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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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儒張橫渠發出宏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等一般讀書人,難以承擔如此大任,但在“橫渠四願”的鼓舞下,或許也能以綿薄之力,多少做點沾邊的事。 比如,“為往聖繼絕學”,一般讀書人,系統地承繼“絕學”,很難。但是,對“絕學”心存尊敬,以點滴之力,融匯進將割斷的學問重續的時代工程中,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往聖”的“學問”之所以會被遮蔽、踐踏、湮滅,其中最主要的,當屬政治因素。在宏大的“往聖絕學”中,我們現在只取小小一瓢,即中國現代文學,來觀察一下。由於1949年形成的新格局,在海峽那邊島上,上世紀前半葉的現代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度被遮蔽、禁制,不僅魯迅的文章讀者讀不到,舉凡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沈從文……的作品,也成禁書。海峽另一邊呢,改革開放之前,由於“不斷革命”,跑到島上或異域的作家作品,也多被遮蔽、禁制,有的如胡適,對於一般年輕讀者來說,只知他是個反動派,被猛烈批判,他的文字,只在大批判文章中被零星引用以為靶環,想看到他作品的完整面目,極難。再如林語堂,他的大名是讓人知道的,但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是撕不下的標籤,至於他寫的《京華煙雲》等作品,則不僅看不到,甚至連信息也不給。 1949年以後留在大陸的作家,沈從文不僅不再寫小說,連作家的身份也被褫奪,只好去故紙堆裡討生活,研究古代服飾;丁玲、艾青、吳祖光……等陸續被打成“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巴金、曹禺頭十七年還算太平,到了“文革”,也被打倒;錢鍾書因為懂多門外語,總算用他一技之長,去參與翻譯領袖詩詞,但他在1949年以前曾出版過的長篇小說《圍城》,在進入改革開放階段才獲重印,那之前的三十來年裡,連我這樣的“文學青年”,也並不知曉…… 上面所提到的諸位現代作家,單個來說,或許有的難稱“文聖”,但合起來,應是一個時代的神聖文脈,怎能將其從讀者視野中“掃地出門”? 於是出現了一些力圖衝破禁制,將切斷的文脈接續上的較為年輕的讀書人、寫作者。李黎即其中一位。她1948年出生不久即被舅舅舅媽帶往台灣,在那裡長大成人,經歷過台灣“戡亂”的威權政治所實施的白色恐怖,其中包括禁讀魯迅及留在大陸的諸作家的書,但年輕的心,首先是好奇,讀書本無禁區,奈何箝制至此?沒有不透風的牆,你禁的人名書名,總會灌進耳朵裡一些,你越不讓看,我越想看!好奇心驅使下,就要尋覓,偶得“禁書”,興奮不已。但那時的台灣實在令人窒息,直到她留學美國,忽然在圖書館裡看到書架上大片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驚喜之後,便聯翩閱讀,閱讀之後,就想,有的作者還活在大陸,那麼,能否有一天,去往那片祖籍之地,跟他們結識,當面聆教呢? 1979年,李黎來到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大陸。邀請她的,是北京三聯書店的總經理范用。范用當時起到的作用,就是把被政治震盪切斷的文脈,盡力接續起來。當然致力於這項工作的機構和人士還有若干,但北京三聯書店和范用,應該說是得風氣之先,起步最早,著力最多。李黎那時侯大陸知道她的人不多,范用真是慧眼識明珠,請到這位台灣長大、美國定居的不過三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在北京做報告!