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我因文學而結識的朋友不少，但我與夏志清先生的一段文學因緣，卻特殊而又悠久，前後算算竟有半個多世紀了。我在台大唸書的時期，便從業師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上讀到夏志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他那篇論張愛玲小說《秧歌》的力作，對當時台灣文學界有振聾啟聵的作用，兩位夏先生可以說都是我們那個世代的文學啟蒙老師。

一九六三年我到美國唸書，暑假到紐約，遂有機會去拜訪夏志清先生，同行的有同班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因為我們都是夏先生兄長濟安先生的學生，同時又是一群對文學特別愛好、開始從事創作的青年，我們在台大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夏先生亦是知曉的，所以他對我們特別親切，份外熱心，那天他領了我們一夥去赫遜河（Hudson River）坐遊船，那是個初夏的晴天，赫遜河上涼風習習，紐約風光，歷歷在目，夏先生那天的興致特別高，笑話一直沒有停過，熱鬧非凡，五十年前那幅情景，迄今栩栩如生。有夏先生在，人生沒有冷場的時候，生命不會寂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一股強烈的光與熱，照亮自己，溫暖別人。

六三年夏天，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上暑期班，選了一門瑪莎·弗莉（Martha Foley）開的「小說創作」，弗莉是《美國短篇小說年度選》的資深編輯，這本年度選集，頗具權威，課上弗莉還請了一些名作家如尤朵拉·韋娣（Eudora Welty）來現身說法。課餘，我便到哥大Kent Hall夏先生的辦公室去找他聊天。那時年輕不懂事，在夏先生面前高談闊論，夸夸其言自己的文學抱負，《現代文學》如何如何，說的興起，竟完全不顧自身的淺薄無知，夏先生總是耐心的聽著，還不時說幾句鼓勵的話。夏先生那時心中不知怎麼想，大概會覺得我天真幼稚，不以為忤。夏先生本人從不講究虛套，快人快語，是個百分之百的「真人」，因此我在他面前，也沒有甚麼顧忌，說的都是心裡話。打從頭起，我與夏先生之間，便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忘年之交的關係，這份情誼，一直維持了半個世紀，彌足珍惜，令人懷念。

後來我回到愛荷華大學唸書，畢業後到加州大學教書，這段期間，我開始撰寫《台北人》與《紐約客》系列的短篇小說，同時也開始與夏先生通信往來，幾乎我每寫完一篇小說登在《現代文學》上後，總會在信上與他討論一番。夏先生私下與人相處，非常隨和，愛開玩笑，有時候興奮起來，竟會「口不擇言」，但他治學嚴謹卻是出了名的，他寫信的態度口氣，與他平時談吐亦大不相同，真誠嚴肅，一本正經，從他的書信看得出來，其實夏先生是個心思縝密，洞燭世情的人，而他又極能寬厚待人，對人對生命，他都持有一份哀憐之心。試看他與張愛玲的書信往來，夏先生愛其才，而又憫其坎坷一生，對她份外體貼入微。他們之間的信件，真情畢露，頗為動人。

我有幸也與夏先生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書信往返，他對我在創作上的鼓勵是大的。夏先生對已成名的作家，評判標準相當嚴苛，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魯迅、巴金等人絲毫不假辭色，可是他對剛起步的青年作家卻小心翼翼，很少說重話，以免打擊他們的信心。那段期間我與夏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互相交流，是我們兩人交往最愉快的時光，每次收到他那一封封字體小而密的信，總是一陣喜悅，閱讀再三。我的小說，他看得非常仔細，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紐約客》系列他比較喜歡〈謫仙記〉，他認為結尾那一段李彤自殺，消息傳來，她那些朋友們的反應，壓抑的悲哀，寫得節制而達到應有的效果。後來他把〈謫仙記〉收入他編的那本《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英文是我自己譯的，經過夏先生精心潤飾，其中也選了張愛玲的〈金鎖記〉，這本選集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當時有不少美國大學當作教科書。

我們在討論《台北人》小說系列時，我受益最多，關於〈遊園驚夢〉他說我熟悉官宦生活，所以寫得地道。他又說我在〈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裡，我對老人賦予罕有的同情。一般論者都認為這只是一篇寫同性戀者的故事，夏先生卻看出這篇小說的主旨其實是在寫年華老去的亙古哀愁。至於對《台北人》整體的評價，他說《台北人》可以說是部民國史，民國的重大事件：武昌起義、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都寫到小說中去了。

一九六九年夏先生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文〈白先勇論（上）〉評論我的小說，這篇文章發表在《現代文學》12月第39期上。那時我只寫了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台北人》系列才完成七篇。夏先生這篇論文，對我的小說評價在當時起了很大的肯定作用。文中有些溢美之辭：「白先勇是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小說相比或超越他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尤其從〈永遠的尹雪艷〉到〈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那七篇總名《台北人》的小說，篇篇結構精緻，文字洗練，人物生動，觀察深入，奠定了白先勇今日眾口交譽的地位。」這篇「上論」其實只論到早期幾篇小說。他認為早期寫得最好的一篇是〈玉卿嫂〉，他詳細深入的分析了這一篇小說，他引用愛神維納斯Venus與美少年阿宕尼斯Adonis的悲劇神話，來比喻玉卿嫂與慶生之間一段冤孽式的愛情故事，觀點頗具創意。

