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台灣三部曲》( 施叔青)

散文

我寫《台灣三部曲》

施叔青

(編按: 本文為2014年10月17日施叔青在台灣師範大學[施叔青國際研討會]中的發言)

我常常說自己是天生的島民,一輩子在三個島流轉,本來以為從旅居十七年的香港島回到生養我的台灣大島定居,我會停下流放的脚步,沒想到又會再一次出走,來到我先前住過的紐約曼哈頓島。

我在異國的天空下,開始研讀從故鄉鹿港運來的台灣歷史文獻史籍,如何以小說為台灣立傳?我思考著,最後決定不因循傳統大河小說的形式,以家族史為主幹,用幾代人貫穿經緯,像我的《香港三部曲》,以一個家族三部小說環環相扣,使與之平行的香港歷史有了起承轉合的脈絡。

台灣的歷史太過複雜,先後經過荷領、明鄭、日治、國民黨戒嚴统治,台灣的歷史是斷裂的,四百年來先後換過好幾個旗幟,造成台灣人認同的痛苦,也才會有今天的爭端矛盾。我決定用不同的政權统治來寫這部書,以之突顯台灣人的特殊歷史命運,我的三部曲劃分為清領、日治,以及光復後的國民黨三個時期。

第一部《行過洛津》以我的故鄉原名為洛津的鹿港做為清代的縮影。與福建泉州遙遙相對的洛津,從清代初期就吸引大量的移民渡海開墾,佔海港地利之便,乾隆末年正式開闢為與泉州對渡的貿易港口,從台灣輸出米、糖、樟腦,自此郊商雲集。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二鹿指的就是鹿港。

可惜好景不常。嘉慶、道光後港口泥沙淤積,到了同治年間,海港機能衰退,終至沒落。我無緣目睹二鹿過去的榮光,只能以小說的形式來重現這海港城市由盛而衰的過程。我深入閱讀清領時期洛津的歷史,暸解當時的社會形態、八郊商業的組織、文風祭祀信仰、民情風物…..

我把自己關在紐約的書房,整天與泛黄的舊照片、史料文籍為伴,在古雅的南管音樂與蔡振南的民歌「母親的名叫台灣」的呼喚交錯聲中,重塑我心目中的清代古城,洛津,我的原鄉。憑著我對它的地緣的熟悉,以及歷史的理解與認識,運用想像力超越時空,重塑複製了一個清代中期由盛而衰的海港貿易城市,細緻地描繪生活在其間的移民心靈轉變的心路歷程:從早期都抱著暫居心態,每年回鄉祭祖,死後落葉歸根,隨著時間轉移,逐漸落地生根,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香港三部曲》以一個妓女的際遇打開了香港殖民史,《行過洛津》裡我創造了一個下層社會的戲子許情,從小被賣入七子戲班男扮女裝演小旦,我以這身不由己的戲子來影射台灣的命運。優伶身份使他得以跨越社會階層,憑技藝出入地方富豪之家,甚至受到中原官吏的青睬。借由這個外來的邊緣人物來反映當時移民社會的權力結構與男色情慾。小說的主線是自視為儒家正統的中原派到洛津的官吏,改編流行閩南民間戲曲《陳三五娘》為潔本的過程,表現中原文化對台灣移民文化的邊緣化與歧視。

第二部曲《風前塵埃》的歷史重心轉移到日本殖民色彩特別濃厚的花蓮。

日本領台後,看中後山地廣人稀,在「日化東部」政策下,將花蓮變成距離母國一千哩外最美麗的內地都市,大興土木建神社、東洋風的旅館、酒吧、映畫館 ,郊外開闢野球場,一直到不久前,日本記者司馬遼太郎到花蓮市區閒逛,還感嘆:

「恍若走進少年時代的街頭一角。」

花蓮是一個族群大熔爐,最早是阿美族、泰雅族盤據之地,直到清朝晚期移民花蓮開墾的漢人仍是寥寥可數,日治時期,漢人人口仍佔少數,這在台灣是個特殊的現象,福佬人、客家人在日本文化充斥下,以及原住民人多勢眾的威脅,双重壓力之下,本來佔主流地位的漢文化,在這種狀態下如何自處?引發了我的好奇心,三個不同種族、語言生活習慣各異的族群如何在同一地緣共同相處互動?

