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北學人魏子雲教授辭世﹐享壽八十八歲。二○○六年二月號《文訊》雜誌推出了紀念專輯﹐郭嗣汾先生以「他的成就無憾於天地」送別老友。

往事如潮涌到。二○○三年的年底﹐我收到魏先生最後的一封信。七個月之後﹐還收到了他親筆簽名的最後一本書《文學﹑歷史﹑戲劇》﹐題字中有一句﹕這是二十年前的作品﹐去年下半年作印。書的標題如同魏教授一生治學的總結。那題字，卻是先生寫給學生的寂寞之語。

單槍匹馬且又豪情萬丈的魏教授﹐習經出身﹐讀書而求甚解。一九七二年夏﹐他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觀賞八大山人書畫作品﹐從題詩中感覺其身世與崇禎太子慈烺重合﹐遂將其疑問請教海內外著名八大作品收藏家與研究者﹐人家斷然地否定了他的想法。直至一九九二年﹐魏教授遠赴南昌探親﹐在青雲譜八大紀念館看到了「八大山人小像」上面的題款﹐這才快馬加鞭﹐靠著對於晚明歷史﹑文學﹑文化與社會二十七年的研究﹐於一九九八年出版《八大山人之謎》﹐解開了這一歷史謎團。然而﹐這只是「順便」之舉﹐多年的研究﹐成就的是三百餘萬言的金瓶梅考。

《金瓶梅》在中國大陸多年被禁﹐在台灣學界多半也都長期處在「無動于衷」的狀態裡。一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美國《世界日報》的【書香世界】專欄刊出金學研究成為「文壇新貴」的報導文章﹐海外讀者大眾這才知曉這部奇書的命運正在改變中。台灣金學研究權威魏子雲教授在文章中大略地、簡要地介紹了大陸金學研究與普及的現狀。當時捧讀再三﹐心境頗為複雜。

話說一九八一年﹐大陸當局採取「開放」政策之後﹐金學研究得以逐漸公開露面﹐而於八五年形成高潮。與此同時﹐我正巧八二年到八三年住在台北﹐八三年到八六年則住在北京。當年的臺海兩岸﹐民間尚無太多往來。我也就有了機會﹐充當了魏子雲教授與大陸金學界之間的聯絡人﹐親眼目睹了魏氏理論在大陸金學界產生的各種反響。

世紀交替﹐對待中國古典文學的態度﹐兩岸都產生了微妙的變化。魏教授始終是寂寞的。在他辭世之後﹐再次將這一段實在情形記錄下來﹐也還是必要的。

當我翻箱倒櫃，將魏教授的大量著作﹑信件﹑大陸金學界的文字資料以及我自己當初為兩地傳書所作記錄﹐一一置放在案頭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座山。這般豐富的資料，若想細說從頭﹐須得寫一本專書。眼下也只好提綱挈領地作一個大事記。

一九八二年秋﹐在台北。一次，在文化大學的課室裡﹐與李超宗教授談及中國古典文學。我向李教授報告了八十年代初﹐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學院帶研究生的一段往事。當時﹐一位美國青年漢學家對天下第一奇書《金瓶梅》讚不絕口，認為是中國第一部極有成就的寫實主義小說。他的一群同好對西門慶的「統御」藝術大感興趣。他本人則側重於吳月娘這一人物的內心世界﹑《金瓶梅》所表達的世俗人情﹑倫理觀念﹑並以此作為論文的主題。

為了學生，我急急地去讀這部從來沒有打開來過的大書，日夜兼程。為教而學，談深入是說不上了，但是通讀金書卻深深折服於笑笑生的藝術成就﹐沉醉於作者鮮明﹑生動的小說語境之中﹐頗為意外地很樂了一陣子。快樂的理由多少也與長年所聽到的對於這部書的貶抑有關，大有「全然不同」的感慨。李教授聽罷﹐便熱心地指點我﹐「你一定得認識魏子雲先生﹐他單槍匹馬研究金學十二年了﹐著述甚豐。」

