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去年春天看望姚奠中老師的時候,他已年過百歲。如果不是就坐在旁邊握著他的手,真不敢相信他還是雙目炯炯,思路清晰,時不時開懷大笑,笑到鶴髮飄飄,童顏泛紅。這是最後一次相聚,五十一歲的弟子看望一百零一歲的老師。一切都好像回到了過去,就像三十年前,二十歲面對著七十歲。我把健康長壽的祝愿悄然放在了一百一十歲。

聖誕節到新年的假日,我們帶兒子乘車出遊,從加州跑到新墨西哥州偏遠的印第安人保留區。我掏出手機想試試大山深處有沒有信號,結果看到赫然跳出的幾個字,「姚老師去世了!」我不願相信這是事實,同樣的消息卻接二連三地傳來了。震驚和哀痛讓我沉默很久,不覺間,車窗外已是潔白世界,大雪猶自紛紛揚揚。這些年我生活在加州,多年不見飛雪,偏在這個時候,天地一片縞素。

夜半忽然醒來,想起一件多次想起的舊事。那年春天,姚老師在京城西山腳下開政協會議,約我到他下榻的香山飯店見面。我騎車橫越北京城,迷失在八十年代新起的摩天樓群裡,直到天色昏黑。多年來每次想起來這同樣一件事情,都好像是迷離恍惚的夢境一樣,只分明記得唯恐見不到老師的急切和惆悵,滿街騎車狂奔。

往後是真的見不到姚老師了。我發現我的難過和失落不止是一個恩師和親人的離去,在我心裡,故國故土唯一的不變也不存在了,把詩書畫印都煉到爐火純青之境的傳統文人,把中國文化精神集於一身的聖賢人物,好像都隨著姚老師的離去成了絕響。

姚老師年長我半個世紀。大學三年級時我提前一年報考研究生,被姚老師破格錄取。

那年我二十歲,他七十歲。我去長春開文學討論會,年已六十有餘的北師大教授鍾子翱笑著對我說,「論輩份,你是我師叔一輩。」原來姚老師是章太炎先生最年輕的關門弟子,而我又是姚老師最年輕的研究生,章門後學的「輩份」就這麼「高」了起來。後來又有幾次類似經歷,我發現,這些前輩學者說起章太炎固然是高山仰止,提到姚老師也是油然欽佩。

我那時對於姚老師的學問,別說登堂入室,連門徑都找不到,那時最佩服其實是姚老師的人格魅力。八十年代初期,剛從文革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往往在控訴十年浩劫之餘訴說自己和家人的不幸,譴責週邊小人的可恨可惡。姚老師也會說起文革,從大歷史看其中的荒唐,而不是流於個人恩怨。有時他也會說起個人遭遇,譬如說彎腰種水稻一種幾個小時,仰脖子裱頂棚一裱大半天,這些腰酸背疼的強迫性勞動,本來是教授們羞於啟齒的事情,要麼就是拿出來證明所受的迫害,但姚老師哈哈大笑著說故事,說他種水稻種得如何快,裱頂棚有什麼技巧。這就是姚老師,遇到艱難狼狽的處境也能淡然處之,也要努力為之。

我讀研究所讀了三年,加上之前之後兩、三年,進出姚家上百次,單是享受姚師母燒的好菜也不知多少回。那時我瘦高單薄,姚師母常說,多吃點兒,補養補養身體。後來我考上北大博士生,姚老師為我餞行,他的一頭白髮讓我心裡黯然,—人生苦短,日後又遠隔重山,將來還能與老師重聚幾次?