《風前塵埃》回到歷史現場,重建少為人知的「太魯閣事件」的意義,翻轉日本人的殖民詮釋。發動這次戰役的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是小說中唯一的真實人物,我用這滅族的戰役帶出太魯閣族的哈鹿克,反對日本武力殖民的他,却又宿命的愛上日本警察的女兒橫山月姬,她又被希望成為日本人的客家攝影師所追求,不同種族的三角戀情登場,反映出這一段殖民史的複雜性。

橫山月姬雖然選擇了哈鹿克,却直至晚年猶是無法擺脫種族、文化的優越性,不肯容許自己面對承認這樁愛情,而是把記憶虛假化,另外創造一個「異」己,用分裂來合理化自我欺騙的心靈過程。

由於婚姻帶來的生活經驗,我有心為中文小說另闢蹊徑,嘗試中文作家比較少涉獵的領域—-書寫非我族類的異國人士。置身華洋雜處的香港社會,描寫英國殖民者,對我而言並非難事。《風前塵埃》中,對同樣是黄皮膚的日本殖民者却碰到了挑戰。我雖然出生在戰後,但生長在有哈日情結的台灣,自以為對日本人並不陌生,然而,真正動筆時,我才驚覺自己並沒有那麼懂得日本人,並不容易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

幸虧除了研讀日本文學、文化歷史之外,我多年來累積的對日本藝術的知識正巧派上用場,將自己熟悉的日本繪畫、陶藝、花道、茶道、庭園設計當做材料放進小說情節裡。我利用日本的民族服飾—-和服來做象徵,反映日本特有的民族性格。從偽滿洲國成立到二次大戰投降,這十五年裡,和服設計師把軍人持槍開轟炸機深入中國攻城掠地的血腥場面,畫成真實逼真的圖案,織在布料上裁製成和服,讓後方的百姓穿在身上,呼應前線的軍人宣傳戰爭。

只有日本人才會想出這種方式,讓百姓把充滿法西斯暴力美學的和服穿在身上招搖過市,變成一種社會集體動力,一種意識形態吧!

小說書名的意象取自日本平安朝詩僧西行和尚的詩:

「….勇猛強悍者終必滅亡,宛如風前之塵埃。」以之象徵總督佐久間出征墜馬而死,和第二次大戰日本法西斯的敗亡。

這本書重新翻轉日本人的殖民詮釋,強調優生血统的日本殖民主義,在小說中遇到了考驗,月姬與哈鹿克的私生女,身上流著山地人的血液,並不是純種的日本人,我想表現的是台灣歷史的形成是如此多元而駁雜,這往往被學術研究的學者所忽略。

日治時代的台灣,北部、西部才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光寫邊緣的花蓮,好像缺少代表性,第三部曲決定移師到台北來,讓小說的人物進出這大都會,《三世人》的時間從上個世紀二〇年代台灣進入現代化運動後,從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開始,到「二二八事變」爆發為止。

這段歷史太過複雜,我決定用主題式的方式來處理,不想架構單一情節故事,放棄焦點角色的敘述而採取散點透視,創造了幾組有代表性的人物,利用服飾、殖民者展現台灣現代化的博覽會、有志之士獻身文化協會推動民主,這幾組人物不一定有相互之間的關聯,而是把他們像拼圖一樣,拉開了這二十年台灣社會的展軸,探索台灣人的生存情境。

小說每一卷都以樟腦的擬人化獨白作為楔子。台灣人被日本化的過程等於製作樟腦、香精的過程。日本殖民者用日語教育、神道思想、現代化的科學、醫療知識來對台灣人進行同化,掃除所謂落後閉塞的島民信仰習俗,強制改變台灣人的思維及生活方式,與過去歷史切斷,把台灣人塑造成為沒有過去,沒有歷史,只知有大和民族的一群。

日本殖民的終極目標,我以為是想改變台灣人的心靈視野,最後用他們的眼光來看世界,極端的例子就是皇民化運動。

《三世人》一書中,我創造了王掌珠這個人物,從被壓迫的養女,到參加「文化協會」婦女運動開始覺醒,到台北書店當店員自食其力,皇民化運動時模仿日本女性穿著,後來又迷上大陸來的電影,學白話文,夢想當女辯士站在女性立場來說明劇情。

王掌珠先後穿過大祹衫、和服、洋裝、旗袍,「二二八事變」後,又變回穿台灣式的大祹衫,從她所穿的服飾反映台灣社會的變化轉折,二十年來她走了全過程,每個時期她都告訴自己:

「我就是我所穿的衣服的那個人。」

到底她是誰?一個大問號。

探討台灣人的歴史身份與國族認同是這三部曲的主題。光復後陳儀接收台灣,批評台灣人被日本奴化,台灣人的命運不掌握在自已手中,真的是一種宿命。

我借用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施朝宗的困惑來反映台灣人身不由己,對多重身份的質疑:

「從日本投降到二二八事變發生,短短十八個月,施朝宗好像做了三世人,從日本的志願兵天皇赤子,回到台灣本島人,然後國民政府接收,又成為中國人,到底哪一個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哪一種身分才是真正的自己?

三部曲從清代嘉慶年間梨園戲班渡海到洛津表演開篇,最後以施朝宗涉入二二八暴動後躲入歌仔戲班逃亡結束。果真人生如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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