就因為這樣的因緣﹐我不但有幸見到了這位名揚海內外的學者﹐而且得到了他親筆題字的一套大書﹐《金瓶梅詞話註釋》。抱著這套書，我感慨萬千，想當初﹐我為學生開書單﹐只找到鄭振鐸﹑吳唅﹑徐朔方﹑吳曉鈴諸君的著述。如果那時候就知道天下有這套註釋﹐可以解決多少疑難﹗當下寫信給遠在巴爾地摩的學生們﹐欣喜地告知，我們終於找到了金鑰匙。

一九八三年夏天﹐離開台北之前﹐魏先生寫給我一句話﹐「如遇有關金瓶梅之研究文稿﹐謹盼剪下惠賜。至為感荷﹗」

沒什麼說的，這件事理當盡力。一到北京﹐我馬上開始與徐州教育學院的張遠芬﹐上海復旦大學的黃霖等幾位金學研究新秀展開聯絡，希望他們能夠提供一些新的訊息。我自己也直奔北京圖書館﹐希望找到一些有價值的資料。

同時﹐也開始了與魏先生長達二十年未曾間斷的書信往來。

八三年十月底﹐我向台北發出了第一批學術資料，開始了我為魏先生的研究工作準備一點剪報，這樣一個又有意義又有趣的工作。

當年﹐我攜往北京的魏氏著作﹐除《註釋》外﹐還有《金瓶梅編年紀事》﹑《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八三年底﹐我收到了魏先生的新書﹐就是那部在大陸金學界引起強烈地震的《金瓶梅劄記》。

震源就是魏先生在《劄記》中再三論證的天啟說﹐即「傳於今世之刻本《金瓶梅詞話》乃第二次改寫本﹐成書於天啟。」對於大陸金學界完全是一個新的課題。一年之後﹐《金瓶梅原貌探索》跟踵問世﹐對於蘭陵笑笑生何許人也﹐提出了支持上海黃霖「屠隆說」的論證﹐使得「王世貞說」﹑「李開先說」﹑「湯顯組說」以及徐州張遠芬力持的「賈三近說」都產生了致命的疑問。金學界的震盪可以想見。

在這場大動蕩中﹐徐州張遠芬的事跡值得一提。他寫了一部《金瓶梅新證》﹐提出笑笑生應該是山東人之說﹐理由主要是小說所使用的乃山東嶧縣方言。一九八三年﹐他陸續收到了魏先生所撰寫的《註釋》與《劄記》之後﹐於翌年寫了一篇六十餘條的「辯正」﹐試圖指出魏教授論證笑笑生為江南人氏為謬說。其後﹐魏教授為此又撰寫另一論文﹐逐條予以討論及答覆。

這本是尋常的學術討論﹐然則﹐細讀張氏新證一書﹐直覺他的斷章取義頗有背景﹐他似乎是翻開《詞話》的某一篇章﹐有所發現﹐卻無法找到另外一個或多個例證來加以肯定﹐而只能把這個發現擱置起來。如此﹐其論證極其單薄﹐往往以偏概全﹐令人生疑。與張遠芬通信才了解到，他的研究條件極差。雖然已經是小有名氣的金學研究者﹐但是他自己和他的教研組並沒有一部《詞話》可供他與同人作研究。他必須長途跋涉﹐到一家比較大型的圖書館讀書﹑寫卡片﹐用在路上的時間遠遠超過他在圖書館作研究的時間，其中的磨難艱辛自不待言。

大陸學人的苦楚﹐我自然是明白的。一九八四年夏﹐我們夫婦自北京回美國度假。在假期中﹐我寫了一封長信給魏先生﹐詳述張遠芬的困境。回信中﹐魏先生坦率直言他對大陸學人的關切與同情。

同年十月的一天﹐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郵政部門的官員送來一份通知﹐有一個奇大無比的包裹來自台北，他將親自用小車送來。當這個碩大無朋的物件被隆重推進客廳的時候﹐我也吃驚不小。包裹遠渡重洋﹐破裂了無數次﹐有心人在每一個歇腳處又將它一次次重新封好﹐它已經無棱無角﹑奇形怪狀﹐唯寄件人的地址還勉強可以辨識，其他一切都已經只是謎團了。好在﹐魏先生常有信來﹐對於這位郵政官員來說﹐這來自台北大安區的地址早已是老朋友﹐所以信心滿滿送來給我。

