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

2004 年，夏志清(左)、王德威師徒合影。 圖／聯經出版提供

夏濟安（1916-1965）與夏志清（1920-2013）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兩大巨擘。志清先生1961年憑《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英文專著，一舉開下英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河。之後的《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更將視野擴及中國古典敘事。他的批評方法一時海內外風行景從，謂之典範的樹立，應非過譽。志清先生治學或論政都有擇善固執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對立聲音。但不論贊同或反對，我們都難以忽視他半個世紀以來巨大的影響。

與夏志清先生相比，夏濟安先生的學術生涯似乎寂寞了些，爭議性也較小。這或許與他的際遇以及英年早逝不無關係。他唯一的英文專書《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1968）遲至身後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閱讀過此書的讀者都會同意，濟安先生的學問和洞見絕不亞於乃弟，而他文學評論的包容力甚至及於他所批判的對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濟安1950年代曾在台灣大學任教。不僅調教一批最優秀的學生如劉紹銘、白先勇、李歐梵等，也創辦《文學雜誌》，為日後台灣現代主義運動奠定基礎。

夏氏兄弟在學術界享有大名，但他們早期的生涯我們所知不多。他們生長在充滿戰亂的一九三◯、四◯年代，日後遷徙海外，種種經歷我們僅能從有限資料如濟安先生的日記、志清先生的回憶文章等獲知。志清先生在2013年底去世後，夏師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這批信件在夏師母監督下，由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率領他的團隊一一打字編註，並得聯經出版公司支持，從2015年──夏濟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開始陸續出版。

不論就內容或數量而言，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現代中國學術史料的重要事件。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學，終於夏濟安1965年2月23日腦溢血過世前，時間橫跨十八年，從未間斷。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夏氏兄弟未能身免。但儘管動如參商，他們通訊不絕，而且相互珍藏對方來信。1965年夏濟安驟逝，所有書信文稿由夏志清攜回保存。五十年後，他們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發送日期編排出版，兄弟兩人再次展開紙上對話，不由讀者不為之感動。

本文作者（左起）與季進、夏志清夫人、奚密於錢鍾書故居前合影。

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義。由於戰亂關係，20世紀中期的信件保存殊為不易。夏氏兄弟1947年以後各奔前程，但不論身在何處，總記得互通有無，而且妥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們信件的內容往往極為細密詳盡，家庭瑣事、感情起伏、研究課題、娛樂新聞無不娓娓道來。在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敘述之外，卻是大歷史「惘惘的威脅」。

首輯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濟安1950年準備自港赴台止，正是大陸易色的關鍵時刻，也是夏氏兄弟離散經驗的開始。1946年，夏志清追隨兄長赴北大擔任助教，一年以後獲得李氏獎學金得以出國深造。夏志清赴美時，國共內戰局勢已經逆轉，北京大學人心浮動。未幾夏濟安也感覺北平不穩，下一年離校回到上海另覓出路。但政局每下愈況，夏濟安不得已轉赴香港擔任商職，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上海。

1947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濟安在北大任教，課餘醉心電影京劇，但讓他最魂牽夢縈的卻是一樁又一樁的愛情冒險。從他信裡的自白我們看出儘管在學問上自視甚高，他在感情上卻靦腆缺乏自信。他渴望愛情，卻每每無功而返。他最迷戀的對象竟只有十三、四歲──幾乎是洛麗塔（Lolita）情結！而剛到美國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學若渴，一方面難掩人在異鄉的寂寞。兩人在信中言無不盡，甚至不避諱私密慾望。那樣真切的互動不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間的信任，應是書信集最珍貴的部分。

讀者或許以為既然國難當頭，夏氏兄弟的通訊必定充滿憂患之情。事實不然。世局動蕩固然是揮之不去的陰影，但兩人談學問，談剛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訂做的西裝……林林總總。夏濟安即使逃難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見肘，但對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懷抱興味。而滯留美國的夏志清在奮鬥他的英國文學課程的同時，也不忘到紐約調劑精神。

