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黃春明(張純瑛)

沈從文與黃春明

張純瑛

 

「一個聰明的作家寫人類痛苦,是用微笑來表現的。」 –沈從文

 

我的2010年深秋,非常的「沈從文」。夙願得償,造訪了大師的故居和他筆下屢屢出現的家鄉鳳凰。離開湘西,以為向大師禮敬的朝聖之旅就此畫下圓滿句號;哪裡料到,一份大驚喜正在千里之外的台灣等著我。

 

去台北出席海外華文女作家雙年會,有幸再度聆聽到台灣鄉土文學名作家黃春明的演講。1999年於華府首度親炙大師風采,那次他的演說,同樣自生活中體認文學,一逕的活潑風趣,同樣博得滿堂采,然而此次最大的收獲,應是為我多年的觀感提出了明確的認証與謎解。

 

素喜閱讀沈從文與黃春明的鄉土小說。沈的故鄉湘西,流蕩著詭異傳聞: 趕屍、放蠱、女巫、山歌…,豐富了他的筆底乾坤。小說人物多為軍人、農民、或沅水流域的運貨水手;黃的原鄉則在蕉風椰雨的蘭陽平原,主角多為農民、小生意人、小工。沈的小說對話夾帶著湘西土語,黃的書中人物以台語交談。沈的創作蓬發於國共易幟前,黃的故事時空則為脫離日據光復後的台灣。地域與時代上,雙方毫無交集;奇特的是,兩人關懷弱勢無分軒輊,文字同樣淳樸寬厚,故事鋪陳俱都笑淚交融,泥土氣與草根香飄散字裡行間。沈從文說:「一個聰明的作家寫人類痛苦,是用微笑來表現的。」(<廢郵存底,給一個寫詩的>),這份信念,也完全體現於黃春明的作品中。

 

1999年秋,我曾在華府對黃春明言:「我覺得您與沈從文風格相近。」滿頭灰白捲髮,臉上卻帶著頑童般天真稚氣笑容的黃,聞言開心回道:「很高興聽妳這麼講,沈從文是我最心儀的作家。」

 

當時只道是黃春明的謙辭,十一年後的秋天,二度聽黃演說,陳述了他對沈的私淑因緣,「心儀」二字, 方予我撥雲見日的恍悟。

初二那年,一篇懷念亡母的文章讓國文老師王賢春感動流淚,忘情出借俄國的契珂夫和沈從文的兩本短篇小說給黃春明。連著幾個夜晚讀罷兩書,從此,八歲喪母的黃春明「不再為自己哭泣」。從契珂夫與沈從文筆下的眾多小人物身上,他讀到普世的人生缺憾,而走出自憐自艾困境,昇華到對如蟻蒼生的關注與同情,影響到黃春明畢生的寫作方向。

未久,王賢春老師以匪諜罪名遭受槍決。當年留在大陸的沈從文,被國府歸類為「附匪文人」,難道推崇沈從文小說的王老師,果真認同共產黨的理念?

其實,沈從文雖對大陸時期的國府頗多批評,但他並無左翼作家的激烈改造社會意圖。他說: 「我不輕視左傾,也不鄙視右翼,我只信仰真實。」(<一個天才的通訊>)。對於左翼作家熱衷的工農兵文藝論戰,他極不願捲入:「除了低頭寫作,甚麼意見也沒有的。」(<記胡也頻>)。他對文學純度的信仰遠在社會運動上: 「我常見有人在報章雜誌上寫論文與雜感,針對著民族文學問題,農民文學問題,而有所討論…這些人既然知識都豐富異常,立場又各不相同…即或有了結論,派誰來証實,誰又能証實?我這鄉下人正閒著,不妨試來寫一個小說看看吧。因此<邊城>問了世。」(<習作選集代序>)。<邊城>,正是沈從文小說中的浪漫至極之作, 他要表現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違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書中人物雖然貧富懸殊,但他們的悲劇完全無涉階級差異,無疑對左翼文學論調提出無聲反駁。

無獨有偶,197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硝煙裡,也不見黃春明搖旗吶喊的身影。黃春明的小說無政治意識,不突顯階級對立,不區隔族群之別。筆下人物亦非黑白分明,善惡對峙。黃春明愛他的鄉下小人物,就像沈從文愛他的湘西鄉下人,是種不夾雜質的悲憫與心疼。「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皆可以看出。」(<邊城題記>)。不見典型「工農兵文藝」滿紙的苦大仇深,對立鬥爭,兩人的小說才得以進入所有讀者的靈魂深處。

