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和李渝相識,大概是大學時代,什麼因緣已記憶模糊,只記得她總是獨來獨往。

初來美國留學,在北加州,因傅運籌的關係,和一群文人朋友時相往來,松棻、李渝住在柏克萊 Oxford 街上的一間公寓裡,松棻攻比較文學,李渝攻藝術史,來往的人自然多屬藝術家或小說家們,家裡經常高朋滿座。我經常見到過的有詩人葉珊,他總是酒不離手,更常見的是劉大任、傅運籌、唐文標幾位,有一次還見到陳世驤教授,大家多半談些台灣及海外的文壇信息。

當時因為陳映真被捕,他們都想盡辦法要營救,始終沒有成功;台灣的白色恐怖直接間接地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劉大任的博士論文最後祗好中斷。有時他們想寫的文章不能送到原鄉台灣去發表,凡此種種,除了留學生普遍的失落及思鄉情懷以外,大家的精神常是苦悶的。

1970年末,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從美國東岸到西岸,美中到美南,蔓延迅速,聲勢浩大,而身處於西岸加州大学柏克萊分校的這幾位文人,從運動初起便捲入風暴中心,不管你是發起者、参與者、支持者或旁觀者,都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有些同學的終生命運和人生軌道也隨之改變。當時柏克萊有一個五人小組領導班子,常在松棻、李渝的家開會,松棻是領頭者之一,李渝是強力支持者也是參與者。大家決定1971年1月29日在舊金山華埠花園角廣場孫中山銅像前集會、示威遊行。這第一次的行動聯合了左、中、右各路人馬,大家都在保國衛土這個單純的理想上團結一心,士氣高漲。

第一次示威遊行之後,五人小組考慮到要如何保持群眾的持續關注及熱情,不能只靠遊行抗議,要延伸到文化領域才能深植人心。當時的刊物「戰報」就嗅到這個訊息,它不僅表達大家的政治理念,也包含文藝小品、雜文、詩歌、漫畫…等。為了把文藝面更推前一步,就考慮到戲劇這一形式。

戲劇是一門專業,大學有專門的科系,那裡是寄身海外、奔波於學業和生活多重壓力下的留學生敢於嘗試的,而我們這群年青人因為理想主義帶來的一股不怕難的精神,發揮潛力去嘗試,如今回想起來,主要有幾個因素;

1. 有幾位對文學、戲劇有修養和經驗的人。例如在加大修戲劇本科的戈武、修中國藝術史的李渝、修建築設計,以前在台灣參加過學生電視劇比賽得過佈景設計獎的傅運籌,他們三人形成了一個編導班子,加上曾在台灣「劇場雜誌」任主編之一的劉大任、文學家郭松棻,後來又結識了在舊金山大學修電影學的蔡繼光。這些人都有能力在各方面提出專業水準的意見,都願意全力以赴。

2. 加大的東亞圖書館有豐富的中國近代文學、小說、戲劇、詩歌……各種書籍,在台灣被禁的左翼經典文學作品,一應俱全,開放取閱。

3. 加大本身有供戲劇系學生實習演出的全套劇場和設施,我們大家排戲使用,很是方便。

4. 灣區華人多,周邊學校華人學生、教授,加上中國城的愛國華僑眾多,都可以是我們的觀眾。

5.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幾個對演話劇幾近狂熱之士,如戈武、黃靜明、張宏年等人,日後都是台前幕後的各類主將。演完「日出」後,王正方從東部搬到北加州,他更是個戲痴,積極參與後來的每個話劇的編、導、演。

地利、人和都有了,演什麼戲呢? 現編劇本,人力時間都來不及,用現成劇本,傳統舊戲或現代新潮都不合適,要挑有吸引力又能反映現實環境的戲,於是曹禺的四大悲劇就變成主要選擇,而最富戲劇魅力和對現實批判的就是「日出」及「雷雨」。我們決定用「日出」這個劇本。

「日出」原著的故事背景是民國成立之初的天津,講述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弱肉強食,描繪一個交際花和她身邊一群形形色色的貪利之徒,從掙扎、沉淪到滅亡的悲劇。戈武、李渝和傅運籌三人編導班子整日討論,決定把20年代的天津搬到70年代的台北,傅運籌是劇本改編執筆人。其實70年代的台北,涉及銀行、金融、買空賣空、銀行中級職員向上巴結、向下踐踏、破產者求救無門、媰妓被出賣受盡折磨,這些素材對所有人都不陌生。