這也帶出了他們書信來往的第二層意義。或有識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場背景，他們的小資情調、反共立場，無不與「時代」的召喚背道而馳。但這是歷史的後見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現的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確和我們所熟悉的主流「大敘事」有所不同。但唯其如此，他們信件的內容還原了世紀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段，忠實呈現駁雜的歷史面貌。

1947、48年政局不穩，但彼時的夏氏兄弟仍未經世變，他們直率的表達對政治的立場，也天真地以為戰爭局面過後一切總得回歸常態。然而時局短短一兩年間急轉直下，再回首新政權已經建立，夏氏兄弟發現自己「回不去了」。

比起無數的逃難流亡或清算鬥爭的見證，夏家的經歷畢竟是幸運的。從通信中我們得知四九年以後兄弟兩人遷徙海外，仍與上海家人保持聯絡。但我們也看出他們心境的改變。他們的信裡沒有驚天動地的懷抱，有的是與時俱增的不安。他們關心父親的事業，家庭的經濟，妹妹的教育；匯款回家成為不斷出現的話題，何況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改朝換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計問題才更為惱人。到了1950年，夏濟安準備離開香港到台灣去，逐漸承認流亡的現實，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國長居的打算。他們何嘗知道，離散的經驗這才剛剛開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還有第三層意義，那就是在亂世裡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志業。國共內戰期間知識分子不是心存觀望，就是一頭栽進革命的風潮中。兩人信中時常提到的錢學熙就是個例子。但如果僅就夏氏兄弟信中對共產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們對政治的好惡，未免小看了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他們的抉擇也來自學術思想的浸潤。

夏氏兄弟傾心西洋文學，並承襲了1930年代以來上海、北平英美現代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到了40年代因為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先後在西南聯大和北大講學而賡續不斷。燕卜蓀在共產革命前夕何去何從，也成為兄弟通信中一個重要的代號。夏志清出國以後，更有機會親炙「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大師如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這樣的傳承使他們對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論左派與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對的，他們強調文學是文化與社會的精粹。經過語言形式的提煉，文學可以成為批評人生內容，改變社會氣質的媒介。他們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變中國的要項。

在紅潮席捲中國的時分，夏氏兄弟的論調毋寧顯得太不實際。他們出走海外，除了「避難」之外，也代表了一種知識（未必總是政治）立場的選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服膺的英美現代批評與其說是形式主義的操練，更不如說是從文學中再現──與發現──充滿扞格的生命情境的實驗。文學與人生張力是他們念茲在茲的話題。

夏氏兄弟的通信風格多少反映了他們的文學信念。他們暢談英美佳作大師之際，往往話鋒一轉，又跳到電影愛情家事國事；字裡行間沒有陳詞高調，穿衣吃飯就是學問。文學形式的思考恰恰來自「作為方法」的現實生活。夏濟安分析自己的情場得失猶如小說評論，夏志清對好萊塢電影認真的程度不亞於讀書。這裡有一種對生活本身的熱切擁抱。唯其如此，日後夏濟安在《黑暗的閘門》裡，對左翼作家的幽暗面才會有如此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發掘了張愛玲筆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滯留海外的歲月裡，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紙上以蠅頭小字寫下生活點滴，慾望心事，還有種種文學話題。這對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難得的平生知己。我們不禁想到西晉的陸機（261-303）、陸雲（262-303）兄弟俱有文才；陸機更以《文賦》首開中國文論典範。陸氏兄弟嘗以書信談文論藝，至今仍有陸雲《與兄平原書》三十多封書信傳世，成為研究二陸與晉康文化的重要資源。千百年後，在另一個紊亂的歷史時空裡，夏氏兄弟以書信記錄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論文藝，竟然饒有魏晉風雅。我們的時代電郵與簡訊氾濫，隨起隨滅。重讀前人手札，天涯萬里，尺素寸心，寧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本文轉載自聯合報副刊 4/2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