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巴金，無疑是一位著作最豐，聲譽最隆，影響力也最廣最大的文壇巨擘之一。終其一生，巴老總共為後世留下了一千二、三百萬字以上龐大而珍貴的文化遺產；包括長、中、短篇小說，以及散文、論述與隨筆等。此外，他還出版了六十二本外國名著的譯本。由此可見，寫作乃是他生活的全部，就如他自己所說，他是「完全靠稿費生活的人」。

   巴老的著作，不僅在國內擁有最多的讀者，極受推崇。他的許多重要作品，也都先後被翻譯成十幾、二十種以上的外國文字，介紹給眾多的外國讀者，而在國際文壇也備享盛名。在過去的一段期間中，且曾被認為是我國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希望最濃的一位作家。雖然國人的此一美夢並未成真，但他仍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間，先後榮獲義大利但丁國際榮譽獎、法國榮譽勳章和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名譽院士等諸多榮銜。這些榮銜，在在都顯示出他在文學上的輝煌成就與榮譽。使他實至名歸，而成為國際文壇一顆熠熠的巨星。

   一九Ｏ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巴金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望族之家。本名李堯堂，字芾甘。是李氏家族長房的三男。十五歲就與其兄李堯林一同進入成都「外專」攻習外語。十九歲轉赴上海升學；而於一九二七年赴法留學。赴法後，隨即著手撰寫他的處女作中篇小說「滅亡」。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廿五歲的青年。「滅亡」在他廿五歲時脫稿完成。隨後在當時國內最權威的文學月刊「小說月報」連載發表後，立即引起讀者如潮的好評，而一舉成名。及至他最享盛名的激流三部曲第一部「家」，於一九三一年發表後，更立即風行全國。當時的青年，幾乎人手一本。巴老也從此被列入我國「文學大師」之林。其實，當時他也只有廿七歲而已。

   李先生﹙這是我們全家對這位文學大師慣用的尊稱。此時如果改稱他的筆名，雖然顯得響亮，卻反覺有點生份與疏遠了﹚是家父林公憾廬生前的一位摯友，交誼至深。抗戰期間，他們攜手並肩，在日軍虎視眈眈的壓力下，共同為他們所獻身的文化事業而艱苦奮鬥。李先生經營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家父主持的是宇宙風月刊﹙該刊係家叔林語堂先生與家父合辦的。為抗戰期間一般人均感財力、物力維艱的狀況下，仍能暢銷全國的少數刊物之一﹚。隨著戰事的演變，李先生與家父共同排除萬難，將文化生活出版社與宇宙風社雙雙從上海、而廣州、而香港，不斷的遷移。最後又歷盡艱險，把這兩個他們苦苦撐持的文化事業播遷至桂林，在桂林東郊的福隆園安頓下來。

   自此，二位老友比鄰而居，朝夕相處，過從益密。每天在一起談國事、談時局、談文學。有時，二位好友還會為了爭論宗教問題而弄得面紅耳赤﹙家父是一位極虔誠的基督徒，而李先生卻是個執著的無神論者﹚。但這些爭論並無損於他們的私誼。到了翌日，他們又會聚在一起，煮一壺好茶，再次高談闊論。甚至再次為宗教問題而爭得面紅耳赤；但從未因此搞到不歡而散！

   李先生出版社的客廳，經常洋溢著家父爽朗的笑聲。對於家父臉上從未消失過的笑容，及其豪放的笑聲，李先生顯然有著極深的印象與好感。他那本被稱為抗戰三部曲的「火」第三部，書中所寫的主人翁田惠世，便是以家父為其創作的原型。在那書中，他就曾一再深刻地描述了田惠世的爽朗性格與他經常飄滿空間的笑聲！

   我有幸得以首次拜見這位景慕已久的偉大作家，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那年夏末，臥病多年的四哥病逝滬濱後，家父持著三哥由大後方潛回淪陷後的上海，把家母、二哥、二姊與我，接到桂林團聚。翌日午後，大概又到了他與李先生品茗高談的時段。家父在過去隔壁之前，就先問我：「想不想見見巴金？」我喜出望外，連聲回答：「想！當然想啊！」

   走過隔壁，一進去就是出版社的客廳。家父把我介紹給李先生。我恭敬地行了一個禮後，就默默地坐在一旁，貪婪地靜聆他們高談闊論天下大事。其間，李先生偶而也轉身問我一些上海淪陷後的情況。當時我還年輕，鮮少注意外界的事物，所回答的只能是一些較膚淺、較浮面的現象。所以，他也就沒有對我做太多的「口試」了。