我仔細地撕去了兩層包裝紙﹐這包裹果真是魏先生寄來的﹗拆開一看﹐竟然是送給張遠芬的大字足本《詞話》。六本精裝大書堆在桌上尺半高。印刷精美﹐字體又特別清晰。金學研究者得了這部書﹐可說是如虎添翼。

聽我細說從頭以後﹐郵政官員目瞪口呆﹐他決然無法想像﹐這一套大書飛到美國再飛到北京，繞地球一週﹐無數次險遭失落﹐竟然是一位台灣學者為他的論敵提供的治學工具。

馬上致函張遠芬﹐請他北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與這位大陸學人見面。他很客氣﹐也表示非常感激魏先生給他的支援。之後﹐我們看到的﹐就是大大地豐富了的專書問世﹐魏先生所提供的讀書﹑作學問的原始資料﹐給予受惠者極大的便利﹐用來完成批駁魏氏理論的宏文巨制。

心有不甘﹐寫了封信給魏先生，字裡行間多少有些不平。魏先生的回答竟然是朗聲大笑。他在回信中寫道﹕「寄《詞話》給張遠芬﹐不過是給他提供一點便利而已﹐他能潛心作學問就好了。」筆鋒一轉﹐十分高興地告訴我﹐他與黃霖已經有了相當一致的觀點﹕一是金瓶梅作為政治諷喻小說的可能性，一是笑笑生應該從山東這個圈子裡跳脫出去的論證方向。言語之間滿是大歡樂﹑大興奮﹐是終於有了同行者的喜悅。捧讀這一張小小的航空郵簡，我感動不已，也隨著興奮起來。

大家都知道，多年以來﹐魏先生的金瓶梅研究﹐「一直在成書年代與作者問題上探索」。至於較魏先生年輕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學人馬泰來先生﹐發現了謝肇淛 (在杭)的 <金瓶梅跋>﹐證實了謝氏手中的金瓶梅抄本是二十卷本﹐則帶給魏先生極大的安慰。他不但馬上接受了馬氏的論點﹐而且認為其重大發現乃「功德無量」﹐在自己的論文中一再述及。

一九八五~八六年期間﹐魏先生的論文接二連三﹐新書出版了一本又一本。有文字寄來﹐必是張遠芬﹑黃霖一人一份。兩岸民間關係有所鬆動之後﹐魏先生又闢新徑﹐經由香港和日本與大陸學人交換意見。除了北大朱德熙先生處我曾將魏先生論文轉寄外﹐徐朔方等先生處都是煩請黃霖代勞了。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們駐節高雄之後﹐收到臺灣商務出版的魏教授新書《金瓶梅研究二十年》。魏教授在書中寫了一段「附言」﹐讀了這一段﹐才明白了魏教授的「又闢新徑」的內容。魏教授的這段話寫於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起先﹐韓秀蒐集到的有關論『金』書文字資料﹐一次次總是大疊大包﹐交由美國在臺協會轉來。一年後被發現是大陸簡體字文章。於是﹐我老長一段日子收不到了。雖經託人關說﹐也無濟於事。好在中央圖書館漢學中心及中華經濟研究院﹐有大陸各大學學報﹐以及書刊等。得朋友協助﹐我可以進入閱讀。然而﹐韓秀寄來的資料﹐慶幸仍有漏網者。對於徐州的張遠芬 (今已升為教育學院院長) 我們仍是好友。遺憾的是﹐他已無時間全心投入『金』書研究上了。古云，『當仁不讓於師』師友本是在學術上切磋的朋儕。」

無論時間與心力投放的多寡﹐論戰仍然在無聲而激烈地進行著。我一再地覺察到來自大陸學界相當濃重的政治氣味﹐也常常地為魏先生感覺著不值。他的來信卻一如既往﹐不談政治﹐只論及學術。對大陸學界咄咄逼人的論文攻勢也只談觀點﹐不涉及個人恩怨。

