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古印度在西方與東方的貿易與文化交流佔有極重要的戰略位置，差不多整個印度的東西海岸線均被西方海運充分利用作為歇息、補給、停泊、貿易之用，沒有印度支援，西方船隻就沒有繼航力前往東南亞及中國、日本等地。

中世紀胡椒極其昂貴，在歐洲貿易又被義大利人壟斷，成為葡萄牙人尋找印度新航線的誘因。1498年，達伽馬 (Vasco da Gama) 成為第一個通過海路抵達南印度的歐洲人。加里卡特(Calicut) 會說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的阿拉伯人曾問他為什麼要到這裡來？他回答：「我們為尋找基督徒與香料而來。」 完成這次繞過非洲南部抵達印度的首次航行後，大量葡萄牙人迅速湧入阿拉伯海，並用艦隊強大炮火攫取阿拉伯海貿易的絕對控制權，這是歐洲國家第一次將勢力擴張至亞洲地區。但葡萄牙無法控制香料貿易，阿拉伯和威尼斯人成功穿越葡萄牙封鎖，走私大量香料，到了17世紀，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地位更被荷蘭與英國取代。1661年到1663年間，印度西南部馬拉巴爾海岸 (Malabar Coast) 的胡椒港儘皆落入荷蘭人手中。輸入歐洲胡椒數量逐漸增加，胡椒價格開始下落，進入普通人家，成為日常調味用品。

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 控制了香料群島，香料貿易達到顛峰，直至偶然發現西印度群島，才又重新與歐洲海上霸權爭奪香料資源而混戰，直至英法兩國成功把香料種子接種在自己殖民地非洲的模里西斯、格瑞那達，香料大量在市場成為尋常生活用品，不再奇貨可居了。

香料來自草本植物 (herbs)，在西方早就有研究植物動物系統叫 flora and fauna，就是「草木與禽獸」的意思，香料與植物關係不可分割，同時也牽涉到各類香料在植物學的學名(尤其是稀有植物命名botanical nomenclature)及分類。植物繪圖更是西方悠久紀錄傳統，像中國一樣，與藥物牽連，經常在醫書出現，比飛禽學及飛禽繪圖發展得更早。在西方植物學家的眼中，不止是香料植物，東方各類茂盛奇花異草，飛禽走獸，游魚蟲豸，都令他們眼睛一亮。中國貿易發展到後來，除了商業貿易，尋找草木與珍禽異獸，遂成為西方自然科學學者一項神聖使命 (sacred mission) 。

把這項知識帶回西方不外三種途徑，1. 草本移植，2. 草本晒乾標本，3. 草本描繪。如前所述，第3項花鳥植物繪圖在西方早已行之有素，而蓪草畫大量生產的花鳥描繪，第三種途徑正是強烈誘因。除了自然科學家指定描繪，一般蓪草花鳥繪寫僅是商業行為，並無特殊教育意義，即使如此，在畫師鋪陳之下，真是繁花如錦，珍禽彩雉，美不勝收。

中國人在美學與哲學上對大自然的觀念與西方人迥然不同，中國人不強調征服自然，而響往於和諧共存，自然裡面的「人」，並沒有像西方英雄或眾神形像那麼崇高偉大，他只是自然萬物的其中一物，或是旁觀者，隨四季運轉，日復日，年復年，得失榮枯，水月鏡花。中國藝術者強烈顯示或暗示不止是季節時令，而是自然萬物的潛移變化，這種生息變化韻律被稱為氣韻，或神韻。在花果草木描繪方面，畫者強調不止是果熟蒂落的完成，而是成長過程的某一定影，這正是西方自然科學或自然歷史學者夢寐以求的繪圖紀錄！英國學者康納 (Patrick Conner) 在《中國貿易 1600-1860》(The China Trade 1600-1860, 1986) 一書裡提到西方動、植物學家開始對遠東地區發生興趣前，中國藝術家已經在自然歷史繪藝中發展出一種高度的美學與科學標準 (to a high aesthetic and scientific standard) ，中國傳統強調植物不同時期的榮枯，經常在圖側列出種籽或果子不用時期成長狀態(他指的極可能是中國草本醫學書籍)。歐洲植物學家對這種繪本正中下懷，正是他們的理想樣本，因此經常要求前往中國的旅客攜回一些樣本圖畫。

