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志清晚年的願望是發表張愛玲給他的信件及他與長兄濟安的通信。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雞湯，雞湯從鼻子裡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協和醫院急診室。從我家到醫院，只需過一條馬路，所以我們是走去的，以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點，志清口乾肚餓，叫我回家給他拿熱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醫院，他床前圍了一群醫生，正在手忙腳亂地把一個很大的管子往他嘴裡塞，讓他用機器呼吸。原來護士給他吃了優格，掉進了肺裡，即刻不能呼吸。這管子上頭有一個大球，放在嘴裡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聲，後來就在他脖子上開了一個小口，插上通氣管，志清即不能說話。有一陣病危，他向我交代後事，用筆寫下保存張愛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莊信正來替他完成心願。信正是濟安的高足，也是張愛玲最信賴的朋友，自是最合適的人選。志清經過六個月的奮鬥，居然取下了通氣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裡，可是不良於行，精力大不如前，《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監督下由我完成，於2012年《聯合文學》出版。2013年志清進出醫院頻繁，他每日念叨著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醫院、療養院看他、陪他吃飯，替他刷牙，不等我離開，他已經睡著了，沒有機會讓他讀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夢中安詳地走了，出版志清與濟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濟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腦溢血病逝於柏克萊，志清帶回濟安所有的遺物，包括他們的通信、郵簡及明信片。濟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給他的信有三百五十二封，珍藏在一個綠色的鐵盒子裡，放在他書桌底下，預備隨時翻閱。他給濟安的信則分散在四個長方形紙製的文件盒子裡，放在我們的儲藏室，也有二百六十封，共有六百一十二封。如要全部發表，需輸入電腦，外加註釋，是一件耗費時日的大工程，如選一部分發表將失去連貫性。我選擇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寶貴的時間花在打字上，實在難以啟齒。我沒有找信正，預備自己做，七月間買了一台蘋果電腦，想利用它的聽寫功能把信念進去。沒想到這蘋果智慧不足，聽不懂我的普通話，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詞用語。我只好改用鍵盤操作，先把信文輸入，再加上「按語」，如此費時兩周，才做完十封信，按這樣的進度，估計得花上五年的工夫，才能做完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請王德威教授給我介紹一位可靠的學生打字，把信文輸入電腦。

德威盛讚蘇州大學文學院的水準，推薦由季進教授領導，參與信件的編註。

德威計畫在2015年4月為志清在中研院舉辦一個學術研討會，希望在會前先出版一部分書信，我就選了前一百二十一封信，由志清乘船離滬來美至濟安離港赴台。在這段時間，國共內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毛澤東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數知識分子及人民嚮往共產政權，濟安卻堅決反共，毅然離開北平飛上海，乘船至廣州，落腳香港。濟安在信裡，時常報導政局戰況，對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關注，時常想念滯留在北大的同事。濟安非常喜歡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語不通，阮囊羞澀，也常常向志清訴苦，對在港的親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謂來自上海的「白華」，時有詳盡的描述。

濟安從小有理想，有抱負，廣交遊，有外交長才。志清卻是一個隨遇而安，只知讀書的好學生，他除了同班同學外，沒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濟安在光華大學的同學。宋奇來訪，總是看見志清安靜地讀書，偶遇濟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戰末期，濟安去了內地後，宋奇仍常來看志清，談論文學，借書給志清。志清在上海初會錢鍾書也是在宋奇家裡。他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宋奇寄給他許多書，特別推薦張愛玲與錢鍾書，對《小說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

志清大學畢業後，考取了海關，在外灘江海關工作了一年，抗戰勝利後，隨父執去台灣航務局任職。濟安從昆明回到上海，覺得志清做公務員沒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

1946年9月兄弟二人攜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報考李氏獎金（Li Foundation），寫了一篇討論英國詩人布萊克（Blake, 1757-1827）的文章，很得著名文評家燕卜蓀（Empson,1906-1984）欣賞，獲得文科獎金，引起了「公憤」。西語系落選的講員助教，聯袂向校長胡適抗議，謂此獎金只應頒給北大和聯大的畢業生，怎麼可以給一個教會學校出身的夏志清？

胡適秉公處理，仍然把李氏獎金頒給夏志清，志清得以負笈美國。胡適似乎對教會學校有偏見，召見志清時，一聽志清是滬江畢業，臉色即刻沉下來，不鼓勵志清申請名校。當時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請了奧柏林，也申請了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這兩所學校，以大學部（undergraduate）著稱，都不適合志清。蒙「新批評」學派的領袖藍蓀（Ransom, 1888-1974）賞識，寫信給Brooks（1906-1994）推薦志清去耶魯就讀。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評」學派，三位健將的青睞。

