋找細節，並保證它們在書中都準確。前後一共大約去過二十次。”於是有了後來的《落地》這部紐約新中國城的故事。

《落地》在2012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後受到了海內外讀者的喜愛，因為這些華人移民的故事也是他們自己的或是他們父輩和祖輩的故事，也是世界上無數孤獨堅忍、尋找家園之人的故事。評論界認為：“小說中所呈現的海外華人的生活充滿了艱難與辛酸，真實可感又具戲劇性，寫出了新移民對新世界的探索與追尋，對故鄉無奈的眷戀與牽掛，以及對自身身份的迷茫與確認。”

最難忘在小說《自由生活》中，哈金曾寫下這樣一段話：“做一個自由人，他就得走自己的路，就得忍受孤單和寂寞，就得丟掉成功的幻想，以便適應他作為一個新移民，作為另一種語言的初學者而被貶低的境地。除此之外，他還願意冒著消耗生命而什麼也沒得到的風險，冒著成為別人眼中笑料的風險。最後，他還得有足夠的勇氣，專心致力於寫詩而不是掙錢，而且甘願面對失敗。”這與其說是小說主人公武男在漫長移民旅途中的精神覺悟，不如說就是哈金想要表達的“新移民”內心獨白。

     6，“局外人”的藝術語言

哈金的小說語言非常奇特，很陽剛，很頓挫，充滿了一種“局外人”冷眼旁觀的力量，有人形容為是“推土機似的敘述方式，笨拙並且轟然作響”。

在當代作家的語言風格中，有的是充滿意像如莫言，有的是充滿古意如賈平凹，有的是充滿緊張如嚴歌苓，有的是充滿柔韌如張翎，但是哈金的語言很是獨異，大冷裡有大熱，大俗裡有大雅。比如他的短篇《皇帝》，所有的小孩都是用綽號：皇帝﹑光屁股﹑孫子﹑鐮刀柄﹑大蝦﹑斜眼﹑白貓﹑大帽等。他敘述故事的語調，是那種男性的沉著、鎮靜、簡潔、清晰，穿透力強，有股子金屬般平穩的硬度。那年他來休士頓演講，乾脆就直言：喜歡【水滸傳】而不喜歡【紅樓夢】。

在哈金的小說裡，我尤其喜歡他的那些如匕首般鋒利簡潔的短篇，如【光天化日】和【落地】，雖說寫的都是他早年生活的“中國經驗”，但卻完全是一個“局外人”的文字氣場。哈金在接受譯者明迪訪問時曾說：“藝術家不管在哪裡都是局外人，我害怕成為局內人。”這一點，正造就了他不動聲色的語言魅力。也因為此，哈金的短篇小說每年都有一些被收入美國課本或選集，不少青年作家在讀它，學習著怎樣寫短篇。

說到自己文學信仰的改變，哈金坦承有一部書深深影響了他，這就是奈波爾的《大河彎》，寫一隊前行的螞蟻不會因為​​有些螞蟻掉隊或迷失了而停下來等待，依然繼續前進。奈波爾的螞蟻譬喻確切地捕捉到了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我們這一代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已經被灌輸這信念，即在你和國家之間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合約”。對哈金來說，這個合約到美國便失效了。無論掉隊或迷失，哈金意識到，作家就是作家，他必須學會獨立，用作品回答一切。一個好的作家能夠盡力所做的一切，就是發出個人的聲音——這成了他今天的文學信仰。
很多人在期待哈金小說的中譯本，哈金說：“我能做的就是努力給作品一顆強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