於是我們醒覺，原來蓪草紙或宣紙描繪的工筆珍禽異草，不止是中國貿易商品，更是歐洲自然科學家探索入東南亞地域的一種努力見證。一般市面商品僅為在蓪草紙或宣紙上花團錦簇，如花籃、蝶戀花之類，但現存歐洲各大博物館中國自然歷史的動物花鳥水族昆蟲繪圖，卻可看出是嚴謹準確的描繪介紹。這些畫家，名不見經傳，利用他們在傳統工筆深厚功力，揉合西方植物禽鳥水彩畫的寫實精神，立下大功，在自然科學研究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痕跡，譬如牡丹、荷花畫法，就可以完全用西方精神表現，而不落國畫窠臼。藝術方面，香港藝術館曾在2011年一個名叫〈東西共融：從學師到大師〉的展覽內，把廷官(關聯昌) 的錦雉藍鵲，與明代花鳥大師沈銓的花鳥絹本相提並論。也就是說，除了成名的廷官，還有許許多多無名清末南方職業畫家，為了糊口，未能闖名立萬，卻在指定製作成品裡，借題發揮，把中西畫法融會成為中國畫派的風格，也被西方尊稱為自然歷史藝術家 (natural history artists)。

目前散落在私人收藏家或各博物館的植物禽鳥畫非常多，而且不乏精品，譬如一幅佚名「綠鸚鵡與紅桔橘」，饒有宋徽宗趙佶風味，不用凡響。如果再比較廷官的「荔枝與釋迦」，更讓人感到工筆與寫實，藝貫中西。

由於西方自然歷史研究拓展介入，許多的動、植物描繪已不是商業行為，而是屬於自然歷史繪圖藝術的一種繪法。但必須注意，因為便於翻閱審視及收藏，這類繪圖不會畫在小型蓪草紙上，而多在熟宣紙或較厚的外國進口紙如印度紙 (Indian paper)，歐洲進口紙常有水印註明廠家及年份，譬如著名韌性較強的手製「沃文紙」(Whatman paper，英人James Whatman發明，亦稱編織紙wove paper) 皆有J. Whatman水印，或史特拉斯百合水印 (Strasburg lily watermark) 的冠盾花印都很容易辨認。這些畫作比一般蓪草畫尺寸恆大一倍，達38ｘ48 cm左右，亦常在畫內加註中文動、植物命名。即使同是出自中國畫家描繪，現今拍賣行與畫廊亦會特別界分這類畫者為「公司畫派」(Company school)，引申為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以有別於純粹商業行為的「中國畫派」(Chinese school) 。

如果稍作歷史追溯，1698年在廈門行醫的蘇格蘭外科醫生甘寧漢 (James Cummingham，生年不詳，1709逝世) 是最早在中國的植物採集者，他的採集地點包括廈門、馬祖島和舟山群島，在廈門曾請本地畫家特別繪製花卉圖象，把六百幅水彩植物繪圖托人帶回英國。甘寧漢一生充滿傳奇，曾流落在交趾支那(越南) 一帶，但均大難不死。這六百幅植物畫在英國輾轉易手，一部份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在英國本土，有一名藥劑師轉業為昆蟲學與植物學家的威廉‧柯蒂斯 (William Curtis, 1746-1799) 在1777年至1798年間出版了六大巨冊的《花卉圖譜》(Flora Londinensis, 6 volumes) ，用時也創辦了時至今日依然刊行歷時最久的《植物學雜誌》(The Botanical Magazine，或稱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 ，雜誌使用八開手繪水彩畫，並配有1-2頁關於該種植物性狀、歷史和生長特點的說明，讓西方讀者對那些美麗卻又陌生的異域植物逐漸熟悉起來。 雜誌第一位主要插圖師叫愛德華氏(Sydenham Edwards)， 為柯蒂斯的雜誌創作了上千幅精美的水彩植物插畫，並為這份植物學雜誌奠定華美持久的藝術基調。

