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北島)

散文

父親

北島

你召喚我成為兒子

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給父親》

一、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洗照片時,他讓照相館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於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於我出生前。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從未見他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於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於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裡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遊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裡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五顏六色的火花轉瞬即逝。

長安街很寬,斜對面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常帶我去那兒曬太陽。 有軌電車叮叮噹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盪。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當當車」。

夏天,中山公園幾乎每週末都放露天電影。附近住戶帶著馬紮板凳先去占地方,遊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階上,等著天完全黑下來。由於換盤或斷片,銀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單調的機械轉動聲。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 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淒厲,一直深入我夢中。

最讓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電影,銀幕後的宮牆綠瓦就消失了。我追問父親,但由於表達不清,所答非所問。後來才明白竟有兩個世界——銀幕上的世界暫時遮蔽了現實世界。

某個周日晚上,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麼也不肯午睡,父親一怒之下,把我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冰冷的石階更讓我憤怒。不知道我是怎麼睡著的。醒來,天花板上一圈燈影,腳上的襪子讓我平靜。母親探過頭來,關切地看我。我問起《一朵小紅花》,她說天黑了,我們錯過了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麼勸說也沒用,他只有一句話:‘我就不去托兒所!’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他信了。快到時他臉色緊張起來,看出是去托兒所,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倖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把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麼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有一次,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問他為什麼不睡,他說要等爸爸媽媽。」(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振開和振先從小性格不同,比如說,給他們一人一個月餅,兩個人的吃法就不一樣,振開先把月餅餡吃光,再吃月餅外殼。振先則相反,先吃月餅外殼,然後把餡兒用紙包起啦,放在兜裡慢慢吃,一個月餅可以吃好幾天。」(摘自父親的筆記)

小時候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去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遊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淒淒慘慘戚戚。

那場風暴緊跟著也鑽進我們家門縫兒——父母開始經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釋放某種超負荷的能力。轉眼間,父親似乎獲得風暴的性格,滿臉猙獰,喪心病狂,整個變了個人。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因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要說也並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他正學俄文,買字典本無可厚非。我至今還記得那詞典定價12塊9,是我當時見過最貴的書,對五口之家的主婦來說還是有點兒難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大叫大喊,母親氣急了,抄起五斗櫃上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場,作為惟一的目擊者,嚇得渾身發抖,但我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捲,好像那是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裡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帳,被罰跪並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儘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裡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煙在屋裡踱步。我假裝看書,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他沖出去,用力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聽不清對話,但父親的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聽見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親半夜才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

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讚。學校開家長會,談到振開的缺點時,總是‘不注意聽課’,‘愛做小動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覺得奇怪,怎麼這樣打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麼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是歲月最終讓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總有說不完的話,讓人想到「老伴」這詞的含義。父親過世三年後,母親對採訪者說:「我們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諧與溫馨的,雖然這中間有過暴風驟雨……」(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每逢週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乘11路無軌電車在終點站下車,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蟲鳴。那是白色的六層樓建築群,前面噴水池總是幹著的。大門有軍人站崗,進門登 記,後來跟傳達室的人熟了,免了這道手續。

父親在他宿舍旁臨時借了個房間。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裡伙食好,週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兵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兵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正襟危坐,鏡片閃閃,象機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並交叉雙臂宣佈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閒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纏著問他用過什麼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麼,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閑得無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齊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他們來學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點。我們看孩子們可憐,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級糖。看孩子們吃得高興,讓我們感到安慰。在那艱難的歲月裡,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穫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裡,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穫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不少我們祖上的記載。

家譜僅上溯到康熙年間,原籍安徽徽州休寧縣,第27代趙承恒遷至浙江歸安縣(現湖州一部分)。祖宅清瀾堂座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鉅款買官封為知府,並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並用青銅包住西城門(湖州至今沿稱青銅門和青銅橋)。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衛戰。清政府為保存將才,另有委任,令他「輕裝就任」,但他決心死守,與城同在,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駡,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並關照國史館立傳。

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歎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於國亂並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在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孫海霞。

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

輪到我父親,恐怕連輝煌的影兒都沒見過。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綴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中國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跡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於考進重慶中央信託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我倆結識于抗戰勝利的1946年,當時因為抗戰,父母分開七八年了,我陪母親乘飛機到重慶看望父親。在珊瑚壩機場下飛機後,想打一個電話,但不知如何撥通,無意中發現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正在打電話,我媽媽讓我上前請教,此人正是趙濟年。」(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於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裡徹夜未眠,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六、

父親愛讀書,但最多算得上半個文化人。他的文學口味博雜,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志鵑的「粉絲」。他訂閱各種各樣的雜誌,從《紅旗》、《收穫》、《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很難判斷其愛好與價值取向。

他骨子裡卻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的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文革」煥發了他新的熱情,從路線鬥爭轉向線路連接——半導體收音機。 從1967年冬開始,他奔走於各種器材店之間,買回一堆電子零件。家裡成了作坊,從寫字臺擴張到餐桌,快沒地方吃飯了。他借助各種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線焊在接線板上。焊接前把電烙鐵戳進松香,吱吱冒出濃煙。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雲霧繚繞,牆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經過反復實驗,噪音終於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松了口氣。