   當時在場的，還有二位比我略長幾歲的年輕人。後來我才知道：那位男士叫王文陶，是李先生出版社的得力助手。另一位女士就是陳蘊珍小姐——一位漂亮、伶俐、溫和而友善的年輕女子。事後，家父告訴我：她就是李先生的「女朋友」，也就是他未來的妻子。家父還告訴我：陳小姐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筆名蕭珊，新詩寫得非常好。

   那時候，李先生與陳小姐雖然尚未結婚，也無文定之約。但從他們的言談舉止，與眼神的流動，任誰也不難看出他們鐵定是未來的一對。

   李先生的住家與出版社是合而為一的。他們的房子與我們是「貼隔壁」。兩家的房子大小一樣，格局也一樣。比較特殊的是我們兩家有一個共用的天井。因此，事實上兩家是相通的。從前門看，我們是兩隔壁；但屋子的後段則是「兩戶一家親」。值得一提的是：兩家屋子都是長形。前段樓上樓下各有三個房間，隔著天井，後段另有一個獨立的房間，須賴天井四周的迴廊來與前段的住房連結。李家可能因為既須住家，又要供出版社會客、辦公、職員住宿與儲放存書，空間不夠分配。所以，李先生便借用我家後段的那個房間作為他的書房。

   李先生每天都有固定的時間寫作。不到「下班」時間，從不跨出書房一步。那時的房子，一般都很簡陋。加以都用木材建造，根本談不上隔音效果。因此，家父經常叮囑我們：在靠近天井的地方，絕對不許大聲喧嘩。當然，更不可以引吭高歌。以免妨礙李先生的寫作。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

   那時候，一般人除了讀書閱報之外，惟一的娛樂便是觀賞電影。記得有一陣子，桂林幾家戲院聯映一張名片「維多利亞女王傳」，極為轟動。片中有一段戲，說到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艾伯特親王，有一次與女王發生歧見，爭執不下。最後，女王終於拿出她的「王威」，否決了親王的主張。親王負氣，只好悻悻然地跑回房間，鎖上房門。不久，女王有了悔意，意欲修好，就去房間找他。敲門後，親王在內問道：「誰呀？」女王高傲地應道：「The Queen!」親王不予理會，仍問：「是誰？」女王依然神氣地回答：「Victoria ——The Queen!」親王仍不理會，又問：「是誰呀？」女王無奈，只好乖乖地柔聲答道：「Victoria——Your wife!」至此，親王氣為之消，終於開門把女王請了進去。

   幾天後，在家裡，我從二樓前房通過甬道，正要走去靠近天井的後房時，恰好看到陳小姐繞過迴廊去書房找李先生。敲門後，李先生問道：「誰呀？」陳小姐俏皮地用英文回答：「The Queen!」房內又傳出一聲：「是誰？」陳小姐還是調皮地應道：「Victoria——The Queen!」李先生依然不理，又問：「是誰呀？」陳小姐便將影片中的戲詞全部用上：「Victoria ——Your wife!」門這才「呀」的一聲打開；我們的文學大師終於把女詩人迎了進去。

   這一段大作家與女詩人別創一格、饒富情趣的戀愛方式，我有幸在無意中撞見，倒真是開了眼界，印象極深，直到今天，仍然記憶猶新。

   家父特地把家母和我們兄弟姊妹，從淪陷區接到大後方團聚後不久，他自己卻在全家團圓才只有短短一個多月後，就因感染肺炎而蒙主恩召了。

   家父去世那天，正值農曆的小年夜，左鄰右舍都在熱熱鬧鬧地準備過年。我們一家卻在趕辦父親的後事。其淒涼與哀痛的情景，自不是言語所能盡道。

   由於一過了年，無論出殯或下葬，都不容易找到工人。因此，二哥便以最快的速度料理一切後事。家父係於清晨去世。午前，二哥就已為他購好一具上好的柳木棺材。且雇好工人，於當天下午完成大殮。並擇定於次日﹙即大年夜﹚下午出殯下葬。墓地是在桂林著名的七星山背面的一塊私地。距我家約有四、五里之遙。本來，由於山路坎坷，崎嶇難行，家母與我們，都極力懇辭婉謝李先生參與送葬。但他卻堅持要親送這位相知相交逾數十年的好友最後一程。並交代陳小姐留在家裡陪伴家母。