除了在華及東南亞的甘寧漢，還有一個柯爾 (William Kerr，生年不詳，死於1814) 的蘇格蘭人，原在倫敦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s (中文叫邱園) 任職皇家園丁，一生搜求名花異草，後來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 1743-1820) 派遣他前往中國。班克斯也是英國有名的貴族植物學家，是邱園總管及收集中國植物提倡者，曾遠航到南美、南非、印尼、澳洲、及紐西蘭。在他的領導下，被引入邱園的中國植物包括有玉蘭、紫玉蘭、草繡球，及英國第一株牡丹。

柯爾1804年赴中國，留華八年，並在菲律賓及印尼一帶搜尋草木，一共送回邱園238種前所未見新奇品種，引進的植物包括有圓柏、海桐、南天竹、虎百合、棣棠花、第一棵中國草本芍藥、紅色金銀花、紫脈金銀花、重瓣白色木香花、捲丹（Lilium lancifolium）和中國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引起全歐洲植物學家對東方植物的注意及狂熱。棣棠屬（Kerria）便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花木，這些引進植物，柯爾都會在廣州找專業畫家大幅繪製圖像，因為是專業繪製，藝術層次又更高超。這些植物圖本也就成的外貿畫的花木主題

此外，替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做茶葉出口檢驗員的約翰‧里夫斯(John Reeves 1774-1856) 在廣東工作時，曾把中國植物和種子送回英國園藝學會，引進了美麗的紫藤和帶有茶香的玫瑰花，後者為嗜茶的英國人驚艷不已。他並帶回大批的自然歷史繪圖，現存放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畫工精緻，保存良好，為至今研究19世紀植物及動物外貿畫的最好資源，可惜不大為人熟悉。他的兒子約翰羅素(John Russell Reeves) 亦曾留華長達三十年，約翰未退休回英時，約翰羅素已於1827來到廣州隨其父在茶葉業工作，畢生奮力在華自然科學的收集直至1857年退休回英國溫布頓。去世後有一大批父子兩人收集的繪圖捐贈給大英博物館，亦未見有人整理。

這些來自西方到處狩獵植物的探險家，在十九世紀如水銀瀉地湧入世界各地，包括東南亞及中國，贏得「植物獵人」這個稱號。英國園藝家馬斯格拉夫兄弟(Toby Musgrave and Will Musgrave) 及合夥人嘉達那 (Chris Gardner) 合著一書《植物獵人：兩百年來世界探險與發現》(The Plant Hunters—Two hundred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around the world, 1998)，就是把這些乘船出海，遠涉重洋的英國植物學家或園藝家，出生入死把稀有品種帶回國外培植。這些人包括遠赴南美洲及澳洲的班克斯、橫越北美洲九千英里從紐約搜集標本直到西北部溫哥華的道格拉斯 (David Douglas 1799-1834) ，他在極寒之地搜集松柏，至今美加一帶著名的「道格拉斯冷杉」(Douglas fir) 就是以他命名。

