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沒想過我在年近八十時，一連幾個小時端坐在電腦前，上網搜尋小時候跟著母親萬里逃生的路程。

人生有些事原本不該忘記，只因想起來就椎心刺骨，於我來說，最不堪回首的就是1949年那段苦難經歷。有一次全家出遠門坐在飛機上，想到這萬里之行竟是如此便利，忍不住跟旁邊十來歲的女兒說起當年的萬里逃生。一晃三十年過去，她又說給十來歲的兒子聽。這小傢伙很好奇，纏住我問曾祖母腳有多大，逃難走了多少路程。我說路太長了，算不清楚，他說這有什麼難，上網去查。

我摸摸他的頭笑了笑，夜裡卻忍不住上網搜尋。從山西陵川到河南輝縣，經鄭州、許昌、周家口、開封、碭山到上海，又北上天津,南下香港,東渡台灣，其間翻越太行山，過黃河、長江、淮河，渡渤海、黃海、台灣海峽，步行、騎驢、乘馬、搭牛車、上火車、坐貨輪，前後八個月之久，要是把躲戰火避關卡而繞來繞去的路程全都算上，恐怕已是萬里有餘。僅僅經過「解放區」所設置的村頭路卡，我們母子三人已是九死一生。如果不是親生經歷，連我都不能相信，一個遭遇1949年的母親，一個識字有限的小腳婦女，怎麼能把兩個兒子帶到台灣。

母親婁李英女士原是我的伯母。我生下來不到五個月，親生母親過世了，從開始說話的那天起，我就把伯母叫「媽」，從來也沒覺得她不像是我母親。母親很少提到她的過去，我只知道她娘家是在大山的折皺裡，她嫁給韓家之前是長女，嫁到韓家之後是長媳。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尤其是在鄉下，長女的角色註定了忍耐、辛勞和犧牲，長媳更不必說。母親的勤快是從小養成的習慣，手腳又出奇地俐落，儘管這樣，祖母對她的呵斥也還是斷不了的。記得有一次，祖父衝著祖母說，「你別以為你是城裡的婆婆就可以不講理，人家婁家可是有來頭的，要不是來頭大，才不進山裡躲藏呢﹗」又聽人說，女人的腳越小，娘家的來頭越大，我母親的小腳好像也能說明她娘家真是逃難逃到山裡的大戶人家。

我最早的記憶是母親教我識字，她把字一筆一劃寫在我的手心上，邊寫邊說，「用心記著，再寫一次。」她會寫的字很有限，不久就算是傾囊傳授了。至於算術，她教我的方式也是簡單不過。一小袋黃豆倒在地上，一個一個往袋子裡數，反反覆覆。時間稍久，我就不耐煩起來，想不到這幾乎是我童年時代最幸福的記憶。日後七十多年，我做夢都想回到那些日子。

我的生父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人殺害，年僅32歲。伯父把我當作親生兒子，我也一直從稱呼上到內心裡都把他當作父親。祖父本以為抗戰的勝利多少能夠減輕點兒失去兒子的哀痛，不料內戰又開始了，共產黨人在晉東南開始了鬥爭和清算。只要是大財主就無一倖免，況且我們家自1937年以後，幾乎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在當地的大本營，父親(伯父)更是閻錫山派到上海的工作者。我們一家人先是從長治被抓回老家陵川，雖說住的是親友蘇家的老宅，但這老宅早已成了關押革命對象的看守所。現在我已記不清楚大人所受的折磨，只記得一副對我來說顯得過大的手銬。我不敢把手銬拿下來，滑落的時候我得趕緊戴上。

隨著共產革命日漸瘋狂，我們的遭遇也越發悲慘，全家都被趕到城北關十字路口一間破舊的小房子裡。祖父完全沒有行動自由，一旦被人拉出門外，那就是上街遊鬥。他想死，一頭扎進水缸，母親抱住他的腿，硬是把他拖出來了。當初祖母去世，祖父痛哭流淚，現在卻羨慕她躲過了鬥爭和清算。熬到1947年的春天，他在忍受了一個上午的公審揪鬥後，被拖到東廟後面槍殺了。

母親三十六歲才生下幼弟，他剛學會走路就被關押起來，只能在窄小破舊的房間裡爬來轉去。祖父被槍殺了，三叔被折磨至死，三嬸被逼改嫁，除了遠在上海的父親，韓家只剩下母親和我們兩個年幼的兒子。母親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照顧我們的人，她從前的歷史也無非是從吃苦耐勞的長女做到耐勞吃苦的長媳，從來沒能真正享受財主家的榮華富貴，但當地政府非但沒有放過她，反而變本加厲，把她抓起來吊打，追查父親下落。母親遍體是血，渾身發高燒，被放下來時已奄奄一息。鄰居是賣豆腐的，他妻子把冰涼的豆腐切成片，蓋在母親身上降溫。結果，那些豆腐片兒很快就被身體烘乾了，被鮮血染成了醬色，看上去像豆腐乾。

