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後面的關心 (傅士玲)

專訪

問號後面的關心

傅士玲

前言

2013元月,銜命代表北美作協專訪王鼎鈞。鼎公謙稱耳背,怕誤解我的提問,因此面訪前我將所有問題羅列清楚,透過電郵進行問答。那一次專訪結束了,但我和鼎公的問答卻畫下句點。

華府許多讀書會文友們希望邀請鼎公來此地演講,來來回回商量許久,大家決定組團前往紐約就鼎 公,也免他舟車勞頓。照例,每位參加的文友也都將提傅問事先羅列好。占了召集人的優勢,我多傅問了幾個傅問題。訪傅問在今年四月成行,春光明媚中一行十數人滿載而歸。到了暑假,鼎公忽然寄來一信,原來他把與我的對話全數記錄成文字,而且將付梓成書。過不久,鼎公榮獲國家文藝獎消息傳來,回想鼎公這篇答問的內容,對所有想認真寫作的朋友應有助益。

 

傅問:您1978年赴美,多少年之後才又能重拾寫作?開始寫回憶錄的前三部,是哪一年?

鼎公答:

我以寫作為職業,事實上天天在寫。我1978年出版了<碎琉璃>,我稱它為「胎生的文學」,打算以同樣的形式繼續寫下去,但出國以後,喪失了同樣的能力。我的<文學種子>,1982>出版,<作文七巧>,1984出版,都是從台灣帶出草稿,而且都是別人所謂廣義的文學,我所謂「卵生的文學」,不是我追求的東西。1984年出版<山裡山外>,寫得很吃力,也不討好。直到1989寫出<左心房漩渦>,才算正式恢復寫作。

傅問:回憶錄寫了十七年,是一部部按順序寫,還是同時收集了資料後,分門別類地寫?

鼎公答:

我從1984年就開始搜集資料,用的是「麻雀戰術」,麻雀不停的在地上找東西吃,吃下去的東西零碎細小,但是發育了整隻麻雀。我按年代先後一本一本寫,同時搜集資料的工作仍繼續進行。<怒目少年>出版後,因發現了大量資料而重新改寫。對<關山奪路>出版後也作了許多增修。

據說,台灣的讀者愛看「記憶猶新」的事,愛談「議論未定」的事,對抗戰、內戰沒有多大興趣。有一位朋友勸我先寫我的台灣時代,即<文學江湖>,然後再寫我的內戰經驗,<關山奪路>,一本一本「逆時鐘」方向進行。這樣寫可能銷路比較好,但是我做不到,我只能「從根到梢」順著我的生命軌跡寫下來,因為我的半生是那麼身不由己,沛莫能禦,我沒有能力分割洶湧的情感。

傅問:寫《文學江湖》時,一開始就選定以「文學」為主題嗎?還是邊寫邊篩選而成?

鼎公答:

我寫回憶錄的時候想起前人的話:「一首歌要精采,不要太長」。我在台灣生活了30年,社會關係多,深深淺淺涉及九個領域,如果用紀實的方式全面呈現,一定很笨拙。無論如何我是個作家,寫回憶錄應該把文學經驗放在第一,所以決定把文學搬到舞臺口上,職業、家庭、交游、宗教信仰都成了龍套,也就是說,我從文學的角度組織題材,文學是近景,是焦點,一開始就這樣決定了。

傅問:您曾以「藝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來標舉文學作品的藝術意識必須超越政治意識。但是,要文學作品完全與其他意識切割,是不是也不可能?

鼎公答:

文學作品可以有政治意識,但是要避免依附政治意識,以致與政治意識存亡。有人抱怨,八年對日抗戰是何等偉大的時代,多少可泣可歌的人物和事件,今人為甚麼不再讀抗戰時期產生的詩歌小說了?抗日戰爭誠然偉大,但是它不能使依附抗日戰爭的文學作品變得偉大,作品要自己偉大,到了後世,恰哈相反,要偉大的作品文學作品來顯出時代偉大。我傅問一位專攻民族音樂的朋友,抗戰八年一共產生了多少抗戰歌曲?據他所知,有些歌曲生命短暫,即生即滅,有些歌曲到了五十年代還存在,有心人搜集到3300首。到了今天,這三千多首歌曲還有人唱嗎?除了「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國歌,我們在音樂會上只能聽到「黃河」大合唱了,這是因為「黃河」經音樂家賦予藝術形式,今天在紐約的林肯中心,它不依靠八年抗戰,八年抗戰反而靠它。

我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朋友,「原料」不是藝術,成品才是藝術,好比黃金是原料,打造成皇冠才是藝術品,皇冠戴在皇帝的頭上,很尊貴,即使皇帝掉了腦袋,皇冠進了博物館,它仍然尊貴。我的意思是說,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是為了拿破崙,米開朗基羅的畫是為了教廷,但拿破崙往矣,貝多芬的音樂永在,教廷的權勢旡復當年,米開朗基羅的藝術地位不減反增。咱們司馬相如的「賦」,這一篇是為皇上寫的,那一篇是為皇后寫的,皇帝皇后都在政治史上消失了,司馬相如的賦在文學的選本上仍然存在。「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陳后主作的歌曲,在他滅亡後兩百多年,詩人杜牧還聽見正在流行。

傅問:能不能說一下,你覺得文學成分和社會意識在作品裡的比例,或者關係應該如何?

