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去國二十多年，與母親聚少離多。似乎有了一個習慣，每到週末，稍有空閒，就會拿起電話，打給遠在上海的母親。說的話不多，沒什麼事發生時都成了老調重彈：媽媽，身體好嗎？有誰來看你？每週如此，每年如此。儘管變化不大，可是不論是我，還是母親都沒有覺得膩味。因為那是一種親情的聯繫。割捨不斷，忘卻不了。

前幾年開始，對話中有了一些變化：媽媽，你吃飯了嗎？今天吃什麼？胃口好嗎？這樣的對話似乎內容稍稍豐富了一些。民以食為天，從吃飯談起，可以了解母親的身體狀況，還可以說到各種時令的菜價，市場的行情，這樣一年四季便有了不同的特點。

在母親生命的最後日子裡，每週的通話變得越來越簡短，再問母親吃了什麼，她都無心去回答。拿起電話她就說：你好嗎？孩子好嗎？大家好嗎？除此之外，你再問她什麼，她好像都再也聽不見了。那時我就幾乎有了預感，可能過不了多久，我就不能在電話裡再聽見母親的聲音，她也不能再聽見我的問候。我似乎看見她生命的火苗越來越微弱，她會逐漸失去走路的能力，然後是說話的能力，最終是思維的能力。

母親與父親在1948年在香港相識，當時她只有20歲。1950年，她隨父親回到上海，並與父親結婚。45年前父親作為上海作家協會的「走資派」在「文革」之初被迫害，被勒令在家寫交待。父親為此心情很抑鬱，並十分稀有的在母親面前流露了心中的憤怒。母親是微生物專家，對於父親所從事的文學事業並不熟悉。除了當面安慰父親，有一天她背著父親獨自走進了那個環境極其險惡的運動之源——上海作家協會去找造反派頭頭談話，希望了解他們為什麼要迫害父親？我很難想像被父親當孩子一樣寵愛的母親，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獨自面對鋪天蓋地的惡毒攻擊父親的大字報。據目擊者日後回憶，她不卑不亢，坦然陳詞，激動時邊說邊流淚，手裡握著的手絹全濕了。母親回到家，儘管知道前景險惡，卻仍耐心地勸慰父親要向前看。可是父親似乎決心已定，不願再受屈辱。當父親突然問她：「如果我不在了你們怎麼辦？」父親所說的「你們」顯然指的五個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女兒只有四歲。母親想到的只是父親會被關起來。她堅定的說：「你放心，不論發生怎樣的情況，我一定會把孩子們撫養成人。」當次日父親毅然決然的告別了世界時，母親才僅僅40歲。在父親走後及其艱難的十年黑暗時期，她信守諾言，承擔了帶領全家五個未成年孩子度過難關的責任，保證了家庭的完整和孩子的健康成長。

沒有父親的日子裡，母親突然變得情緒很遭，和子女的交流也越來越少。下班之後回家，就回到自己的房間裡枯坐著不說話。時不時還和撫養她長大，被她視如母親的姨婆鬧脾氣。記憶中母親每天拎著一只咖啡色的布袋去上班，回家時布袋裡有時帶回十分有限的一些蔬菜。有一幕記憶，過去了40多年我仍然記得，有一天夏季暴雨襲擊上海，傍晚時分天色突然黑了下來，狂風把路上的梧桐樹吹得左右劇烈搖晃。緊接著黃豆大顆的雨點傾盆而下，久久不停，很快街道上就積滿了水。

很晚了母親還沒有回來，終於聽到開門聲時，我看見黑夜裡走進一個從頭到腳都在水裡浸泡過的人影。她的頭髮已變成一坨緊貼著頭皮，身上和臉上有明顯的泥土的痕跡，可是她的手還是緊緊地抓著那隻灰色的布袋，布袋中兩瓶工作單位發的鹽汽水安然無恙。鹽汽水是高溫天氣工作單位發給母親的防暑飲料，她把它們帶回來給我們幾個正在長身體，卻又天天忍飢挨餓的未成年孩子。

原來母親下班後等車時間太久，便改變主意徒步回家，走過家附近的路段時，正在修路開挖的溝渠被水淹了，卻沒有留下任何行人警告標誌。母親失足掉進了水溝，污水頓時淹到她胸口，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她掙扎了很久才爬了上來。回到家她看著孩子們喝著鹽汽水時的快樂，她說：即便在水中掙扎的時候，她的手還是緊緊地抓著裝著兩瓶鹽汽水的布袋。

經過這場雨母親病了，她臥床了幾天，又開始去上班。那時在家裡寡言的母親回家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掃地。她習慣性的拿著蘆薈掃把在房間的地上劃來劃去，每天要劃好幾回，眼神中卻流露著深深的憂慮。時常看見她的掃把在地上掃過來掃過去，地上的灰塵卻還留著。