許多次我從心底裡祝福姚老師長壽百歲,但祝福畢竟只屬於願望,沒想到姚老師果真跨越了百歲之壽。將近三十年,無論走得多遠,我照舊可以跟他書信往來,電話問候,見面相聚。我在北京的幾年,姚老師每年春天來北京開政協會議,我每年夏天回山西老家,一年之中,至少見兩次面。1991年我去了日本東京,大年三十那天,一個人在小巷子裡轉來轉去,想故土家人,想師朋親舊,倍覺孤獨。回到寓所,打開信箱,一眼看到姚老師的來信。整封信寫了六、七頁,在寫到一多半的地方,姚老師說:寫得有些累了,明天再寫……我讀到這裡,淚水撲面。再次散步在東京小巷的時候,夜色已深,燈火零落,寂無人影,但我的心情完全變了,歡喜,溫暖,踏實。

我三十歲到美國,姚老師八十歲。九十年代我回國探親,一下飛機就能感覺到商業大潮。當時姚老師已做了多年的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委員,國學名動天下,書法一字千金,但簡樸的姚家只多了幾張待客的新沙發。物質崇拜簡直是山呼海嘯,到了姚老師這裡卻微波不起。他拿出百萬人民幣做了教育基金,捐出上百幅字畫給了山西大學,照常是簡衣蔬食,吃他多年不厭的苜蓿飯。

進入公元兩千年後,我回國次數多了,多次看望姚老師。世界趕上了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時代,中國更趕上了前所未聞的發展變化,城市面貌,故人容顏,人情世故,乃至天空大地,好像所有的都變了,連同我這個比姚老師年輕半個世紀的學生,也唯恐自己變得人老氣衰。但姚老師沒變,依舊是挺直的腰板,清晰的思維,豁達的心胸,濟世的熱情,講到興奮處身子上聳,揚手一劈,笑聲朗朗。

這時候我總是想起第一次見姚老師,不管是神情坐姿還是語氣笑聲,除了頭髮從斑白到雪白,真是找不出三十年來的姚先生有什麼明顯變化。姚老師很健談,但只要看我談得起興,他就靜靜聽著,偶爾插幾句分享看法。我十七歲時就這樣坐在高深學問的老師面前,居然也可以高談諸子百家,縱論天下大事。後來進北京讀書,到東京訪學,在加州教書,一些想法肯定跟老師多有不同,但他還是靜靜聽著,偶爾插上幾句分享看法。他豁達通脫,海納百川,加上對門人弟子的慈愛,也就由著我自由發揮,浪花四濺。仔細想來,一個百歲老人,還能那樣一如往昔地傾聽不同想法並分享感受,豈但只是一種雅量?

這些年聽姚老師談歷史,談文學,至今覺得老師的國學深不可測。以諸子百家來說,在他那裡不止是文章爛熟於心,句子隨手拈來,而且是精神層次的心有戚戚,智慧高度的相視而笑。無論孔子、孟子的話還是老子、莊子的話,一化入他的文章和言談,甚至一落在他力透紙背的書法,其睿智與深刻就好像會綻放開來,精警頓出。我曾經描述過他第一次給我們三個研究生上課的情形:他講的是諸子散文,從魯國的儒家說到齊國的陰陽家,從三晉的法家說到河洛的縱橫家,策士、謀士和學士紛紛登場,文學、歷史和哲學融為一片,風雲變幻,氣象萬千。

西方繪畫講究點、線、面,以此來說讀書做學問,其實也未嘗不可。「點」是知識積累,知道得再多而不能連點成線,也只能說博學多聞。「線」是思考和聯想,舉一反三,聞一知十。「面」是智慧,縱橫交錯,融會貫通。「點」落在「面」上就像雨落湖水,化合無痕,而從一「點」生發開來,就縱橫自如,處處逢春。不少學者說到姚老師的「通」,我以為他的「通」是智慧的境界,包括他讀書的博古通今,做人的通脫通達,做學問的融會貫通。

