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那是一九四九年吧，我才五歲。我媽說我四歲，因為我媽什麼事情都記不太清楚，看我的樣子又神不守舍，覺得我大概還很小。就算是四歲吧。其實我什麼都記得，什麼都知道。可我似乎有些語言障礙，除非講故事，其它時間就很少說話了。

我估計我爸那會兒還是一直沒醒過悶兒來的主兒。就拿國徽這個故事你就看出來了。在北池子那會兒，我爸忙得一個禮拜見不到他幾次，倒是可以看到他拿回來的各種各樣國旗的設計圖，國徽設計圖。那時候好像大家都在玩這個遊戲，全國一起過家家。

我那時候就估計，毛澤東沒准當年就是一個孩子王。他就是愛和別人較勁，要不他怎麼說：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呢！那時候正好的玩兒大發了，得了一個大國，所以一起來個人人動手、人人參與玩個天花亂墜的大遊戲。

朱德本是個打仗的將軍在這邊也童心大作設計了一面國旗，那邊更熱鬧許多和音樂不沾邊的人也提出了上千個國歌候選，最後大家皆大歡喜地同意了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的建議：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國歌。這個建議居然得到周恩來的支援，毛澤東的首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這樣的決議：在沒有正式國歌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於是這樣這個新中國就有了國歌，中央美術學院全院欣喜若狂，好像他們的院長就是國歌的作者，這種遊戲參與者的勝利感覺，更感覺到自己就是國家的主人翁了。幾千年來，大概建國這個遊戲從來沒這麼好玩過。好像人人都在參加這個不分類別和不設等級的雜燴大比賽。人人有份參加，人人有中彩的機會。

後來，也就是這兩年，人們前一段在認真激烈爭論國徽是誰設計的？真是笑死人了。其實那個時候，不像現在一樣，你有自己的設想，自己獨特的設計。投標中的以後，還有你的版權，你的專利。那都是私有制的垃圾。那是新中國，一切都是公有的。連你本人也是公家的人。設計國旗，國徽，甚至紀念碑，即使你已經是核心小組的成員了，還只是完成國家給你任務的一個小小螺絲釘。任務完成的好，就有可能多給你若干斤小米的獎金，以示獎勵。

其實，在一個國家一塊玩童話的時候，人人都成了孩子，在毛澤東不斷突然改變的遊戲規則下，大家樂不疲此，一起瘋玩兒。

從延安來的我爸他們，都已經跟著毛澤東玩兒好幾年了，雖然也有受罰的時候，難受的時候，可是有了這麼驚天動地的結果，國家給拿下來了。絢麗的結果，當初的苦難和委屈都變成了理所當然的代價。以為過去就是咬牙背後受罪了，現在似乎理所當然開始人前顯貴的時期了。

所以，要玩兒設計國徽了，大家一定更加要努力加倍。

沒去江南，更沒去臺灣的清華的教授們，個頂個都是理想浪漫的抉擇。新的時代固然有難以適應之處，為什麼不可以用我們的知識和才智，協助這些山溝來的革命者，建設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中國？

如今有了設計國徽的機會，才可以讓清華多年來積澱的底蘊為新時代譜寫最高貴的篇章。

周恩來是遊戲中的平衡者，如果這是個球賽，他就是個裁判。因為他曾經是留歐的學生。固然和清華的教授學者的根底無法比擬，但是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嗎？至少他明白豬肉熬粉條裡的豬肉味兒，和做成東坡肉的豬肉味兒的大不相同之處在哪裡。我再琢磨他還是巡邊，最多也就是個副裁判，一言九鼎的還是毛澤東本人。

在國徽設計前期甄選後，零七八碎都淘汰了。周恩來的指示下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小組：張仃、張光宇、周令釗、鐘靈等。

另一個是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梁思成、林徽因、漠宗江、李宗津、朱暢中、高莊等。你想這個兩個組實在大不相同，中央美術學院組是延安牌兒為主的的。雖然張光宇是從香港回來的上海人，但是在清華人眼中，還是野路子。張光宇是這個組最德高望重的專家，可是他沒出國留洋過。而且還是畫舞臺佈景和廣告、月份牌兒出身的。可是要不是這幾個人都有自己的絕活，也不能從多少億人中就脫穎而出。絕對進不了這個組，中央美術學院也不會拿出這個方案，也不會出這個陣容。