父親獲得平反時，母親才50多歲。朋友同事中不乏說媒勸嫁的，可是母親始終不為所動。我還記得她曾說：父親在香港追求她時，有一次在大雨滂沱中在大水中站了兩個小時，終於感動了她。為了那雨中的兩小時，她願意奉獻一生。她坦言世間真正的愛情不多，她十分珍惜與父親的那一次。她和父親跨越了半個多世紀，陰陽相隔的愛情確實是彌足珍貴的。她仍然期盼著死後到另一個世界去與爸爸會面，她的想法充滿了浪漫！

晚年的母親是幸福的，她在美國、香港與我和妹妹團聚，在香港見到了居住在港臺的兄姐，度過了她生命中最無憂無慮的退休生活。二十多年前我到美國留學，稍後母親曾來美探親。那次舉家到迪斯尼樂園遊玩，她已年屆七十，還和大家一起體驗驚險刺激的雪山衝浪。當我看見她高舉雙手坐在船上，高聲呼喊著從高山上衝入激流，弄得滿頭滿身都是水花時，我的心與她一起歡悅！從外面遊玩一圈回到上海，她說做夢對爸爸說：我哪裡也不去了，就在自己的家裡。

近年我每次回上海，看見母親的身體日漸衰弱，她瘦了，更瘦了；她的頭髮白了，全白了；她的背脊彎了，一年比一年更彎了……但每次我和居住在香港的妹妹回到上海，她都會到酒店裡和我們一起住。她說：要好好的聚一聚！與母親相處的美好時光總是消失得太快，我們沒有辦法抓住時間的流逝。自前年開始每次與母親告別，她都會說：下次回來我可能等不到了。可是每一次我們還是重新相聚了。去年10月底我離開上海的前晚，她打破了以往早睡的習慣，睡下了又幾次起床，從臥室裡走出來看我。她一定是預感到那真正是最後一次了。

我和母親聚少離多，但是卻與她做了很多深入的交談。她感嘆人生過得太快，也感謝生命中遇到許多對她有救命之恩的好人。她曾責備孩子們不夠理解她的貢獻，但是當我在一篇文章中讚揚她「信守諾言，承擔了帶領全家五個未成年孩子度過難關的責任，保證了家庭的完整和孩子的健康成長。」並讓妹妹通過電話讀給她聽，她快樂得笑個不停。

父親的同事們欽佩地讚揚母親攜五個孩子度過艱難的「文革」歲月十分不易。父親的老朋友作家巴金也撰文贊揚「這是一位英雄的母親。她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默默地堅持著，把五個受歧視的小孩培養成為我們祖國各條戰線需要的年輕戰士，這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嗎？」

母親能夠在十分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熬過來，是因為她有樂觀豁達的性格。歷經磨難，充滿了堅韌。其實在與父親認識以前，她的生活就充滿了波折。幼年她就失去父母，由姨婆撫養長大。抗戰初年，她才10歲左右，就跟著姨婆和姐姐從廣東順德逃難到了香港。年紀輕輕又在香港得了在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可是她幸運的遇到了無私救人的醫生，不計成本的為她治病，使她的身體得到康復。在人生的早年經歷的波折和克服的苦難，使她養成了對眼前的困苦放開的處事方法。對人生中再難的難題也不鑽牛角尖，讓永不停息的時間慢慢消化人生的糾結，相信世界會向好的方向改變。她的這一人生信念鼓舞了她自己85年的人生，也影響了我，這是她留給我最好的遺產。

最後一次和母親通話，她才說了一句你好嗎？就再也不出聲了。不論我說什麼，她都不再搭理。顯然說話已經使她很吃力。所幸有弟媳婦在身邊，我通過她問了母親幾個問題：要不要去醫院吊些營養液？她回答：不要。想吃些什麼？空心菜。知道是誰給她打電話？老三。她的語言簡短，語氣卻十分果決。她的思維至死都很清晰。

可是，自從今年三月的一個傍晚，下班回家接到了弟弟從上海打來的電話，告訴我母親淩晨走了以後，我忽然清楚地意識到，給母親的電話再也打不通，遠方的電話鈴響了，可是母親永遠也不會接。

母親久病不治去世，享年85歲。雖然她跟隨父親回到上海共同生活了16年後，在「文革」中遭遇了政治迫害，家毀人亡。可是她信守在惡劣的政治環境降臨時對父親的承諾，忠貞不渝，撫育後人。她性格中包含的堅韌和執著是中華優秀女性無私奉獻精神的充分體現。現在她終於可以跨越鴻溝，到另一個世界和分開了近半個世紀的爸爸攜手相伴。

每到週末，我仍會時常盯著電話本上母親的電話號碼，可是從此以後，打給母親的電話，她再也不會接聽！

2014.7.7 載於文心社葉周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