志清一生跟「窮」，脫不了關係，因為他從1950年起就接濟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從沒有機會儲蓄。在滬江，在耶魯，沒有餘錢約會女孩子，只好用功讀書，唯一的娛樂是看美國電影，其實他看電影，也是當一門學問來研究的。沒有女友，既省錢又省心，能夠專心讀書，在耶魯三年半，即獲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後請得洛克菲勒基金（Rocke fe ller Foundation），寫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為自己奠定了學術地位，也為現代文學在美國大學裡開闢了一席之地。

濟安為弟弟的成就很感驕傲，常對人說：「你們到紐約找我弟弟，他會請你們吃飯。」我1961至63年在柏克萊讀書，和朋友在一個小飯館，巧遇濟安，他就對我們說過這話。我當時不信夏志清真會請哥哥的學生吃飯。直到我和志清結婚，才知此話不假，濟安的朋友學生，志清都盡心招待。濟安維護弟弟，也是不遺餘力。1963年春天，我去史丹佛大學東亞系參加一個小型的討論會，聽濟安滔滔不絕地發言，原來他在駁斥普實克（Průšek,1 9 0 6 – 1 9 80）對《小說史》的批評，為志清辯護。他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快，有些口吃，不修邊幅，是個平易近人的好老師。他的學生劉紹銘曾對我說跟濟安師有說不完的話，與志清卻無話可談。志清說話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後語，與其說些讓人聽不懂的話，不如說些即興妙語，使大家開懷大笑，私下也很少談學問，指導學生，就是改他們的文章，叫他們去看書。話說1967年9月我來哥大工作，暫時被安排在我老闆丁愛博（Albert D i e n）教授的辦公室，翌日進來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聞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長臉屬國字型，身高中等，衣著整潔，舉動快捷，有些緊張的樣子，乍看長相舉止一點也不像夏濟安。細看他們的照片，二人都是濃眉，大眼，直鼻，薄唇，來自他們的父母。志清臉長，像父親，濟安臉圓，像母親。

濟安與志清，雖個性不同，但興趣相投，他們都喜好文學，愛看電影，聽京戲。濟安交遊廣，童芷苓，張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裡，除了談論時政家事外，就講文學，評電影，品京劇，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時候是談女人與婚姻。1947年，濟安已年過三十，尚未娶親，是他們父母的一樁心事。濟安感情豐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趕緊寫信給弟弟，志清必為之打氣，濟安每次失戀，志清必訴說自己失戀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對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濟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結一次婚，如不能跟心愛的女子結婚，寧肯獨身。志清卻把結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經驗。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結婚，結了婚，私下還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權利。正因為濟安把婚姻看得太神聖，終生未娶。我讀濟安的日記，知道他內心很痛苦，他的日記是不願意給別人看的，志清不顧濟安的隱私，在1975年發表了《夏濟安日記》（時報文化出版）。志清覺得濟安記下了抗戰末期的政局、物價，是真實的史料，暗戀李彥，對愛情的專一，更難能可貴。現在基於同樣的理由，志清要發表他與濟安的通信。

記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歲的宴會上，主桌上有些貴賓，當年是中學生，都看過《夏濟安日記》，對濟安的情操，讚口不絕。

志清1982年以前不寫日記，往往以寫信代替日記。他寫過幾篇散文，講他童年與求學的經過，在〈耶魯三年半〉裡（見《聯合文學》第21 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計畫發表兄弟二人的通信，從而有助於研究文學的學者對夏氏兄弟學術的了解。若在世，今年濟安九十九歲，志清九十四歲，他們平輩的朋友大半作古，學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學者，名作家，為求真起見，不改信中的人名。

他們對朋友是褒多於貶，希望他們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這些後輩也可從信中了解他們父母離鄉背井，在人地兩生之地謀生的艱辛。

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郵戳模糊，信封破損，按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著實花了我不少時間。因為他們的信，照中國人的習慣，只寫日期沒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國，非常節省，用的是劣紙，信紙多有裂痕，字寫得雖清秀，但太小。夾雜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誤地解讀他的舊信，實屬不易。為避免錯誤，有時我得去圖書館，我三十年不進圖書館，現在重做研究，別有一番滋味。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與志清相識，1969年結婚，對他的家庭，求學的經過，都是從文章裡看來的。他的朋友學生倒是見過不少，留在上海的親戚一個也不認識。信中所提到的親戚，全賴六妹玉瑛指認。感謝季進率領蘇州大學的同學，用最短的時間，排除萬難，把這些字跡模糊的舊信正確地輸入電腦，並且做了七百多條簡要的註解，保證了《書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無量。 (原載聯合報副刊 4/18/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