姚老師又是一個很執著的人,這種執著常讓我想到他的老師章太炎先生,也想到了中國歷史上的仁人志士。雖然我對傳統儒家所標舉的聖人不無懷疑,卻不能不相信中國歷史上真有這樣一種人,他們於國於民盡力奉獻,無怨無悔,於己於家,則無所貪求,知足而已。因為姚老師是這樣的人,所以,那些原本在我看來不可思議的先輩前賢,漸漸就不只是停留在遙遠的高山仰止。我從姚老師的授業和教誨,更從他的人品,相信孟子的「浩然之氣」並非妄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懮而懮」真有其人,鄭板橋的「無慾則剛」果如其然。

姚老師一百年的大半歲月都處於多災多難的時代,從軍閥混戰到八年抗日,從國共內戰到十年文革,要在這樣的時代積極有為而能樂觀豁達,談何容易!姚老師年輕時生逢抗戰時代,曾經投筆從戎,參加抗日游擊隊,中年時遭受文革時代,坎坷多難,還是要儘其所能,有所作為。晚年生活在大變革也人心躁動的時代,三十多年的中國幾乎是無所不變,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能寡乎物欲,而且不減濟世熱情,這其實也很難。都說中國傳統文人儒道互補,姚老師的人生精神,可說是儒道互補的一個極致。他既有孔子孟子的入世進取,也有老子莊子的出世超脫,濟世熱情是用之不儘的生命能量,豁達情懷是取之不竭的生命補養,因此而不知老之將至,不知七十歲、八十歲之將至,不知九十歲、一百歲之將至。

在姚老師去世後的這些日子裡,我常想姚老師不只是跨越了百歲之壽,而且,他能把一百歲的生命都鼓蕩起來,精神抖擻而從容灑脫。或許你會覺得,到了今天這個時代,很難有人像姚老師這樣把詩書畫印都練到爐火純青之境,很難有人把諸子百家都爛熟於心並融會貫通,也很難有人像姚先生這樣超乎物欲之上而充滿濟世熱情,但姚老師的那種世間少有的樂觀豁達卻是任何時代都仰之彌高的,是一種人生的至寶。

大凡人生在世,往往從一己看世界,於是不免要患得患失,斤斤計較。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閱人也算不少,常常感慨小得小失、小是小非、小寵小辱之於俗世之人可謂大矣。有時遇到瑣碎的人和事,當我心裡煩亂或者要開導朋友的時候,我就想起姚老師。姚老師天性豁達,數十年浸淫於老莊哲學,從宇宙之大看一己之小,得失付之一笑,是非一笑了之,真是了不得的大境界!

近三年我一直在講中國歷史,越講歷史越覺得歷史是不斷的循環往復,劇情和細節雖有不同,大致內容及其背景和原因卻是驚人相似,由此所透出的人性弱點更是如出一轍。僅僅是漢武帝時期,也就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名利場上的類似悲劇就一再上演。我因此說到培根所說的「歷史讓人明智」,說到熟讀歷史的姚老師。讀通了三千年歷史,以睿智和達觀笑看從古到今的名利是非,何嘗不是千年修為。

聽閻鳳梧老師說,姚老師走得很平靜,坐在椅子上瞑目端坐而逝。

最近這幾年,我都是先給閻老師打電話,探知一下姚老師的身體,然後再把電話打到姚家。本來有些擔心,一聽閻老師說「好得很」就放下心來,再一聽姚老師爽朗的聲音就開心之極。三年前我一下飛機就直接打到姚家,力芸姐說姚老師正在會客,於是約好下午三點。可是,跟北京的同學一聚會,竟忘記了約定的時間。姚老師在三點鐘準時坐在電話旁,等了許久……

唉,三年前已年近百歲的老師!您的這個向來粗心的學生,離開山西故土,又離開故國,獨自去了日本,又獨自去了美國,三十年來,一定讓您操心了。

時間正走近2014年的春節,我看了看牆角的電話,想到萬里以外那張空蕩蕩的椅子,淚水紛然落下。抬頭再看窗外南山,南山一派從容。想想姚老師的睿智與豁達,只覺得老師有知,該笑我垂首而泣了。

編按:姚奠中逝世於2013年12月27日。

(原載於世界日報3/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