或許還得感謝從小經歷的磨難，母親挺過來了，而且決定帶我們出逃。這些年來，我讀過國民黨家眷在1949年從大陸逃到台灣的故事，也讀過國民黨家眷在1949年前後的大陸遭受殘酷迫害的故事，每次讀來都心有餘悸。我覺得母親帶我們出逃其實更難，更不可思議。我們不是從沿海大城市逃難，也不是隨著國軍的敗退逃難，我們是從內地太行山的深處往外出逃，從已經淪為共產黨統治的北方往外出逃，阻擋我們的凶險與其說是黃河太行山，不如說是到處都有監視和追捕。

那是1949年初春時節，我們母子三人總算熬過了被關押的日子，但群眾革命的天羅地網無所不在，到處有人監視，巷口路口都要查看路條。母親不知從哪裡找來紅色印泥，又找來一塊塊肥皂。她先讓我在紙張上邊寫下兩行字，大意是某某人等前往某地探視重病姥姥，請「准予放行」之類，然後讓我用小剪刀在肥皂上刻下「陵川縣政府印」四方印章。這印章刻來極不容易，先以白紙包住肥皂，確定肥皂的大小，然後在紙上寫下「陵川縣政府印」六個字，再然後把紙反過來放在眼前，順著紙上的字形用剪刀尖輕輕仿刻。「縣」字是母親自已動手刻的，其它的由我來刻。我當時十歲出頭了，心裡清楚母親是走投無路才冒如此風險，這簡單的兩行紅字關乎性命。當這兩行字塗上紅泥落在紙上的時候，我只覺得身上發涼，不相信靠這樣的「路條」能夠蒙混過關，但母親說好，她用顫抖的手捧起路條，然後用嘴吹乾。幾天後，我們真的就靠這路條連過幾個關卡，逃出太行山。現在回想起來，大概還得慶幸土共政府做的路條本來就粗糙，守路口的人更看不出好壞真假，或者乾脆不識字，只要白紙上有黑字，還有紅方塊，他們就別無疑問了。

翻越太行山的那天晚上，朔風淒寒，繁星滿天，黯弱的星光下，險山嶙峋，怪石猙獰，腳下所恃不過是一線羊腸，有時連羊腸也迷失不見。我們母子三人從沒到過這種地方，隨時碰到懸崖陡壁，時間卻不容許尋找安全一點的路走，母親說一定得趕在天亮進入河南輝縣，要不然就會被抓回陵川。經歷了幾年的非人待遇，再危險的懸崖也不比那些整人的人更可怕，我們也顧不得恐懼了。天亮時分終於下了大山，進入豫北。

時隔六十餘年，此時上網查詢，才知道當初下山的路線，竟然是春秋戰國時代就已出名的白陘古道。 2500年前奇兵出天險，大概也不會選擇月黑風高的深夜，我們婦幼三人卻因為急于逃生，以整整一夜的跌跌撞撞，經此險關。母親或許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踩著小腳在月黑風高的夜晚走出白陘古道的女子。

輝縣一馬平川，平川人多，更不敢有片刻喘息。全靠父親的友人冒險相助，我們爬上運牲口的無頂火車車廂。我已困乏之極，剛想合眼，聽見父親的友人低聲對我母親說，千萬別暴露，沒過鄭州黃河鐵橋就隨時會被抓到。

從小聽大人說到乘坐火車的快意，此時我只覺得無邊的恐懼、緊張和疲累。日正當中的時候，突如其來的震耳聲讓我駭然坐起，抬頭望去，只見急馳的火車正穿過一組組土黃生鏽的鐵架。我從餵牲口的麥草堆裡爬出頭來，臉貼到車廂一側，透過縫隙看見黃河正無語東流。小時聽父親說黃河是母親河，此時對我來說，過黃河就意味著脫離虎口。心裡一放鬆，飢、渴、累全都撲來了，陡然想起一天一夜沒吃過一口飯。