范用好比巧婦,李黎彷彿金針,那場演講,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斷線,在新時期中得以接續,穿過時代的針鼻,將海峽兩岸、大洋兩頭,原來破裂的文學衣衫,精心縫補起來,華衫再現,霓裳羽衣……我這樣形容,當下的年輕人或會覺得誇張,那是不知那段歷史時期所穿越過的隧道,曾是多麼陰暗。 憑藉范用的舉薦,李黎見到了茅盾,她的第一本個人小說集,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茅盾先生為其題寫了書名;後來又有中國作家協會孔羅蓀等開明人士的幫助,她在那年和以後幾年裡,相繼見到了丁玲、艾青、沈從文、黃永玉、王世襄、錢鍾書和楊絳、吳祖光與新鳳霞、丁聰和沈峻,楊憲益和戴乃迭、黃苗子和郁風、馮亦代和黃宗英、黃宗江和阮若珊……當然,她“不薄舊人愛新人”,也很快就結識了劉賓雁、白樺、李子云、張潔……等相對前面所開列的先賢輩分較小的作家,她自己稱,其中年齡相對最小的一個,是我。所謂“最小”,是與前面諸位相比,其實我比李黎大六歲,她稱我為兄,我是不必謙讓的。 說來有趣,於李黎,我是未見其人,先遇其夫。 1978年,也是范用先生牽線,給我來電話,說有位台灣去美國定居的薛人望先生,雖是研究細胞學的學者,卻又是位文人,讀了我1977年11月刊發在《人民文學》雜誌的《班主任》,想對我做次採訪,建議我解除顧慮,接受采訪,暢所欲言。我接受薛人望採訪後,他將那篇幅很長的採訪錄署名張華,拿到香港一家雜誌刊發了。那次採訪中,他就告訴我,不僅他覺得《班主任》是個重要的文本,他那寫小說的妻子李黎,也同樣讚賞。1979年李黎隻身來到北京,我不僅在集體活動中與她見面,更邀她到家裡做客,從那以後,我們成為極好的朋友,1987年我第一次訪美,就在他們聖地牙哥家中小住,1998年我和妻子呂曉歌同遊美國,又到他們史坦福大學裡的居所住了很多天。 《班主任》不是好小說,但敝帚自珍,它確實是個重要的文本。寫它的心思,是覺得“文革”把四個方面的文脈幾乎全給切斷了:外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國1949年以前的現代文學、1949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當代文學,每個範疇裡或許留下零星的作家作品尚允許存在,其餘基本上一筆抹殺,這樣的文化政策,使得年輕的一代陷於愚昧,因此重吶魯迅喊過的那一聲:救救孩子!這個文本裡的那種急於將四個方面被割斷的文學重新續接上的內涵,不消說,正與李黎當時內心裡那種“衝破桎梏讀禁書”的情愫息息相通。這應該是我們一見如故的緣由吧。 李黎當年見過現代文學史上佔有地位的作家後,來到我跟前,總願跟我細說端詳,有的內容,似不見於她後來的文章。比如她初見艾青,他們言談甚歡,當中艾老忽然說失陪,去了另一間屋,關上門,移時許久才返回;那時艾老剛落實政策返回北京,暫住在簡陋的平房裡,李黎推敲,因為沒有衛生間,艾老應該是到隔壁屋使用罐罐去了,她很為這樣的國寶級詩人不能有好的生活條件而喟嘆;她又跟我議論,艾老一側額頭上有個大包,按說很不雅觀,但是想到那包裡應該有許多的詩思,也就覺得不難看了…… 1987年蔣經國宣布結束“戡亂”,開放黨禁、報禁,那以後台灣的出版閱讀禁區基本上不復存在。大陸也有很多良性的變化。但是李黎所結識的老一輩文學藝術家,許多都仙去了。2012年她又來北京,我們見面時不免扳指逐一清點,碩果僅存者雖有,卻陡生夕陽簫鼓之嘆。 雖如此,“繼絕學”之事,也還可以小處做起。李黎將她多年來這方面的文字,編為《半生書緣》,是對前輩文聖們的致敬,也是對後來的讀書人、寫作者承繼文脈的一種提示。 李白當年寫出的詩何等的好,但他不認為自己的詩才是憑空而來的,除了對現實的敏感與想像力的飛揚,對往聖的尊崇,對傳統的繼承,是他時時難以釋懷的,他有多首緬懷早他二百多年的謝眺的詩,其中《謝公亭》是這樣寫的: 謝亭離別處,風景每生愁。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 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我以為,李黎的這本散文集,多少有些李白此詩的韻味,不信你看。 (2013年1月19日北京綠葉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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