鼎公答:

這是有爭論的,我很小心的說,文學作品必定含有某種意識,據我所知,

文學作品根本就是「意識通過意象來表現。」我想不能用多寡比例來檢視,要用「隱」或「顯」來檢視,我相信「藝術的奧祕在隱藏」。

自我親近文學以來,文學是宣傳工具,追求宣傳效果,因此要「顯」,不能「隱」,也因此產生比例的傅問題,好像「顯」就是意識占的比例大,股份多,投資人認為值得,「隱」就是意識占的比例小、太小,投資人不合算。美國人花十塊錢買一件禮物,花三十塊錢到禮品部去包裝,漂漂亮亮的送給人家,很可笑。這一把標準尺誤我文學數十年。

「藝術的奧祕在隱藏」,它的目的當然不是隱藏而是彰顯,既然隱藏如何還能彰顯?咱們成語不是說「欲蓋彌彰」嗎?可以說,隱就是顯,顯就是隱,沒有比例的傅問題。您也許說,這樣太嚴格了,是的,太嚴格,我也沒做到。因此,有些作家只能半隱半顯,在一篇作品之中,兩者有個比例,比例的大小,要看你願意「犧牲」多少。有些作家乾脆全隱或全顯,用我說過的話,他有「酬世的作品」,有「傳世的作品」,二者並行。有些作家一生的作品可能分前後兩期,前期多酬世,求顯,後期多傳世,求隱,像哥德,密爾頓,塞萬提斯,中國的屈原,杜甫,陸游,彷彿如是。

傅問:你同意「文以載道」嗎?你對「道」的定義是什麼?

鼎公答:

「文以載道」,起初好像是說必須承載孔孟之道,後來是說必須負起某種使命,如抗戰,無產階級革命或反共抗俄。最後好像是說,這個「道」是作家自已的思想主張,「為我自己而藝術」。

我比較傾向最後的說法,但是傅問題在那個「載」字,「文」好比一輛卡車,「道」是車上運送的貨物,傾向「顯」。因此後來有人改一個字,提出「文以貫道」,貫者通也,比較傾向「隱」,有人提出「文以明道」,偏向「顯」,但是強調「文」和「道」要有機結合。

前賢的這一番說法可從側面証明「文」和「道」是兩件「東西」,創作時,先在作家內心融合,「道」、不管從那裡來,總要先進入作家內心,成為作家的意識,然後生「文」,其文可觀。口是心非,自愚愚人,終歸要被讀者遺棄「文」既不存,「道」又焉在?。史大林時代的蘇聯作家肖洛霍夫,寫出<靜靜的頓河>,得過諾貝爾獎金,他說「我們蘇聯作家是憑良心寫作,但是我們的良心屬於共產黨。」別笑他,他說了老實話。

傅問:關於寫作:<東鳴西應記>第36頁說「文學性有時候是指虛構…理想化」、第37頁:「回憶錄禁止這樣的理想化」,請傅問這個標準是否應普及所有紀實文學(傳記、報導文學)?那麼歷史小說該如何拿捏?

鼎公答:

歷史小說是「歷史加小說」,兩者相反相成。歷史要實有其事,小說可想當然耳。歷史客觀謹嚴,小說主觀渲染。歷史是「曾經」如此,小說是「可能」如此。歷史滿足求知慾,小說滿足想像力。歷史和小說有共同點,都是記述人和人的互動,注重事件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可以說,歷史和小說是在共同的基礎上互相補充對方的不足,合成一種新的文體。

通常,歷史「撮其要,紀其事」,缺少細節,趣味常在細節裡,文學裡有細節。古時候有「文史不分家」之說,所以我們覺得<史記>很生動,現在史學是專門學傅問,史學著述和文學創作越分越清楚,歷史細節就由歷史小說來提供,小說家從野史、筆記、掌故、軼聞各方面搜求相關的細節,不足,加上自己的想像,也就是捏造!不管它是否真實,只要它滿足文學的需要,文學的需要有別於史學的需要。

