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創世紀是一種「築巢引鳳」的工作，60年來，我們的刊物從來沒有停止過結合更多有才氣的詩人與評論家，擴大參與共同耕耘這塊詩土。創世紀的成功，乃是詩友們長期打拚眾志成城的結果。※

回憶《創世紀》草創時期的那段日子，得從左營談起。

說來奇妙，我跟左營有緣。我生在河南南陽，幼時因為鄉下鬧土匪搬到城裡，家住南陽縣北門大街左營區，住了很多年。我家對面是一組老房子，看起來像寺廟，但裡邊卻沒有神像，住滿了逃荒的難民。父親告訴我說，那本是清朝的營盤，左營是當時軍區的稱號。從軍來台灣，我又被分到左營工作，原來台灣也有個左營。我查過關於左營的史料，與父親的解說大致相同。明朝鄭成功在台，有「化兵為農」的制度，練兵耕種之外，軍隊還負責築城，當年的城牆現在還殘留一部分，非常珍貴，它與淡水的紅毛城、台南的安平古堡同屬重要古蹟。當時築城單位的作戰任務是防守戰線的左翼，左營之名由此而來。算起來台灣這個左營，對我的影響更大，在這個小城裡度過我青春的尾巴，當兵，讀詩，寫詩，戀愛，定情（認識內人張橋橋）都發生在這裡……。更重要的是和朋友一起辦《創世紀》。我開玩笑說左營是《創世紀》的「革命策源地」，是我們辦刊物的大夢開始的地方。

光復後，政府把左營開闢為海軍基地。左營地方不大，但這裡有一種特殊的兵家氣象。站在海軍紀念塔的高台上，放眼望去，但見碼頭上各色艦艇密布、旗幟飄揚，營房裡、大街上，到處是年輕的軍官和水手。有人說海軍是個貴族的兵種，長期的海洋生活，養成他們的浪漫氣質，水兵們喜歡跳舞、打獵、飲酒、約會女孩子，形成一道海港都市的風景，不過我的心情，與街上又唱又跳的水兵們卻不相同，一直很鬱卒。雖然我已經離開家鄉好幾年，但是還是非常想家，覺得自己沒有精神出路，於是就開始寫詩，這是我唯一能夠解憂的方式。當時我正在讀印度女詩人奈都夫人的詩集，她的名句：「以詩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可以做為我當時的心情寫照。

其實，軍區喜歡寫作的人不少，譬如張默和洛夫當時都在左營，只是因為單位不同，所以彼此並不認識。洛夫和張默結緣比較早。張默說他們倆一見面就談得很投機，兩人有一個共同興趣，就是酷愛新詩，認為天下第一等事就是寫詩、第一等人就是詩人。他們都屬於海軍陸戰隊，長時間的相處，兩個人有了一個共同的夢想，就是想辦一份同仁詩刊，但是經費是個大問題。當時他們都是少尉軍官，兩個人一個月的薪餉加在一起不到五百元，要辦雜誌簡直是妄想，但這個念頭一旦萌發就無法遏止，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最後心一橫，說辦就辦，他們把預支兩個月的薪餉全部砸了上去，不足之數，當了手錶、腳踏車，還到估衣市場把公家發的軍毯也給賣了。就這麼把創刊號辦了出來。

我是先認識洛夫，後認識張默的，時間是1954年10月，地點在左營的「四海一家」軍官俱樂部。記得那天是軍校前後期同學的迎新會，參加的有一百多人，非常熱鬧。餘興節目進行時，一位帥哥上台引吭高歌，唱的是李中和的〈白雲故鄉〉，聲音非常嘹亮，博得滿堂采。他在掌聲中走下舞台，到後排找到我，問我是不是瘂弦，我靦腆地說：「是」，他說他叫洛夫，說著從皮包裡拿出一本新出的《創世紀》創刊號，雜誌上預先題好了字：「啞弦兄賜正，弟洛夫敬贈，十月二十四日」。他說這詩刊是張默和他辦的。他表示對我的作品有印象，歡迎我入夥，大家一起幹。洛夫的詩，我也讀過，他把我的名字的瘂字寫成啞，可見他對我的印象不深，但我還是很感動。那天，兩個人聊了不少。臨別前，他說過幾天張默會來看我。

一個星期以後，一個說話快得像機關槍的人，到了我的服務單位，一口安徽國語，轟了我一個多小時，這個人就是張默。他的身上好像帶電一樣，充滿活力，他開門見山就說，他和洛夫都非常歡迎我加入《創世紀》，並把刊物未來的計畫告訴了我，連二、三期的詳細內容都規畫好了。那天他興致很高，特別請我到小麵攤去吃東西、喝酒，兩瓶烏梅酒被我們喝得光光，一邊喝一邊的話題還是離不開《創世紀》。我說《創世紀》這個刊名蠻好的，是怎麼來的？他說名字他曾想了好多天想不出來，就拿出一本女作家散文選，把書闔起來，閉上眼睛，對自己說，就在掀開的那一頁作聯想吧，打開一看，「創世記」三個字映入眼簾，心想就是它了。他把「記」改成了「紀」，這樣就不會跟《聖經舊約》作聯想，而成為創造詩的新世紀。他覺得名字還蠻大氣的，主意已定，立刻打電話告訴洛夫，洛夫也覺得很好，這麼著就敲定了。