〈白先勇論（上）〉最後夏先生如此預告：「我對〈芝加哥之死〉要說的話很多，留在本文第三節同別的後期小說一併討論。」。但夏先生始終沒有寫出下篇，可能他想等我的《台北人》系列寫完後，再論。可是《台北人》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寫完，接著歐陽子分析《台北人》一系列的文章陸續登出，並結集為《王謝堂前的燕子》，夏先生有一次跟我通信提到《台北人》已有人精心論析，他認為他自己不必再寫了。後來《寂寞的十七歲》出版時，夏先生把〈白先勇論（上）〉改為〈白先勇的早期小說〉當作序言。

夏先生在我教書生涯上，亦幫了大忙。一九六五年我從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拿到藝術碩士學位。這種學位以創作為主，止於碩士。當時我的選擇有兩個：我可以繼續攻讀博士，循著一般當教授的途徑，在美國唸文學博士起碼要花四、五年的功夫，我那時急著要寫自己的小說，不願意花那麼大的工夫去苦讀研究別人的作品，而且好像寫小說的人，很少有唸博士學位的。另一個選擇就是找份工作，一面寫作。正好加州大學聖芭芭拉校區東方語文系有一個講師空缺，教授中國語文，我去申請得以錄取，夏先生的推薦函有很大的影響，以夏先生在美國漢學界的地位，他的推薦當然有一定的份量。後來，在我長期的教書生涯中，每逢升等的關鍵時刻，夏先生都會大力推薦，呵護備至。因為我沒有博士學位，在美國大學升等，十分不容易，我很幸運憑著創作及教學，一直升到正教授退休，夏先生一封封強而有力的推薦信，的確幫我渡過不少難關。其實夏先生提攜後輩，不惜餘力。他的弟子門生，對他都常懷感念。夏先生雖然飽受西洋文化的洗禮，事實上他為人處世，還是地地道道中國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講義氣、熱心腸、好助人。夏先生自哥大退休，接班人選中了青年學者王德威，他賞識王德威的才學，也喜歡他的性格，大力栽培，愛護有加，兩人情同父子，夏先生晚年，王德威對夏先生的照顧亦是無微不至的。

雖然我長年在美國西岸加州大學教書，但我也有機會常到東岸，尤其是紐約，探望親友、開會演講。每次到紐約，我一定會去拜訪夏先生。夏先生好客，我去了，他總會約好住在紐約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叢甦、莊信正等人一同到他喜歡的幾家中國飯館去共進晚餐。我記得有一次還到紐約中國城的四五六，吃江浙菜，那家紅燒大烏參特別有名。叢甦與莊信正是我的學長，也是夏濟安先生的弟子，與夏志清先生及夏太太王洞女士數十年相交，是他們伉儷最親近的朋友。我們幾個人一同聚餐，談笑無拘，是最快樂的時光。

一九七四年，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東岸波士頓開年會，中國文學方面夏先生主持了一節研討會，他邀我參加，我宣讀的論文是：流浪的中國人—台灣小說中的流放主題（The Wandering Chinese—the Theme of Exile in Taiwan Fiction）。平時我很少參加AAS的年會，年會的目的雖然說是為了學術界互相砌磋，但很多時候是為了覓職，互攀關係。但那次因為是夏先生當主持人，而且許多朋友都參加了，我記得有李歐梵、劉紹銘、楊牧、於梨華、鍾玲、陳幼石等人。熱鬧非凡。那次夏先生特別高興。

一九八二年，我的小說〈遊園驚夢〉改編成舞台劇，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演十場，轟動一時。紐約大學中國同學會邀請我與女主角盧燕到紐約大學去放映“遊”劇錄影帶，並舉行座談會，夏先生與叢甦都被邀請參加座談。夏先生對盧燕的演技十分激賞，他說我寫〈遊園驚夢〉是Stubbornly Chinese。那時李安正在紐約大學唸電影，他也來參加座談會。會後還邀請我們觀賞他的學生畢業短片。沒想到後來他變成了國際大導演，是台灣之光。

一九九三年，夏先生七十歲退休，王德威精心策劃，在哥倫比亞大學開了一個研討會，將夏先生的弟子都召喚回來，替夏先生祝壽。有的宣讀論文，有的自述跟夏先生的交往關係，其間還有夏先生的同事、老友，我也應邀參加。那是一個溫馨而有趣的場合，夏先生的同事門生一一上台，講述了夏先生許多趣事、糗事，台下笑聲不斷。但大家的結論都推崇夏先生在西方漢學界，尤其是中國小說史述方面的鉅大貢獻，大家一致稱讚。他的兩本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是研究中國小說的兩座里程碑，在西方學術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夏先生在哥大教書數十年，作育一大群洋弟子，散佈在美國各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夏氏門生影響頗大。