   葬禮完後，李先生並未即刻離去。仍然依依地站在墓前沉思，對著剛剛覆上一剷剷紅土的新墳默哀了許久。最後，我們擔心山路天黑難行，才好不容易勸服他先行回去。走時，我在後面看他那穿著深灰色棉大衣的疲憊身影，拖著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踩著凹凸不平的石子路面離去。走不多遠，他忽然停下腳步，回首注目，默默地望著家父的新墳。顯見對這位摯友之逝去，有著極度沉痛與不捨。

   事後，李先生在那篇「紀念憾翁」的文裡，就曾寫下他當時的心境：「工人堆上了最後的一撮土，細雨便跟著夜色來了。我又一次揭下帽子，晚風冰冷地敲著我的頭，好像要給我喚起那些記憶似的。我掉頭望望四周，一片黃沙，一堆山影，幾株枯樹，除了我們這一群十多個，再不見一個人影。工人們收拾了器具走了。我最後一次望了一下這低低的新塚，然後戴上帽子，我也動身回家了。我的眼睛是乾的，那裡面沒有眼淚，有的只是一個人的影子。我最敬愛的亡友，你的影子送我走過那些泥濘的道路，一直把我送到籬笆門前。我到了家，看見那親切地招呼著我的燈光，兩所屋子緊緊地靠在一起，可是我回到了家，你的影子卻永遠地消失了。」

   我們兄弟姊妹幾人，對父親當然有更多的不捨。大家仍在墓前佇立了好一陣後，才在天色快要轉暗時相率依依離去。事實上，在我們尚未抵家前，天就已經全黑了。進門後，母親便告訴我們：「李先生已請陳小姐來通知我。囑我不必做晚飯；他待會兒會叫人送飯菜過來給我們。」

   果然，過不多久，李先生一聽到我們回家的聲音，就馬上著人送了許多飯菜給我們。其實，這也正是他們的年夜飯菜。可惜這些年夜飯菜雖然豐盛，但在我們這正處愁雲慘霧，萬般悲痛中的一家人，卻難免有點食不下嚥，而有所辜負於他的好意。然而，縱使如此，對於李先生那種古道熱腸，愛護我們，照顧我們，及其設想周到、體貼入微的恩情，已足於使我銘感五內，畢生難忘！

   家父去世後，宇宙風社永續經營的責任，便自然落在我的二位兄長肩上。二哥翊重主持編務﹙並聘請葉廣良先生協助﹚，三哥伊磐掌理業務。當時，二哥在文化界尚無淵源，缺乏人脈。幸賴李先生念在他與家父的深厚情誼，慨然義助。運用他在文化界的祟隆聲望與其個人的交情，替宇宙風穩住稿源，使之仍能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這才漸漸地把二哥帶進編輯的門檻，而建立起並穩定了他自己在文化界的人脈，開展宇宙風的永續經營之路。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因環境因素的丕變，不得已而宣佈停刊。

   李先生義助宇宙風的經營，也就是義助我們家族事業的生存，同時也安定了我們一家的生活。直到湘桂之難爆發，日軍大舉進攻西南諸省，由湖南長沙、衡陽，直掃廣西桂林、柳州，而逼至黔桂邊境。這時，我們當然不得不隨著難民潮，一路逃向貴陽，轉至重慶。

   逃難不比旅行，當然有許多艱苦待嘗。我們一方面擔心老母能否忍受這場跋涉，也擔心縱使逃至重慶，以後的日子又將如何度過？家母更是憂心如焚。覺得前途茫茫，不知我們的未來在那裡。倒是二哥滿懷信心，保證全家不至餐風宿露，流落街頭。原來他事先已獲得李先生指示，要我們到了重慶，可以投奔他家﹙當時，李先生與陳小姐已在由桂林赴貴陽旅行結婚後，轉至重慶定居﹚，他會設法安頓我們。

   果然，我們一到重慶，就受到李先生夫婦熱誠接待。他們指揮出版社的職員，迅速地把一間大辦公室騰了出來，讓我們一家老少住了下來。而他們自己，卻仍住在出版社狹小的樓梯間。似此克己待人的恢宏器度與作為，又豈是一句「熱心照顧故友遺眷」的形容，所能概表的！後來，二哥雖然盡量排除萬難，迅速在中正路一家商店後進三樓租到一間大廳，作為全家的新窩。但李先生夫婦在我們落難期間對我們所伸出的援手和恩待，絕不是我用言語就能盡表謝忱於萬一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所有當初由戰區逃至大後方的人，無不想盡辦法搬回原居地。李先生夫婦也很快地遷回上海，住在原法租界一條弄堂﹙胡同﹚裡。我承先父餘蔭，蒙他生前一位老友李萬居先生提攜，隨同他所率領的一批編輯人員，來臺灣接收日人的臺灣新報；並更名為臺灣新生報。我便被他安置在該報擔任中文版記者﹙當時的新生報為適應讀者需求，分設有中文版及日文版﹚。