終於進入最後的程式:父親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裝上小喇叭,把鼠肚雞腸的線路塞好,合上蓋,鄭重地交給我,好像一件傳家寶。去學校路上,我書包裡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於接觸不良或天線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還沒來得及顯擺就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九吋紅燈牌黑白電視機,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後,鄰居們湧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線,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為照顧後排觀眾,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面變形,有損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開放非常及時,為父親對技術的熱情指明方向。從老式轉盤答錄機到單聲道答錄機,再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身歷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處於半聾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勻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卻及時更新換代,一直走在忠實消費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所遺憾,他對我說,如果再年輕二十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後,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五十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面虎。不過得承認,他兵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兇猛,無人能抵擋其淩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

暑假我們常去機關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約我們幾個男孩比賽。他直握球拍,時而低沉的下旋球,時而飄忽的弧圈球,變化多端,以守為攻。我們紛紛敗下陣來,垂頭喪氣。

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關上門,說是隨便聊聊,沒幾句話就進入正題,原來想瞭解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卻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愣。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麼的。徐世信鼓勵我說下去,我頓時語塞,不知再說什麼好。徐世信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難免帶著舊思想舊習氣,為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少先隊員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面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訴父母。今後有事跟他保持聯繫。這是党對你們的信任,他最後說。

會後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他沉吟片刻,問我是否有支鋼筆手槍,我懵了。他說派出所來人,調查這鋼筆手槍的下落。大約兩三個月前,為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牆上留下彈洞(我事先偽造的)。當時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這本來純屬惡作劇,竟弄假成真。至於派出所出面什麼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他確實掌握多種資訊管道。徐世信最後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

我回家後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遊。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後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後,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於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彙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式,而他卻另有使命,那就是把與謝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交給組織。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根據記憶整理,寫成報告。

據父親回憶說,大多數知識份子是主動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是小組學習,一是私下談心。像謝冰心這樣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點物件之一,把私下談心的內容向組織彙報,在當時幾乎是天經地義的。

讓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麼真心實話嗎?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麼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為營,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心知肚明,試圖通過父親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涼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涉及知識份子與革命錯綜複雜的關係。他點點頭,說再好好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七十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幹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幹校後,我獨自登門拜訪。

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謝冰心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也在,打個招呼就出門了。她篦過的灰發打成髻,滿臉褶皺,眼睛卻異常明亮;身穿藍布對襟襖,黑布鞋,乾淨利索。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為我們還年輕》和《火之歌》等。她評價是正面的,對個別詞句提出修改建議。興之所至,她把我從客廳帶進書房,在寫字臺前坐下,從背後的書櫃取出漢語大字典,用放大鏡鎖定某個詞的確切含義。

此後我們有過短暫來往。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於詩歌與青春,她對我毫無戒心。也正由於此,與父親的角色相反,多年後我把她捲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把你想說的話說出來。那天夜裡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九、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地區的幹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幹校,父親留守到最後,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幹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複寫紙,一式四份。

「振開被分配到六建當工人。他第一次離開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 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時,我們怕他凍著,讓他把家裡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帶上。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後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裡,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後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的電報「珊珊病速歸」,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雞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為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時光。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遊人稀少 。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為我點了焦溜丸子,為珊珊點了紅燒魚。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加上倒休,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我先去河南湖北探親,再順道遊山玩水。頭一年,從河南母親的幹校出發,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親。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幹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那時我正好在高橋鎮的「五星三隊」插隊。有一天,我正在地裡幹活,有人告訴我,說振開來了。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他把我所有的床單衣服全都洗了,還把我的人豬同住的房間也打掃乾淨。當天晚上,我的房東叫他兒子去買了幾塊豆腐,把振開當貴客相待。當地農民每天三餐只有醃韭菜,豆腐無疑是珍品。振開帶來三個肉罐頭。第二天,我和振開一起步行到高橋鎮,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嚥,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呆了幾日。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他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於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裡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辦。我下了決心,此後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50整,年富力強,每天都幹農活兒。週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薑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為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十九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跟他眼神一樣處於半瘋癲狀態。那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

家裡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於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慄,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於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牆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掛著我叔叔趙延年為父親作的墨線肖像畫,禮尚往來,我順手夠到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後由母親出面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後,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十天后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願讓她為家庭糾紛煩惱,我儘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衝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廚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牆,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後一次。那次為珊珊送行,由於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我們沖向月臺,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廂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蹤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淩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裡,母親已處於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決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後面,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淚縱橫,喃喃自語,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並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那兩年家中一片愁雲慘霧。我把工地哥兒們陳泉請來,為父母說快板書,博得一笑。

兩年後,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 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麼堅強、需要多大毅力啊,是濟年與我手挽手,才使我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挺住了。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為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人生本無常,而生命彌足珍貴,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強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

平時各忙各的,週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八十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上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彆扭,但很少爭吵,相當於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為親友的趣談。 在丹麥,田田的一對小鸚鵡死了一隻,父親帶她去寵物店再補一隻。他用僅會的幾個英文單詞對老闆說:「一隻鳥死了」(One bird dead),沒下文,老闆摸不清頭腦,就賣給他一對。我下課回家,發現籠裡有三隻鸚鵡。

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為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捨,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紮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員警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台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裡話什麼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不僅老婆孩子,甚至連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三藩市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麼活了這麼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記得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遊人,突然對我說;「這裡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三藩市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為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於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父親患的是腎癌和乙肝,外加左邊偏癱。他行動不便,神志清醒。他用助走器上廁所,我鼓勵他,讓他相信只要堅持鍛煉就能康復。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准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於強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但最後半年他全面崩潰了,只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像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並咿咿呀呀發出怪聲。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元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鬚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一面,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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