還有高度傳奇的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 1812-1880），一個蘇格蘭植物採集員，於1843-1846年由英國園藝協會首度派往中國，後又於1848-1851、 1852-1856、1858-1859以及1861年受僱東印度公司再度進入中國，走訪了舟山、寧波、杭州、上海、蘇州以及其他地區；遊歷了安徽、浙江和福建的產茶與產絲省區。 引進西方植物包括有日本柳杉、金錢松、棕櫚、白鵑梅、單葉及三葉連翹、重瓣榆葉梅、雲錦杜鵑、瓊花；各個品種的映山紅、牡丹、梔子花、月季、山茶以及觀賞桃樹；金桔、迎春花、毛葉鐵線蓮、半重瓣紅紫色秋牡丹、荷包牡丹，以及矮種菊花等。福瓊亦曾在1850年左右去過台灣，注意到蓪草紙在台的生產及大批輸出往福州和廣州。他曾在《與華共居》(A Residence Among Chinese, 1857) 一書內描述「蓪草樹約五、六英尺高，圓徑六至八英寸，由樹底到幹身差不多圓厚….幹內髓心豐滿尤其在枝幹上部，人們就是採集純白髓心來做一般人誤稱為宣紙的紙料。」

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動、植物藝術收藏部門管理人瑪姬 (Judith Magee) 在介紹約翰‧里夫斯特藏《自然圖像：中國藝術與里夫斯特藏》(Images of Nature: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 2011 ) 一書及自然歷史藝術繪圖時，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她說：

自然歷史藝術有別於其他藝類是由於它的準確性、寫實性及客觀性，而不是來自情感與觸動。它的主要目的是去幫助科學家辨識，及分類標本。植物繪圖一般描述植物在不同時期的成長—從蓓蕾到花果。在可能情況下，它也會包括剖開部份，經常放大描繪，露出內部構造及植物生殖部門排列與數字。動物學繪圖則需要真實的形態學及準確的解剖結構。儘管這麼說，話又說回來，大部份自然歷史藝術家很少，甚至幾乎沒有，臻達科學家要求的百份百真實，而且更無法避免暴露出他們的背景或作品時代性。

Natural history art differs from other art genres in that it requires accuracy, realism and objectivity rather than emotion and sensitivity. Its main purpose is to help scientists identify and classify specimens. Botanical illustration usually depicts and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a plant—in bud, in blossom and in fruit. Where possible it includes dissected parts, show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 number and arrangement of the reproductive parts of the plant, usually drawn at greater magnification. Zoological drawings require realistic morphology and accurate anatomical structures. That said, most natural history artists rarely, if ever, attain the complete authenticity sought by scientists and inevitably reveal something of themselves or of the age in which the work was produced.

上面這段話最後幾句可圈可點，幾乎是替在華的中國畫派畫家說的，他們的背景就是中國傳統國畫背景，作品時代就是中國貿易畫的分枝，這些動、植物繪圖都是出於自然歷史學術研究需要，把毛筆與水墨的繪描技巧，纖毫畢現表現出各類標本的準確真實。但話又說回來，如果引用西方古典文學的「模擬說」(mimesis) ，所有模擬描繪都不是原來的真實，那麼這些動、植物繪圖就更應視為藝術創作呈現第二種真實了。

花卉描繪中這種千載難逢的中西文化交流與藝術交匯現象，當然引起學者注意。早在1979年大英博物館分別圖版處及東方文物處的掌管員 (keepers) 侯頓 (Paul Hulton) 及史密夫 (Lawrence Smith) 合著《東西花卉藝術》(Flowers in Art from East and West, 1979) 出版，企圖把中國花卉畫自宋以降，與西方植物花卉藝描平行研究，但宋代迄今已逾千年，傳統古逸，與西方僅自17世紀始數百年的植物繪圖科學觀念格格不入，各說各話，倒是在第四章〈勘探藝術家〉(Artists of Discovery) 一章內，把18世紀中國畫派植物繪圖的佚名畫家稱為勘探藝術家，與西方的植物繪圖家相提並論。