   由重慶出來，途經上海。我利用候輪轉臺的機會，特地到李先生住所拜訪他和夫人，面報赴臺就業之事。承他們夫婦熱誠接待，關切地詢問我到臺灣後的計畫。談到一半，李先生忽然交代李太太陪我續談後，就起身進書房。起初，我以為他是「上班」時間已到，入內工作，專心創作。但不一會兒，就見他手裡拿著兩個信封，走過來遞給我。原來是他為我預備的二封介紹信。把我介紹給當時的臺灣省立圖書館館長吳克剛教授和臺北開明書店經理劉甫琴先生，請他們照顧我這個「故友之子」。像這樣把我當親子侄般地關心、愛護、細心照顧，當然又是一件令我銘感不已，無時或忘的恩德。

   時間一晃就是數十年。兩岸開放後，我於一九九Ｏ年從臺灣到山東濰坊，向一位哮喘名醫求診。回程時，特地安排在上海停留數日，以便能有機會探訪這位關心、愛護、照顧我與我們全家的「巴金老人」。但事實上，我與他已失聯逾數十年。能否見到，並無把握。到了上海，我把尋訪的途徑放在一些文化機構和團體﹙當時我尚不知他是上海作家協會會長﹚。結果，果然讓我打聽到他的女公子李小林；並請她代為轉達我求見的意願。很快地，李先生就安排於次日接見我。

   次日午後，我懷著難以形容的期待、渴望與興奮的心情，到武康路拜訪他。當時，他可能已有帕金森症的困擾，卻仍提起精神愉快地接見我。並一如往昔般的關懷著我們兄弟姊妹的生活情況。尤其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雖然失聯了數十年，他竟依然清楚地記得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而一一點名垂詢兄姊及我的近況。不僅如此，他還能毫無困難地叫出我嫂嫂與姊夫的名字。當提到他為二哥、二嫂證婚的往事時，他很高興的強調說：「那是我這輩子惟一的一次為人證婚而不需要嚴肅致詞的難得經驗！」﹙二哥結婚時並未大擺酒席，而僅在家中備了簡單的婚宴，請證婚人、介紹人與我們一家人歡度。﹚

   我不禁當面對他過人的記憶力表示驚訝。李先生笑了笑，問我：「你知道我今年幾歲啦？」接著就自動告訴我：他已是八十六歲的高齡了。就這樣，我們有如回到往昔一般，愉快的閑話家常。閑聊中，他還特別提到與家父的深厚友誼。並告訴我：「我所寫的那本『火』第三部，就是在寫你的爸爸。」

   儘管在這次會晤中，李先生表現得那麼和藹、親切而熱情，但我仍不敢讓他耗費太多的精神與時間。當我正要告辭時，他卻叫我再坐片刻，並向小林做了一個手勢。小林隨即起身入內，拿出 一套巴老最膾炙人口的鉅著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放到他面前。當時，帕金森症似乎已給李先生的運動神經造成相當的不便，但他仍熱情地、勉力地在扉頁上鄭重親筆簽上「贈伊祝——巴金」。接過贈書，我心裡深感無限親切與溫馨，而有「受寵若驚」的激動。

   蒙他贈書，我再三道謝後出來。李先生竟又熱情地起身相送。我當然不敢勞動他，急忙回身婉謝，請他留步。倒是小林在旁低聲道：「不要緊，醫生也交代他多多活動。」我當即放慢腳步，配合他的速度，緩緩步出客廳後，再次返身道謝拜辭，婉請留步。但他卻站在客廳門口的平臺上，目送著我。我匆匆通過前院花園。走近大門時，忍不住依依地回首看他。只見他仍站在平臺上，帶著慈祥的笑容，目送我的離去。我的情緒激動翻騰不已，對於這位曾經一直關心照顧我們全家的父執，實有說不出、道不盡的感激與難捨。我本能地彎下腰，深深地向他行禮，恭恭敬敬地再次鄭重拜別。隨後，立即急急轉身跨出大門，匆匆離去。因為，我發現自己眼眶裡已充滿淚水，即將奪眶而出！