劇本、導演確定了,找演員也非易事。女主角陳百露有現成的人選,黃靜明是劉大俊的太太,當年是馬來西亞的電影明星,藝名「胡姬」,在東南亞曾享有盛名,陳白露是戲裡的靈魂人物,其他人都是大小配角。能找的人都找,找不到就自已上場。

戈武是潘經理的不二人選,李石清一角找不到人,傅運籌只好親自上場,編、導、演全扛下來。李渝不再是不愛理人的獨行俠,經常要哄著女主角高興,排練及演出的大小事項,她要全場緊盯。她和傅運籌是佈景、道具的主要負責人,她也低聲下氣去求人演尚未找到人的角色。每周排戲、前台後台各種工作分配,布景、燈光、音響、配樂、宣傳、票務,都需要大量的後援支持,好在許多參加保釣的港台留學生,大家平日想法不盡相同,認知也各有差異,各上崗位卻又毫不計較。上課打工的時間緊張,一到排戲時間,對詞、背詞、平時排練、彩排、正式推出全劇公演的時刻,個個全力以赴,相互配合,毫無怨言地承擔各自的工作,真是在共同目標和熱情氛圍下集體發揮的「愛的勞作」。

我們為了配合紀念五四運動, 在1971年5月8日星期六,把多日的心血結晶呈現給觀眾。當晚柏克萊高中不到千人的小劇場座無虛席,我們演的賣力,觀眾也回報我們更大的熱情,出乎預料的好評,學生報刊、華僑報紙、香港的雜誌都刊登了報導和有水準的劇評,接著又受邀請,到史坦福大學演出一場,遠征洛杉磯演出一場。「日出」的演出,掀起了後續一連串話劇演出活動,春風吹到了東岸,紐約、波士頓都有了話劇活動。

戈武、李渝和傅運籌三人編導班子,最是勞苦功高。我相信在李渝的生命軌跡裡,這一段生活應該是相當快樂又意氣風發的。

我們還主持了一個電台節目「中國青年之聲」,在 KPFA電台每週播出一小時,這也是要花大量人力及時間的工作,李渝經常參與。我們忙裡偷閒找些小樂趣,每年唐文標會邀大家去他核桃溪的家玩,帶我們去附近的櫻桃園採櫻桃,之後到他家飽餐一頓,喝酒加上高談闊論,李渝通常話不多,但也都是高高興興加入討論。

有一年春天,我們幾人由傅運籌開車到「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去探幽,正值春雪融化,到處水流淙淙,李渝、松棻都興奮得很。他們很少這樣出遊放鬆自已,也不愛出外旅遊,北加州的陽光透過春日樹上的嫩芽,滿地的淙淙小溪,李渝像小女孩般的歡愉笑容,至今仍在我腦中留著這畫面。

好像是1972年吧,松棻和李渝決定到賭城Reno去行一個簡單婚禮,由唐文標開車,除了他們倆人以外,還有劉大萊和我。李渝穿著一件復古式的長裙裝,當主婚法官說出那千篇一律的台詞時,松棻忍不住笑了,這種形式的東西,松棻大概不當一回事,李渝垂著一頭烏黑長髮,倒是有幾分嬌羞之態。

那段時日,我和李渝經常見面,她已不再是那獨來獨往的人了。演「日出」時,我常開車帶著她東跑西跑辦事,買小道具或其他物件。戲演完後我們也輕鬆下來,一起去柏克萊的精緻小店閒逛,她喜歡手工染製的布和衣服,我也不惜血本買了一件上衣,至今仍是我喜愛的衣服。李渝是學藝術史的,有時畫家會找她幫忙裱畫,既接近她的興趣,也可賺點外快。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們那群人,那幾年經常在一起,多半的聚會是在松棻、李渝家。後來劉大任、郭松棻、傅運籌、董敘霖,先後去聯合國服務,陸續搬到紐約去了,李渝多留了一段時間,博士論文結束後,也隨松棻去了紐約,後來在紐約大學任教直至去世。唐文標回台灣教書,戈武去了香港參加長城影業公司,楊思澤和廖秋忠也在學業完成後回中國服務定居。繁華過後,風流雲散,我也在1976年隨陳讚煌搬到德州。

「日出」是一齣悲劇。「日出」的名句當然也是悲觀的,但我只想用頭兩句,「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來祝願李渝、松棻、戈武、黃靜明、唐文標和廖秋忠,願你們現在的世界裡,太陽正要出來。

(寫於德州休士頓,5/31/2014)

(作者按: 本文絕大部份取自傅運籌「柏克萊校園保釣運動中的話劇演出活動」一文,照片亦由傅運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