很可惜中國畫派植物繪圖的佚名畫家僅是一個繪製者(illustrator) ，接受訂單之後有碗煮碗，有碟畫碟，缺乏全盤自然歷史發展觀念，因此這些圖片只是一種個別(individual) 及錯位 (misplaced) 或錯亂(dislocated) 演出，令人驚艷，不能全面顯視東方植物發展。因此《東西花卉藝術》最後一章〈藝術與植物學〉(Art and Botany) 內，東方植物學便付諸闕如，這章開首提到喜歡植物的德國大文豪歌德為何特別善歡某個植物繪圖者的繪圖，就是因為植物繪圖者(plant draughtsman) 與花卉繪圖者(flower painter)有別，後者只是滿足一般花園愛好者浮淺的欣賞。

即使如此，《自然圖像：中國藝術與里夫斯特藏》一書的藝術表現讓人目不暇給，美不勝收。水果方面的繪圖，就包括有檸檬、斗柚(粵稱綠柚，閩稱文丹) 、芒果、菠蘿蜜(Jack fruit, 粵稱大樹菠蘿) 、椰子、檳榔、山竹、榴槤、紅毛丹、香蕉、鳳梨(粵稱菠蘿) 。植物有日本茶花、牡丹、紅辛夷(第一次引進英國)、白木蘭、白蓮、紅蓮、紅茶、寶珠茶、刺桐、梔子花、木槿花(當年似未移植成功) 、含羞草、紫藤、黃金雨 (黃色花簇似台灣阿勃勒，有皂莢刀豆，香港稱豬腸豆，但此圖似遭殘缺，僅呈局部花卉及皂莢) 、江南紅梅 (原畫如此稱呼，但應直排，因編者不諳中文，遂倒轉橫排，此圖饒富中國水墨畫風味) 、中國品種玫瑰(其連續花季品種自18世紀引進歐洲後引起很大衝擊) 、火龍果、秋芍藥、沉香片、多心菊、沉香球、茭筍、竹筍、甘蔗、迎春花、拖鞋蘭、罌粟、生羌、向日葵。

禽鳥羽毛剔亮如錦繡，有野雉、紅嘴黑頭藍翎彩鵲、喜鵲、小極樂鳥(尾部有一大簇白色帶黃羽毛，極是亮麗) 、朱頂鶴、呂宋傷心鴿 (呂宋，指菲律賓，此鳥英文叫Luzon bleeding heart pigeon ，因胸前有一大紅點，有如心中淌血，通譯雞鳩，未若傷心鴿傳神，此圖竹石背景均見畫者國畫功力) 、巴西鸚鵡、冠羽鸚鵡、鷺鷥。南方氣候良好，南方人極喜養鳥及賞鳥，因此鳥類圖冊，包括在蓪草/米紙繪製，都是出口數量龐大的外貿畫。

水族除貝殼外，還有蝦類，一張圖畫，排列各色蝦隻，下面分別用中文注明為：竹節蝦、沙蝦、南蝦、紅蝦、節蝦、紅爪蝦、藍殼蝦、子母蝦、貴州蝦、楝頭蝦、打鼓蝦、大頭蝦、白蝦、白銀蝦、大鉗蝦。

蟹類亦然，注明有肉蟹、石蟹、花娘蟹等等。蝦蟹之中，有很命名是雅稱，譬如瀨尿蝦被稱為姑蝦、花蟹為花娘蟹、噙蟧(粵語，即大蜘蛛) 蟹為琴羅蟹，然亦無傷大雅。

魚類更族繁不及盡載，但見繪圖色彩鮮亮，魚麟光閃，如黃翼、將軍甲、紅鶯歌鯉、花鱸、石斑，但很多當年的名字已不適合於數百年後的今天，譬如當時呼稱的廉魚就是今天的鰍魚、破蓬就是今日的龍利或比目魚。由於中國南方水產特別豐富，魚類繁多，無論在自然科學研究的分類或是民生飲食烹飪的資訊，都讓西方產生強烈好奇，因此除了自然科學繪圖，魚類經常出現在中國貿易大批的蓪草畫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