清華大學個個學富五車，差不多都有留洋的文憑。這正是開國初年的總理大臣周恩來所倚重的，那時他已經覺得以後要玩的是治國，還得慢慢建立另一套。但是，要適當的、逐漸的給這些留洋的孫猴子擱到老君爐裡歷練一番，再帶好了金光燦燦的緊箍，才能俯首甘為孺子牛。

再說林徽因更是才女加美女，常有閃電般的靈感，頗得老周的欣賞。過去即興的長短句，也讓告別康橋的徐志摩五體投地。她和紅樓的林妹妹不僅同姓，還同樣有才，還有一樣的多愁多病身子骨。也伶牙俐齒嘴上不饒人。美女有才，可愛可氣都如出一轍。在清華教書的時候，看一個學生的素描畫的不好，就當眾說他：不像人畫的！那學生愕然不語，然後就憤然轉系。

就她這刀嘴豆腐心，幸虧早早撒手人寰，否則趕上反右、文革真是難以設想。

所以這個比賽就更有點意思了，有點看頭了。

其實那時候不是藝術家、設計家自己冥思苦想如何設計出自己獨特風格的藝術品，而是在想像什麼樣的圖形才配得上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同時，也不可避免在潛意識上，也或多或少揣測一下什麼樣的國徽才合乎當權者們的欣賞習慣，即便這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一定會有不同的結果。

周恩來說最好的設計是：群眾鼓掌，專家點頭。其實後來才知道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國徽能讓毛澤東點頭，才是根本。

中央美術學院組設計出來的國徽方案，以天安門為中心，有五星、齒輪、麥穗和綬帶等。

清華大學設計組設計的方案，以中華民族建國為主題，也就是以一個大孔玉璧為主體，中央有一顆大五角星，圖案中有國名、五星、齒輪。

在激烈的爭論後，毛澤東出來定奪：天安門不應視為封建的象徵，應該視為民主的象徵，革命的象徵放進國徽去。

肯定了中央美術學院組的創意之後，也就是要確定新的國徽中哪些標誌物屬於必須出現的。

周恩來作了這樣的總結：新的國徽要有天安門，要有五星，要有齒輪，要有麥穗，還要加上稻穗。據說這是宋慶齡的設想，因為許多中國農民是種稻子的。再說當時多數的中央領導人都是出生于吃米飯的地方。

周恩來不願像政協會徽那樣迅速完成，再說也要給清華組發揮的機會。要兩個組都按照這個創意，重新畫出一個正式定稿。那樣就可以從技術上更完善地作出一個人們都滿意的國徽。

在清華創意沒有被接受的時候，可以想像林徽因當時多麼難過。她誠懇地列舉了她參考的其他國家的國徽為例，一個國家的國徽不應該放進去建築物。尤其是帝王象徵的天安門。

然而，毛澤東覺得天安門不但可以進國徽，而且必須進國徽。這是他隨心所欲，他覺得應該那就是應該，根本不在乎其他國家的國徽裡有沒有建築物。

這裡她有兩個盲點：第一：她舉例的國徽是愛爾蘭的，那是西方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而她忽略了蘇聯陣營的國徽。所有蘇聯集團的國家的國徽差不多都有建築物，差不多都有麥穗和綬帶。就像國旗差不多都是以紅旗為底色的，只有德國用了藍旗。這幾乎是以共產主義為目的的國家標誌物的標準符號系列。可惜過去這些革命藝術設計的成果，幾乎不會在她的視野之內。

恰恰中央美院組的人，明白當時新中國的領導階層，是向蘇聯堅決一邊倒的。那是流行的歌曲是：《蘇聯是老大哥，我們是小弟弟》，以林徽因的知識結構框架和生活的實際環境，當時尚且還在暫時是世外桃源的清華園裡。因此她也許都沒有聽明白過這支歌，或者至少不會完全理解這個國策。