這時候的中國，黃河沿岸已是共軍天下，淮河沿岸正進行國共生死決戰徐蚌會戰，而我們要去的上海遠在長江入海的地方。我們先後去了鄭州、新鄭、周家口、許昌、碭山等地，一路奔走的路線，不是要避開戰火，就是要躲過盤查。雖說我們韓家在這些地方有店舖，或者是有親友，但這些幫我們的人也大都朝不保夕，風聲鶴唳，我們三個外地人又很容易被當地人認出來，所以就只能東躲西藏。直到5月26日上海失守，京滬鐵路開始通車，大約在六、七月間，我們才從碭山搭上了火車。

終于到了大上海，找到父親住所，才知道他在上海淪陷前去了台灣。母親僵在地上。我不敢看她的面孔，只看見她一雙拳頭大的小腳一動不動，像是釘在了樓板上。記得我四、五歲時，母親抱著做飯的大鐵鍋，這雙小腳歪歪扭扭地挪動著。當我們在黑夜出逃時，母親以這雙小腳翻越太行，有時還要承擔抱弟弟扶我的重量。我忍不住哭了，淚水無聲息地掉下來。母親真是太苦了，母親還能承受多少﹖多年以後，我才想到母親其實還有一雙庇護我們的翅膀，母愛有多深厚，這雙翅膀就有多大力量。

其後幾個月，我們乘坐火車從上海北上天津，從天津唐沽乘坐英籍客貨二用輪「漢瑞傑號」南到香港，再從香港乘坐四川輪越過台灣海峽。除了父親當年的友人和部下多方相助，逃出來的希望就全靠母親的堅強和機智了。其間種種生離死別、風雨風浪、艱辛恐懼和僥倖慶幸，相信台灣有無數家庭都在1949年的這段時間裡經歷過。

當年12月7日，我們終於抵達基隆碼頭。上岸的時候，母親莊重地對我說﹕「這就好啦，我對韓家總算有個交待。」不久就趕上民國三十九年新年，緊跟著是農曆春節，一家人在喜慶的鞭炮聲中聚在一起，父親穿著母親親手縫的絲綿襖，陪伴母親遊覽台北南海路植物園，參觀歷史博物館。從1945年到1949年，我們韓家家破人亡，死裡逃生，沒有比此刻團聚在一起更幸福的事情。

幾年後，弟弟偷偷到住家附近戲水，不幸喪生。母親晚來得子，生下弟弟，卻不得不面對他不到十歲就猝然死於意外的殘酷事實，從此變得沉默寡言。我在台北工專的五年中，雖然從學校到家裡往返騎腳踏車要一個多小時，我還是每天中午都回去吃她燒的飯，我要讓她感受到我沒有她不行，因此也從來不知道學校週邊賣些什麼餐飲。畢業後離開了台北，週六午餐前也要想盡辦法趕回家中。

民國54年12月18日，母親病逝於台北廣州街國防醫學院的「小中心診所」，享年不過60歲，在當時也不能算是高壽。她得的是食道癌，那時候台灣能治療這種病的醫院只有台大醫院和三軍總醫院兩家，都離我們家不遠，三軍總醫院尤其近。三軍總醫院大門的左邊有一幢很簡陋二層樓建築，對外叫做「小中心診所」。牌子雖小，名氣卻很大，醫生都是一流名醫，醫療設備先進，索費也不菲，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負擔得起。但我與家父一致決定住這家醫院，敦請名醫來做手術，而我之所以敢承擔這樣的醫療費用，實際上是仰賴我所服務的公司可以借錢，然後再從薪水中分期償還。

我常想母親的命真苦，從長女到長媳本來就苦命，日本鬼子走了，共產革命又來了，終於逃出了大陸，沒幾年我弟弟又突然走了。有時候又想，母親生在苦難時代一個被革命的家庭，經歷了這麼多摧殘和不幸，能活到從前人所說的花甲之年，已是萬分不易了。比起那些沒能逃出大陸的國民黨家眷，母親是幸運的，她畢竟逃出來了，而且以她的羽翼保護了兩個兒子，以她的一雙小腳帶著兩個兒子逃了幾千公里的路程。如果不是逃出來，我們這些被清算的人,躲過了五十年代也躲不過六十年代,不是死於非命，就是生不如死。

我五個月大失去母親，十歲不到失去父親，全靠著母親養我，育我，護佑我，又帶我死裡逃生，跑到台灣。從那時至今六十多年，幸運的是人生順遂，家庭美滿。現在祖孫三代都生活在美國舊金山灣區，站在我家陽臺上遠眺，舊金山市區就在海灣對岸，金門橋於白雲淡霧中若隱若現。好幾次想，要是挽著母親，從從容容地在橋上散散步，不慌不忙太太平平在市區裡東看看西瞧瞧，該有多好﹗(寄自北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