三國時期,諸葛亮死前留下遺命,殺死蜀軍的大將魏延,用甚麼方式行刑?要看歷史小說<三國演義>。魏延是個優秀的將領,諸葛亮自己也知道西蜀偏安日久,人才凋零,為甚麼非殺魏延不可呢?<三國演義>只說魏延有反骨,魏明倫的歷史劇有更具體的理由。明代末年常和清軍作戰,崇禎皇帝派洪承疇出關做總指揮,兵敗破俘,朝廷上下人人以為他不會投降,結果他投降了。他為甚麼肯降?歷史說關外天氣比較冷,皇太極送皮衣給他,他感動了,就這樣?好像太容易了吧。歷史小說採拾傳聞加以補充,皇太極的愛妃,後來大清的孝莊皇太后親自勸降,這位美麗的莊妃又是怎樣說服洪承疇的呢,傳聞莊妃色誘,未免牽強,高陽在他的歷史小說裡設計了一場心理攻勢。歷史加上小說,大抵如此。

這樣的作品是「歷史大於小說」。

另外有一種小說,作家在在歷史環境中創造一個小人物,或者膨脹一個小人物,以他為中心,發展獨立的故事,像南宮搏和金庸的某些作品。這是「小說大於歷史」,虛構的部份不再是枝節而是主體,有人說,這是文藝小說,不是歷史小說。

傅問:你曾立志寫小說,「認為小說家當如沈從文」,請談一談心目中的沈從文與他的小說。你說過「恨我不能成為另一個汪曾祺」,也請談一了炎對汪曾祺的評論。

鼎公答:

三十年代的文學有殺伐之音,我不喜歡,相形之下,沈從文委婉近情,合我的胃口。他寫湘西風土報鼎公答故鄉,令我悠然神往。我也想以後以故鄉為寫作的題材,報鼎公答我忘不了的人物。我當初·的見識如此。我到1978年才讀到汪曾祺,他學沈像沈,令我羡慕。「恨我未能成為另一個汪曾祺」是那個時候說的。

我自傅問遠不及汪曾祺,可是我們仍然可以一同討論他的成就和局限,正如一個小說作者,他的作品遠不及水滸,他仍然可以說水滸傳裡面血腥暴力太多。當年我見得少,抄一句書本上的話,「登東山而小魯」,現在見得多,抄書索性抄到底,「登泰山而小天下」。作家學習的過程,王德威教授說過六個字:似父,弒父,是父,他的說法很有趣。我的理解是,起初,你要找到一個權威,一個教父,亦步亦趨學他,一筆一畫學他,學到底,學到家,這是「似父」。然後,在藝術上你要超過他,繞過他,顛覆他,你的藝術裡有他,但是不等於他,你多過他,你以自己為圓心畫圓,你的圓和他的圓有一小部份疊合,這叫「弒父」,當然這只是在藝術創作上如此,在生活裡,在人際關係中,你仍然尊敬他,報償他,紀念他。這時候,你就是權威了,你就是教父了,有很多後起之秀來一筆一畫跟你學習了,你就坐在那裡等人來殺。

我認為汪曾祺沒有走完全程,沒有人學他,也沒人殺他。

傅問:曾有評論家將您的某些散文作品稱為「小說式散文」,請說明一下對於這樣的定義有什麼看法?

鼎公答:

小說是用散文寫成的,它和小說之間本來沒有嚴格的區分。新文學運動興起,先賢從西方引進「文體」的模式,文學的鑑賞者這才執意要驗明正身,就像分辨黃豆和黑豆一樣。

當年我們學習的時候,先進們諄諄告誡,小說要有具體的事件,通常是人和人之間的衝突,有衝突才有張力,衝突要步步升高,這才有高潮,高潮要急速下降,衝突解決,解決的方法要出人意表,這才有餘味。不錯,莫泊桑、契可夫、歐亨利都是這麼寫的,可是世界上有這麼多作家,怎肯個個整齊畫一、永遠循規蹈矩?於是出現了「散文小說」、「反小說」。小說和散文的「衝突」雖然沒有解決,「高潮」確實是下降了。

我想,除非是故意用「實驗」的態度寫一篇作品,心中先不要預存「文體」的模式,先把文章寫出來再說。咱們害這種文章,既沒有功名,也沒有學位,格式於我何有?就像生孩子,何必事先盤算他高個矮個、長臉圓臉?健康的寶寶總是很可愛。我們讀作品,也不必先計較它是不是小說,也不必因為它「不是小說」就不愛它,天下文章豈能篇篇都是小說?當然,教授上臺講課,他不能以差不多、無所謂當講義,他演講的時候我們也要去聽,「自由」不建築在無知上,自由是超越或另闢蹊徑。

傅問:對於自己的小說作品,請試著給一個定位。為什麼小說創作數量比散文少很多?請比較一下散文與小說在創作上的最大不同。

鼎公答:

我把散文放在詩和小說中間,有時向詩傾斜,有時向戲劇傾斜,就像您看到的那樣。我把小說題材都用散文處理了,所以寫小說寫劇本的人從我的小說裡找靈感。

有一個男人內耳疼痛,去看醫生,醫生從他的耳朵裡取出一粒水鑽來,這是散文。這個耳痛的男人由太太陪著去看醫生,醫生從他的耳朵裡取出一粒水鑽來,太太一看,這顆水鑽並不是從她的首飾上掉下來的,那麼它是從那裡來的呢?這是小說。

赤壁賦遊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吹吹簫,唱唱歌,談談人生觀,這是散文。漁夫出海,在大海中晝夜漂流,終於釣到一條大魚,在釣竿釣線的兩端,人和魚一場生死搏鬥,終於……,這是小說。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散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小說。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散文,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小說。敵人的朋友也是敵人,敵人的敵人也是朋友,散文,敵人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敵人的敵人也是你的敵人,小說。畫餅充饑,散文,(巴爾札克在桌子上畫一盤一盤的菜佐餐,)望梅止渴,小說。(曹操說了一句「前有梅林,可以歇馬」,暗中派人打前站燒開水去了)。

傅問:這麼說,<碎琉璃>是你向小說傾斜,<左心房漩渦>是你向詩傾斜,為甚麼要傾斜?

鼎公答:

抒情需要詩的語言,敘事需要小說的語言。題材可以做成這樣,結果就這樣,題材可以做成那樣,結果就那樣。

傅問:四本回憶錄呢?

鼎公答:

那是我「本格的」散文,以記敘為主,加上抒情、論說綜合使用,希望做到「修辭立其誠」,增之則太長,減之則太短。

傅問:對於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您的定義是什麼?個人看法如何?

鼎公答:

據我了解,通俗文學遷就讀者大眾,也就是「媚俗」,嚴肅文學不屑如此。嚴肅文學是「山來就莫罕默德」,通俗文學是「莫罕默德去就山」。

不過這話也難說,中國的四大古典小說,都非常注重讀者的趣味。李賀,賈島,都不能說不「嚴肅」,李賀作兒歌,要那小孩「莫忘作歌人姓李,」賈島說「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丘」。兩個人都非常盼望有「粉絲」。

傅問:你的回憶錄有沒有遷就讀者?

鼎公答:我的回憶錄是海漂的瓶子,它會說「感謝你撈起了我」。

傅問:在您的作品裡,常有類似「眼淚滴進牛奶裡……」這種詩意又意象豐富的佳句,請分享如何精鍊寫作的語言,達到這樣的境界。

鼎公答:

我認為作文從造句開始,「綠」這個字大家共有,「春風又綠江南岸」才是王安石的。

我跟詩人學造句,有人不讀新詩,說是看不懂,看不懂的詩裡面總有看得懂的句子,我一句一句挑著看。

且看王渝:「每一次分別,就是一次小小的死亡」。生離死別是大痛苦,一向認為是兩件事,詩人把它們合併了,生離的痛苦和死別相同,生離是分期死亡,死亡是永遠分離。都是失去,人生在世就是不斷的失去。失去是生離死別共同的本質。分期付款比一次付清容易承當,但是要加上利息,詩人一句話是把痛苦減輕了還是加重了?耐人尋味。「黯然消魂者,別而已矣」,句子是江淹的,「死別已吞聲,生離常惻惻」,句子是杜甫的,「每一次分別,就是一次小小的死亡」句子才是王渝的。

再看白靈:「木魚叫醒了一早晨的 / 空」。佛門六度萬行不離「空」,空的意義在經文裡,經文猶有語言文字的障礙,木魚的聲音直指本心,聲音雖然也是一種色相,它跟「空」的字音相同,它是在演示「空不異色,色不異空」。出家人一面念經一面敲打木魚,用木魚來提撕你萬法皆空,連經文也不要執著。尤其是這首小詩在排版的時候,「空」字前面留下半行空白,聯想到常建在破山寺題詩。「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是常建的,「上方孤磬定行雲」是王國維的,「木魚叫醒了一早晨的 / 空」才是白靈的。

我常靜聽別人怎樣講話,看他怎樣造句。名人不易親近,他的公開演講一定要聽,這種演講即使沒有非聽不可的內容,也會有非聽不可的句子。「拉攏明天的敵人,打擊今天的敵人」,你一聽,馬上說,我知道,兩害取其輕嗎!聽見「十公里以外是朋友,十公尺以內是敵人,」馬上說,我知道,遠交近攻嗎!再聽見「戰略上輕視他,戰術上重視他」,也是我知道,視之如鼠,防之如獅嗎!你我知道的是它的意思,並不知道它的造句,新句棄之不顧,舊句愛不釋手,這不是學習的態度。也就不能吸收它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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