第二：她不理解毛澤東的全貌，她也許聽說過毛澤東住在香山的雙清，喜歡寫詩，那也是她當年養病和得到徐志摩探望的地方。

或許還聽說過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幾次懇請毛澤東進駐中南海。他一直不同意，說：我不要當皇帝。有人認為這種勸進是必然需要的程式，都是一種姿態。

從我一個孩子的角度，認為他是一派真誠。他是農村來的孩子王，真要進京上寶座了，當然有心底的抗拒。知道一旦進入那個新領域的遊戲了，規則就完全不一樣了，不能像他最喜歡的“無法無天，隨心所欲”的農村兒童遊戲了。可能因此就沒意思了。最後他決定進城的時候，心裡想：老周、老劉，你們想給我戴上緊箍咒，沒門兒。

林徽因這樣看主席也沒有錯，可是當他在天安門城樓君臨天下，一聲傳遍世界的巨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當時多少個林徽因都因此熱淚盈眶，這比當年孫大炮、蔣中正氣魄百倍，震撼人心。但是林徽因忽略的是，從此天安門的象徵意義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了。

周恩來對林徽因的好感當然遠遠超過對鐘靈他們的好感，梁思成的家學和身世背景更是中央美術學院組的各位難望其項背的。

清華組個個都是建築繪圖高手，對正式圖樣的操作，絕對專業。所以最後他們的定型圖被選中，不應意外。

中央美院組，在第二輪的競賽中有兩個盲點：第一，他們認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徽都是繪畫性的。蘇聯更是如此，我們也不能例外。但是他們不知道，毛澤東到蘇聯一行，內心已經有極大的不滿。他這個無冕皇帝，怎麼甘心在史達林的腳下匍匐，而史達林已經習慣這樣的地位。所以毛澤東清楚，翻臉的時候還沒到。至少這些無關緊要的地方，我不必完全和你一致。可能除了周恩來，還沒有更多的戰友知道他的這門心思。

第二，知道毛澤東在藝術上，偏愛民族的、民間的，對於外來的東西不甚了然。最典型的是在延安，他逢京戲就看，對於話劇，特別是蘇聯來的話劇，就完全沒有興趣。對帝王將相，他已經一再批判。大金大紅、這種皇族特色，或許也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們畫的定稿，使用中國的重彩方法來繪製的。畫了一個民族的、土的，民間的。為了和過去的皇族標誌拉開距離。

沒想到，主席在主題定下了以後，就比較簡單了。而且也不一定要和皇族拉開距離，過去皇族的色彩就是大紅大金大黃的富麗堂皇。如今用這些富貴堂皇的色彩，更使當權者心裡舒服。

但哪個更好他就不大在意了，但是決不能讓民眾說他“土”了。所以，在周恩來等人選中清華的定型圖方案，他也投了贊成票。可見兩個組的人都沒明白，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他天馬行空的審美趣味。其實在國徽整個的設計過程中，他給所有的人上了一堂新時代的無產階級美學新編課本。

國徽掛到天安門上，據說有功人員八名：梁思成、張仃、林徽因、張光宇、鐘靈、周令釗等，每個人獎勵八百斤小米。梁思成還建議多給高莊一些，因為他修改有功。張奚若也建議要給清華重獎，這都是剛解放的時候，他們真拿自己不當外人，到了反右的時候張奚若先生才醒過悶兒來，但是為時已晚。

當時高莊建議，把所有的獎金都捐獻給抗美援朝，得到無一例外的贊成。於是沒有一個人去領取，都捐獻了。

前兩年人們還在爭論到底誰是唯一的設計者，這是一個假問題。因為，細看這來龍去脈，並沒有一個這樣唯一的人。

鐘靈老頭實話實說：周恩來才是這枚國徽的總設計師，他才知道主席的意見，也知道如何安排在什麼時間、地點讓毛澤東有興趣拍板。這個典型的集體創作，周恩來就是這個集體遊戲的舞臺總監，毛澤東才是真正的主演，藝術家和建築家都是適當時間出現的陪襯者和手藝人。最後玩兒個皆大歡喜，真是和鳳姐一樣，成功地給賈母做了一個大壽桃。