我是從11月正式進入狀況，參與第二期的編務。那一年，洛夫是26歲，張默24歲，我22歲。農村青年成熟比較慢，看起來是個傻大個兒，其實什麼也不懂，大上三、四歲，認識就不一樣。有他們兩位帶頭，增加了我不少膽氣，所謂三駕馬車就這麼套牢了。

編雜誌的工作雖然新穎、有趣，但也是蠻繁瑣的，約稿、編輯、校對、跑印刷廠、捆書、寄書，編詩選、辦活動，樣樣都要仔細做，不得有誤。當然，每期按時交稿、交錢是絕對不可少的。就這麼「誤」上詩船，一晃就是60年。經過歲月的淬煉，我們漸漸把辦《創世紀》變成了使命，一種神聖的志業，宗教家可以以身殉道，詩人可以以身殉美，我們簡直把全人生全靈魂都「擺」上了。人生在世，難免有所妥協，但碰到《創世紀》時絕對不妥協，它是我們一塊不容汙染的淨土，也是一座精神教堂，是我們鼓起勇氣，走向世界的起點。

當年我們常常喜歡引用西哲的話：「當掉你的褲子，保有你的思想」。果然，我們是左營、高雄（簡稱左高區）一帶當鋪的常客，唯一的「儲蓄」就是死當的當票。年輕小夥子多麼需要愛情，最後連戀愛費也縮水了，那些女孩子們跟著我們吃了一陣子陽春麵，都溜掉了。結婚以後，大家還瞞著太太，把部分家用充作詩刊的經費。這種拮据的情況，一直延續了很久，後來因為多位詩友加入，大家一起出錢、出詩、出力，情況就好多了。如今想起來，「創世紀」的同仁好像共過患難一般，成為一輩子的朋友。

一個雜誌，總得有個社址，方便投稿或訂閱。當時我們都還沒成家，只能用服務單位的信箱，但部隊為了保密，都是用阿拉伯數字作代碼，收起稿來很不方便，也會引起軍中保防人員的注意，以為這些人到底在搞什麼飛機。也因為如此，我們還真的被列入黑名單過。

當時左營有個廣播電台，屬於國防部軍中播音總隊「軍中之聲」第四隊，對外稱左營軍中廣播電台，好多位愛好文藝時常發表作品的朋友，都在電台當過編輯，人稱「文藝台」。像彭邦楨、黎慕斌（凡夫）、歸來、李鐘麒（胡云）、陸珍年、鄧蔚林（慕蓉懷美）、郝肇嘉、宋項如和後期來的管管等，都在那裡待過，那是一個文藝氣氛非常濃郁的地方。這麼好的環境，當然洛夫和我最想調到電台工作，很幸運不久我們就順利去成了，擔任編輯股的專任編輯，不久張默也換了單位，轉到陸戰隊的軍報社擔任記者，常到電台來，因此我們順理成章地把電台的所在地「左營明德新村四十號」當成社址。雜誌的英文名字，也由季紅譯成「The Epoch Poetry Quarterly」。有了社址，有了英文刊名，就可以大開大闔地辦雜誌了。而我跟洛夫、張默三人之間的「飆詩」，也悄然進行著。特別是我和洛夫，因為兩個人一起上班又住在同一間寢室裡，不是頭對頭就是腳對腳，所以當洛夫寫了一首詩，我不甘示弱也還他一首，彼此心照不宣，這種微妙而帶點小小忌妒的心理，非常有意思。在法國藝術史上，梵谷和高更也曾同住過一個小房間，他們兩人之間也有因為創作而造成的緊張關係，他們是飆畫，我和洛夫、張默是飆詩。當然，我們不能和古人相比。不過那段日子大家都寫出不少自認為有代表性的詩作。飆詩之為用大矣哉。

我必須說《創世紀》的編輯工作，挑大樑的是張默。他可以說是一個具有獨特「編風」的編輯家，沒有學過編輯學和美工，但是他的編輯規畫和版樣設計是自成一格的。諸凡標題的安排、字型的選擇、「留白」的處理等，都有他自創的章法，在當時也給人前衛的印象。除了這些以外，《創世紀》也非常重視和讀者間的互動，以生動的字句來吸引他們。譬如在編案裡出現：「請看創世紀閃光之劍」、「創世紀是一支沒有薪餉的部隊」；封面上寫著：「第一流的心靈，第一流的作品」、「我們需要不講理的創作，講理的批評」；在辦活動時會把這樣的標語寫在會場上：「這世界已經夠寒冷，讓我們以彼此的體溫取暖」等等，這些生猛的字眼，難免予人過分張揚的印象。不過對當時年輕的詩的愛好者，的確產生過很強的感染力，當然，說我們是少不更事熱情得過了頭也無不可。