夏先生八十歲生日時，我寫了一篇長文〈經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國古典小說》〉，為夏先生祝壽，評介他那本經典論著，後來登在聯合報上。說來《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與我也很有一段因緣。夏先生對我們創辦的《現代文學》一向大力支持，常常賜稿，他在這本雜誌上發表過不少文章，而且都是極有份量的論文，遠在一九六五年第26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的〈《水滸傳》再評價〉，這篇論文是他《中國古典小說》中〈水滸傳〉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譯，接著《現文》第27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紅樓夢》裡的愛與憐憫〉，這篇論文後來擴大成為他書中論《紅樓夢》的那一章。那時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計劃寫《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付印前，我請他將樣稿先寄給我閱讀，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這本書的讀者之一，我希望將此書各章盡快請人譯成中文在《現代文學》登出。我記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接到夏先生寄來厚厚一叠樣稿，我花了幾天工夫，不分晝夜，一口氣把這本鉅著看完了。看文學評論著作，很少讓我感到那樣興奮過，《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的確引導我對書中論到的六部經典小說，有了新的看法。

除了〈三國演義〉那一章是請莊信正譯出刊在《現文》第38期（一九六九）外，其餘各章仍由何欣翻譯、刊登《現文》的有五章：〈導論〉、〈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本來何先生把〈金瓶梅〉、〈儒林外史〉也譯出來了，但是當時《現文》財源枯竭，暫時停刊，所以〈金瓶〉、〈儒林〉這兩章中譯始終未能登出。那時我自己創辦「晨鐘出版社」，有心將夏先生這本書的中譯本在台灣出版，並徵得了夏先生的同意，但因為夏先生出書謹慎，出版中譯本須自己校對，仔細修改。這一拖下來，便是數年，直到「晨鐘」停業，這本書仍未能付梓。這是一直耿耿於懷的一件事。一九八八年《中國古典小說》中譯本終於問世，不過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這本著作本身就是一本經典，曾引導西方學界對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走向新的途徑，新的看法。在《現文》上登載的幾章中譯，對台灣學界，亦產生深刻的影響。

夏先生退休不久，患了心律不整的病症，但他非常注重保養身體，所以這些年健康精神都還很不錯，直到三年多前，夏先生因病住院，那次病情來勢洶洶，夏先生在醫院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全靠夏太太全心全力照顧呵護，才得轉危為安。其間我常與夏太太通電話，用電郵聯絡，知道夏先生病情凶險，也暗暗替他著急，為他祈禱誦經。後來知道他康復出院了，大家才鬆了一口氣。那段日子夏太太真是辛苦，每天探病，一個人長途跋涉，了不得的堅強。

前年秋天十一月間我因出版父親的傳記《父親與民國》，紐約世界日報及華文作家協會，邀我到紐約演講，同時蘇州崑劇院也應邀到紐約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精華折子。我在法拉盛演講，聽眾有六七百人，夏先生與夏太太也去參加，我一講就講了三個鐘頭，因為父親一生與民國歷史都是講不完的故事。夏先生坐在前排，竟撐住了，還聽得很入神。青春版《牡丹亭》折子戲在Hunter College 的戲院上演，我請了一批朋友去看：叢甦、莊信正夫婦、李渝，當然還有夏先生、夏太太。那天的戲男女主角俞玖林、沈豐英演得特別賣力，尤其是俞玖林的〈拾畫〉份外出彩，半個鐘頭的獨角戲揮灑自如，夏先生坐在我身旁興奮得指著台上叫了起來：那個男的怎麼演得那麼好！

   看完戲第二天，夏先生、夏太太請我吃飯，莊信正兩夫婦也參加了，還有夏先生的妹妹。我們在附近一家有名的法國餐館吃龍蝦大餐，那次夏先生的精神氣色都特別好，一點不像生過重病的樣子，那天晚上，又跟我們從前聚餐一樣，大家說得高興，吃得開心。夏先生對人生那份樂觀的熱情，是有感染性的，跟他在一起，冬天也不會覺得寒冷。

   夏先生病後已不便於行，需坐輪椅，那晚吃完飯，夏太太用輪椅推著夏先生回家，我看見夏太太努力的推著輪椅過馬路，在秋風瑟瑟中兩老互相扶持，相依為命，我心中不禁一陣憫然，深深被他們感動。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夏先生過世，噩耗傳來台北，雖然我已聽說夏先生又因病住院，但是還是抵擋不住突來的傷痛，掉下淚來。我打電話到紐約給夏太太，她說夏先生走得很平靜，前一天二十八號還吃了我叫Harry & David送過去的皇家梨Royal Pears。近年來我不在美國過聖誕，不過總會預先訂好皇家梨聖誕節送給夏先生，那是他最愛吃的水果。(原载香港明報月刊2014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