沈與黃出身於迥然不同的家世和地域,成長的軌跡竟異常相似。沈從文幼時喜歡逃學去野外瘋:「六歲七歲時節,私塾在我看來實在是個最無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個逼窄的天地,無論如何總得想出方法到學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我的寫作和水的關係>)。他的頑劣讓家裡頭疼,不滿十五歲即被送去從軍。黃春明也不是一個好學生,因頑皮搗蛋吃過的竹筍炒肉不知凡幾,先後遭四所學校退學,最後自屏東師範學校畢業。

然而, 當過兵,在印刷廠工作過的沈,和做過電器工人的黃, 從社會這所生活大學獲得的盛沛閱歷和成年後不斷的自修閱讀,非但孕育了豐美的文學創作,也得以傳道授業解惑於大學課堂。

或許,這種不循傳統途徑獲取學位的過程,讓浮沉人海的沈從文與黃春明不曾染上知識菁英的優越感,了無士大夫的頭巾氣。他們不認為自己的學識高度能做為道德批判者,背負得起教化眾生的使命。沈從文相信,作家「是個人,他得多知道點人的事情。知道的多,能夠從各個觀點去解釋…他不輕視,只悲憫。他必柔和一點,寬容一點。(他客觀點去看一切,也能客觀了)」(<給某作家>) 。因此,都會人與知識份子看不起的鄉巴佬,沈從文眼中望去卻是「一群會尋快樂的正直善良鄉下人」(<廂子岩>)。這樣的鄉下人,不也反覆出現在黃春明的小說中嗎?

沈從文「不輕視,只悲憫。柔和,寬容」發揮至極的例子,當屬他對人人輕賤的妓女表現的同情。<柏子>中水手與妓女的春風一度,是以喜劇手法點出妓女行業對一個貧窮,為生活漂泊的壯丁之必要性。<桃源與沅州>裡表達的更直接更具諷刺性。在陶淵明<桃花源記>的原鄉—-湖南桃源縣,竟然「住下無數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認真經營他們的職業…使用她們的下體,安慰軍政各界,且征服了往還沅水流域的煙販,木商,船主,以及各種因公出差的過路人。挖空了每個顧客的錢包,維持許多人生活,促進地方的繁榮。」透過諧謔的文字,沈從文將桃源縣各階層各行業的男人們,甚至靠妓女繁榮的周邊商人,放在與妓女對稱的天平上。既是互取所需,既是兩廂情願,她們與他們並不存在誰貴誰賤,誰乾淨誰骯髒的問題,誰又該鄙視誰呢?

沈從文的妓女小說中,最深刻蘊沉的是<丈夫>。當地一些年輕農婦到城裡做妓,將接客的錢寄回鄉下給耕田的丈夫貼補家用。某個農人趁休耕空檔進城探視妻子,兩人獨處時刻屢屢被「生意上門」打攪,丈夫只好一再躲到船艙後。沈從文以樸淡帶著笑意的筆觸,細寫這丈夫對妻子生意興隆,從暗喜到羞妒怒憤的微妙變化,能讓讀者嘴角泛笑而眼中泛淚。

黃春明自言,他的家鄉在伐木業興盛時期,為了滿足伐木工人的生理需求,鎮上開了不少妓院。蜂巢般密集狹窄的接客房間裡,長夏風扇過度使用經常故障,會修電扇的黃春明,因此進出妓院,得以接觸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女人,觀察她們只是為了生存,人格並不低賤,而寫出<小寡婦>,<莎唷娜啦. 再見>等小說。<看海的日子>中的妓女白梅,流露可敬的母性情操和渴望尊嚴的願望,最足反映黃春明的悲憫寬容。

初二那年,一本沈從文的短篇小說集,開啟了黃春明的心靈視窗,讓他走出小我悲情,放眼滄海眾生。然而,從兩人的童年經歷與性向胸懷呈現的驚人相似度,我寧願相信這是上蒼的旨意:當沈從文飽受共產黨建政後一波波政治運動折磨,不得不放棄文學創作,改做歷代服飾考証時,他獨特的溫柔敦厚鄉土文風,透過一本集子漂到了台灣,找到了適才適性的衣缽傳人。(節錄自2011年3月20日世界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