《創世紀》的編輯方針，是對「純詩」的執著，60年從未改變過。我們認為詩應該從美學出發，不能受意識形態的干擾。當時正是政府提倡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的時期，我們雖然身在軍中，但並沒有把官方的文學要求反映在我們的刊物中。我們認為，詩，只有一個定義，那就是詩必須是詩，不是宣傳，也不是標語口號，一首詩寫好了就是對國家民族好，不必把生硬的政治概念帶進作品中。一首好詩，應該是來自自因的創作，而不是他因的驅使，事實證明我們這種堅持是正確的，現在回想起來，雖然當時大家年紀輕輕一開始就有這種深刻的美學體認，想來也是難得的。

有些人批評《創世紀》的詩沒有社會性，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我們的作品中有很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不過不是觀念的直陳，而是通過藝術的形象思維完成的，細心的讀者自會撥開象徵的枝葉，發現詩人的核心意圖。也有人批評「創世紀」提倡超現實主義，是囫圇吞棗、西而不化，這種看法是忘記了我們是將超現實主義當做一種技巧，而不是唯一的技巧來使用的，洛夫的「中國的超現實主義」和我的「制約的超現實主義」，就是對西方來的文藝思潮的修正。也有人認為「創世紀」缺乏一個做為詩社應該具有的文學主張和共同的創作路線，其實那是我們有意如此的。我們認為詩是一個個體的心靈操作，不是一窩蜂的混聲合唱，如此才可以避免同仁之間創作風格的近親繁殖，如果定於一尊，那就是文學的死亡。總之創世紀是一個柔性的詩社，不是一個剛性的社團，更不是像魯迅的「左翼文學聯盟」那樣的剛性社團。我們寧可被譏為「烏合」，也拒絕「聯盟」。

創世紀本來是以軍中詩人為主力，為了突破這種單方面發展的限制，我們很早就開始延攬學院詩人參與，以改變創世紀的體質，成為一個「秀才見了兵」的完美結合。「兵」是軍中的詩人群，「秀才」是各大學受過批評訓練的學院詩人，前者的創作靠經驗，後者的創作靠學問，經驗加學問，自古就是文學發展的康莊大道。

學院詩人葉維廉和香港現代文學批評家李英豪的參與，為創世紀開了一扇面對世界文學的窗戶，前輩詩人紀弦、覃子豪南下造訪、鼓勵，葉泥、辛鬱、楊牧、商禽、鄭愁予以及學院詩人余光中、本土詩人林亨泰、白萩、錦連、雪桑（施明正）的紛紛賜稿，使創世紀不具排他性、門戶開放、兼容並包的形象更為鮮明。這種轉變，為創世紀後來發展成為一個大詩社，做了最好的準備工作。

我曾長期主持《創世紀》一個關於早期中國新詩的專欄，把大陸二、三十年代詩人的作品，加以介紹評論，以彌補政府長期禁書所造成的文學斷層。這些新詩史料，多半是從特藏的圖書館偷抄過來的，書上還蓋著「禁書」的圖章。在那個時代，這可是個盜火的行為，非常危險。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就是因為盜火給人間而被罰，以鐵鍊鎖在高加索山上，任禿鷹把他的眼珠吃掉。幸虧當時我沒有出事，如果出了事誰也救不了。事後我想，之所以「偷關漏稅」成功，是因為「有關單位」對新詩的管制比較不嚴，認為那是造不了反看不懂的玩意兒。據說蘇聯的文化審檢人員，可以從無標題的交響樂裡，抓出作者的資產階級意識，如果像那樣子，文人和藝術家可就無路可逃了。我想政府對我們的詩刊網開一面，或許是有意的。如果按照新聞局的規定，辦報出雜誌，一定要申請登記，有了出版事業登記證字號才能出版。在我的印象裡，很長一段時間《創世紀》都沒有向政府登記（因為提不出存款證明），可也沒有人來過問。這給我們一個聯想，台灣新詩之所以能發展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有一群「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文藝青年，另一方面是有個糊塗或假裝糊塗的政府。這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古詩十九首〉第五首），詩人尋找詩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得到同道的應和。「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詩經‧小雅》〈伐木〉），「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杜甫〈春日夢李白〉），道盡了天才與天才間、相敬相重的情意。創世紀是一種「築巢引鳳」的工作，60年來，我們的刊物從來沒有停止過結合更多有才氣的詩人與評論家，擴大參與共同耕耘這塊詩土。創世紀的成功，乃是詩友們長期打拚眾志成城的結果。

穿越一甲子，橫跨兩世紀，今天的《創世紀》已經變成一個大詩窩，一株棲滿了鳳凰的參天梧桐。在群鳳的齊鳴下，集納百川，融合萬匯，創造了屬於自己的詩歌盛世。這是當年沒有想到的。

(原載《文訊》2014十月號特大號專刊，「創世紀詩刊60周年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