雖然，梁思成先生，曾為清華大學的畫的設計圖最後被選中通過而驕傲，可以理解。這是書生的一種參與的喜悅。國歌都讓中央美術學院選中了，國徽當然要多提清華了，這個平衡術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

悖論是現在梁先生的崇拜者用毛澤東的肯定、甚至用張奚若的建議，要以此為梁先生樹碑。他們或許忘了，就在國徽懸掛了沒有多久，梁思成先生就被迫洗澡，要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烙印。甚至在報紙上多次自我羞辱。看來這個豐功偉績沒能得到執政者的諒解和寬宥，他建議多給小米的高莊先生，很快就被定為了反蘇分子，還是被同一個代表團的藝術家檢舉出來的，並且被送去勞動教養。

可見開國時這些熱情的自由知識份子和自由藝術家，都在一起走鋼絲。後來都先後中箭落馬，每個人的命運還是如此得不知所以，現在還有什麼意思談什麼殿前爭功？

據說：林徽因走之前，表示自己一生中只做過三件事：一是參加國徽設計，二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三是改造景泰藍。這也許是她的肺腑之言，也許是她崇拜者設計的桂冠。幸運的是她還沒趕上反右，還沒看見文革，但是已經開始看見梁思成的建築思想開始受到批判的尷尬歲月。她強調這些，也許是為將來梁思成的苦難，事先扔了一個救生圈。她冰雪聰明或許已經從五二年對梁思成的批判，就預感到她走後，梁先生還有苦日子在後面。

有些好心的後人需要的這樣的歷史紀錄：寫清楚她首先是個革命者、愛國者，是有巨大政治貢獻的。他們希望強化這個記憶，以便讓她以愛國者、革命者的形象，永垂不朽。

平心而論，寫詩的，畫畫的林徽因是不是更加活潑動人？

對梁思成老先生的一生最亮的閃光點，也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說：他老人家最光輝的時刻，就在於清華組的國徽最後定稿被毛主席選中的時候。也就在他和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恰好同步的短暫時刻。也有人說：應該是他在一再被批判以後，還為北京的城牆和寺廟被拆除，而大聲疾呼，甚至和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激烈爭吵。最後成了不戴帽子的右傾分子。

也有人說那個才是他靈魂中唯一真正的亮點。

謝詠先生的《梁思成百年祭》一文，顯然不是前者的論點。他引用的一本書裡的話做了這樣的總結：

錯批一人，多生幾億，錯批一人，少了名城。

前面是說馬寅初，後面是說梁思成。

我們那時太小不知道梁思成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後是否有過某種寬鬆的時刻？

他在臨終前會給自己擬定一個什麼樣的墓誌銘？

記得普希金自撰的墓誌銘是這樣的：

我的墓誌銘１８１５

這兒埋葬著普希金；他和年輕的繆斯，和愛神結伴，慵懶地度過歡快的一生，他沒做過什麼善事，然而憑良心起誓，謝天謝地，他卻是一個好人。

我想林徽因那樣飄逸聰慧，如果她自己寫自己的墓誌銘，不至於比不上普希金的淡泊與寧靜。一定要給她戴上政治正確的桂冠，我想那也許是後人多事，真是以粗人之意度才女七竅玲瓏心。

試想一九一七年以後普希金的祖國，那故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遊戲，還要輝煌百倍。如果要歌功頌德，要有多少個空前？要有多少的第一？你手指頭用完了，加上所有的腳指頭絕對不夠。那時候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的國徽設計，那還了得？那國旗，那列寧巨大的銅像，那捷爾仁斯基的銅像……。因此就出現了多少個列寧勳章獲得者、史達林獎金獲得者的藝術家，當時風光無比誰也不會懷疑：這些藝術家從此就流芳百世了。當時的歡樂，舉國同慶甚至得到世界範圍內知識界、藝術界中相當廣泛的歡呼。當時誰知道：這不過是將來一定要消失的過眼雲煙。

如今除非是專門研究這段俄國美術史的人，誰還會記得他們？誰還會說起他們？誰會知道他們？

然而穿過歷史的濃霧，普希金俏皮的笑容，繼續讓後人會心一笑。

（節選自作者新著《大雅寶舊事》，日前未來書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