   捧著巴老的贈書，回到臺北。我把經過向內子詳述了一遍。內子聽了，興奮萬分。自承從小就是一個「巴迷」。對他極為景慕崇拜。崇拜到一聽到有人輕率地對巴金稍有失敬的批評，她就恨不得要找那人拚命。因此，她要求我將來務必安排個機會，帶她去一睹大師的丰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果然偕同內子一起去上海，準備帶她去瞻仰這位當代文壇巨擘的神釆。可惜事與願違，當我打電話到李公館時，小豪﹙巴老的公子﹚卻告訴我們：巴老已由小林陪同，暫時遷往杭州養病。我們無奈，只好帶著深深的遺憾返回臺北。而將再親謦欬，重聆教誨的希望寄諸來日。殊不料錯過了這一次的探訪，我們竟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老人家了。

   巴老與蕭珊，夫妻感情之篤厚、深摯、真誠與堅貞，實是今日社會極為難得的典範。數十年來，他們謹守著互愛、互信、互助、互勉的信念，相伴相隨，相廝守，相扶持。雖經歷許多一般人難以忍受的迫害與磨難，仍能緊緊相依相守，共同面對，共同忍受。巴老在他那篇「懷念蕭珊」文中，就曾懷著悲痛的心情，「內疚」地指出蕭珊因為是他的妻子，被指為是「毒草作家的臭婆娘」，而受盡紅衛兵的迫害。忍受清算、欺凌、羞辱與折磨。甚至命令她每天出去掃街。但蕭珊全部泰然承擔下來。因為她相信如果自己忍受得越多，就越能減輕他們所將加諸於巴老的折磨、虐待與傷害。巴老痛苦地提到：「我偶然看見她拿著掃帚回家。我不敢正面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致命的打擊。不到二個月，她病倒了。以後就再沒有去掃街，但也沒有恢復健康。」於此，巴老痛苦地寫道：「儘管她還活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都不曾見到我恢復自由﹙當時巴老被關在牛棚勞動、學習，進行反省，撰寫檢討報告。長達十年，寫過一遍又一遍的檢討報告，竟都未能通過而獲釋回﹚。這就是她的最後。然而，卻不是她的結局。」最後，巴老沉痛地吶喊：「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接著，巴老用血和淚寫下最感人的一段：「我絕不會死；我要多活。在我失去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骨灰摻和在一起！」任何人讀到這段文字，都會情不自禁的為他們的深情而落淚！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蕭珊終於結束了飽受折磨的日子。在她去世後，據巴老自述「一九七二年八月裡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來。」最後，他只好放下筆，什麼也不寫了。直到六年以後，他才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完成了」這篇賺人熱淚的「懷念蕭珊」。以一位生平寫過千萬言鉅著的文學大師，面對愛妻的死亡，竟然是歷經六年以後才完成他的悼亡長文。其心情之沉重，與內心所受打擊、創傷、煎熬之深，當然是不難想見的。這不僅是他們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巴老病逝於二ＯＯ五年十月十七日，享壽一Ｏ一歲。據媒體報導：他的骨灰已於十一月廿五日由小林與小豪護送，乘搭政府調派的專輪，載到東海海面，依照巴老的遺願，與蕭珊的骨灰摻和著一起撒入海中。報導並稱：骨灰海葬時，東海海面響起的不是常見的送葬進行曲，而是選用巴老生前最喜愛的「悲愴交響曲」。這使得送葬的人覺得自己的心靈仍與巴老、蕭珊夫婦的心靈緊連在一起，而無陰陽兩隔的感傷和哀戚。

   承受了李先生夫婦多年的關切與照拂的恩情，我對他們自是有著極深的尊敬與感激。當李先生病逝的噩耗傳來時，我不禁百感交集。一時間，許多前塵往事，一幕一幕地浮上腦際。李先生暨夫人對我們一家人的種種關愛與恩待，都歷歷重現眼前。他們所給予我的教誨、勗勉與鼓勵，在在都勾起我對他們的思念、感激與哀傷。遺憾的是：身居海外，我未能到太平洋西岸的東海，參與這場隆重的葬禮。因此，我只能肅立在太平洋東岸的溫哥華海濱，默默地遙祭他們。此刻，種種往事，都相繼清晰地湧上心頭。我心中除了感激與緬懷之外，還是感激與緬懷。我知道這是生命的一種無奈，正如我當年失去父親、母親和哥哥一樣！

   也許是年輕時小說與電影看得太多了。當我站在岸邊遙祭的時候，恍惚間，我好像看到李先生夫婦已然化為一對自由的燕侶，相伴相隨，雙雙翩然飛向天際。漸漸地，越飛越高，越飛越遠，終於消失在我的視野之外。留下給我的，只是我對他們的滿懷感念與無限哀思！

選自「最後的二重唱」 （鍾麗珠•林伊祝合著/釀文學201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