此外﹐八十年代中期﹐「清除精神污染」濁浪當空。許多大陸文壇朋友從我的客廳裡把魏先生的著作帶了回去﹐讀後﹐也曾向我發表了一些感想。

阿城把《劄記》放回書架時，很難掩飾心情的沉重。他說，「我除了尊敬，實在找不出話說。我們離這門學問太遠了。」

鄭萬隆把我所有的魏先生作品，包括結集與未結集的，全部讀畢之後，難掩興奮之情，「這是一個新的境界，完全新的境界。」

我把這些訊息轉告魏先生。在來信中他很慎重地寫了這樣一句話﹐「你信中所提﹐令我讀書更細心﹐以免誤導。」

之後不久﹐我見到了魏先生在中國古典文學第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的論文

<研究《金瓶梅》應走的正確方向>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在這篇文章裡﹐魏先生把近五十年來針對金瓶梅的「版本」﹑「成書年代」﹑「作者」諸問題的各家陳說述論了一個梗概﹐語重心長地提出了「讀通原著」的主張。

沈從文先生生前曾經囑我將魏先生重要論文帶給他看。他看了之後﹐指著一些文章的前邊，魏先生匆匆寫上的，「此乃工具書，僅供參考」等等短語，很感慨地對我說﹐「你這位老師很難得啊。他真是用功﹐也耐得住寂寞，為自己選了這樣一個大題目。」

我想沈先生從魏先生的文章中讀出了他為後人開路的良苦用心。

一九八六年夏﹐我們離開了北京，回到紐約，外子開始了在美國駐聯合國使團的工作。魏先生仍然繼續與大陸金學界展開學術研討﹐魏氏理論在大陸產生了更深入的影響。遠在紐約﹐我們注意到﹐因為政治的因素某些大陸學人所產生的反彈。魏先生曾希望各地學界能夠擯棄政治的干擾而潛心作研究的願望﹐在一些大陸學人身上也落了空。一九八八年十月﹐魏先生在他的來信中非常沉重地談到黃霖所受到的排斥。他再三地表示﹐政治因素的一再干擾決非學界之所願。 一九九○年初﹐他又頂風冒雪趕往南京參加明清小說研討會﹐帶去了「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主題﹐盡力促進海內外學人之間的交流。然後﹐帶回了一身的病痛。

從一九八三年起到魏先生病倒的二○○三年止，在這二十年中，魏教授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大家談起來，他卻總要提到，「大陸金學界人多，資料豐富，已蔚成熱潮。」等語。一九九○年四月，北京出版社出了一本秦亢宇主編的《中國小說辭典》，在【蘭陵笑笑生】一節中，雖然仍提出山東嶧縣說，但畢竟不再硬性假定，而採取「無確據」說。同一家出版社還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辭典》(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一版，一九九○年五月第二次印刷 )，雖然還是沿用了馬列主義文學批評的老套，畢竟還是極為可貴地承認了《金瓶梅》的藝術成就以及對後世寫實主義小說的深遠影響。至於「作者」一項，採取「不詳」的解釋，起碼沒有牽強附會。在意識型態方面仍然遭到嚴格控制的中國大陸，這應該算是不小的突破。

走筆至此﹐似乎應當打住了﹐但是﹐魏教授畢竟是七十本書的作者﹐當我們談到《金瓶梅》研究的時候﹐也會想到暢銷臺海兩岸的小說《潘金蓮》與《吳月娘》。在追尋華夏音樂藝術的途中﹐也會仔細翻閱一下《五音六律變宮說》這本五萬字的小書﹐這可是由九十萬字的研究刪節而成的。在欣賞崑曲之類幾乎瀕臨滅絕的戲曲精華的時候﹐更應當去讀一下魏先生多達十餘種關於戲劇的論說。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若干年的活動中﹐翻開魏先生的大河小說《在這個時代裡》﹐看看這三部曲怎樣為「一生站在平地上」的平民百姓樹碑立傳。在出版界的戰國時代﹐我們更期待勇者會關注到魏教授尚未印成鉛字的上百萬言研究成果。

在二十多年的歲月裡，魏先生與師母厚待我。面對先生留下來的豐沛遺產，我追念著先生海天樣的心胸與傳統文人的風範，不斷回頭溫習他的著述，循著先生的足跡走向前去。

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寫於美國北維州維也納小鎮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訂

後記﹕本文部份內容收錄於拙作《重疊的足跡》﹐版權屬於三民書局。今次﹐為紀念魏教授﹐獲得三民書局發行人劉振強先生首肯﹐得以改寫，並刊出於《自由時報》副刊。在此﹐特別致謝。

二○一五年二月六日再次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