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除了兩首詩作之外，這本集子裡的詩全是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寫的。近兩年太太患了癌症，我無法全心投入長篇小說寫作，只能繼續做完手中已經動筆了的長篇。由於不能寫新書，我就開始寫一些詩。最初只打算用漢語先初略地寫一下，然後再用英語重寫，這樣英語最終可能會清新些，會與眾不同。這種做法是用漢語來豐富英語。可是一動起筆來，就發現自己原來的想法不對頭，覺得不能光草草地用漢語先寫，因為這些詩可以也應該在漢語中先成為完成的詩作。於是我就認真寫起來，越寫越覺得用漢語寫詩有無邊無際的前景和機遇，所以我就更加投入地做了下去。但同時也有一種淡淡的悲哀湧上心頭，因為這項工作雖然頗具意義，但跟自己的生存仍是隔膜的，很難成為自己長期寫作的中心。

漢語不僅是我的母語，而且仍是我的第一語言。母語和第一語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對一個旅居的人來說，特別是年輕人，長期居住異國他鄉，母語可能逐漸成為自己的第二語言，甚至是第三語言。然而如果創作，最理想的狀態只能是用第一語言寫作。這是為什麼我從來不鼓勵華語作家用英語寫作，其中的艱辛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而且勞動量太大。高行健曾說過如果自己用法語寫作，寫一部法語小說的精力可以用來寫十部漢語小說。這是知情者的肺腑之言。不過，這回用漢語寫這些詩給我帶來了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平靜和歡悅，讓我進入一種自在的狀態，好像耕犁扎進了熟悉的土地，翻耥自如。有了這種心態，我就一口氣寫起來，一首接一首，完全不管它們將來能不能再變成英詩。回頭來看，起碼有百分之十的內容完全無法翻譯，只能在漢語中才能產生回聲，才具有詩意。也就是說這是一次全心全力的漢語寫作。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當代漢語詩歌已經達到世界水準。這是盲目的說法，是自我安慰。綜合來看，現當代的漢語詩歌跟西方的現當代詩歌比起來仍是小兒科，不是一個檔次。即使那些膾炙人口的詩作，比如〈雨巷〉、〈再別康橋〉、〈斷章〉等現代詩篇，跟現代英詩的代表作比起來相形見絀，太柔弱，失於泛情。

那麼是什麼因素使英詩那麼硬朗呢？首先是不迴避在詩中表達智識。用佛羅斯特的話來說：詩歌要始於喜悅，終於智慧。英美文學中智慧一直被認為是詩歌中的終極成就。英詩傳統中總是把詩歌作為智識的載體和認識世界的方式。這是為什麼愛默森說：「所有的論點和智慧並不存在於百科全書和形而上學的論文中，也不存在于諸種神學中，而存在於十四行詩和戲劇中。」雪萊甚至宣稱詩人是「立法者」。當然這些說法可能有些偏激，不過它們都指明了智識是詩歌的核心價值，是普世性和永恆性的根據。的確，智識是可以翻譯的，是永存的。

當然，詩歌中的智識必須根植於具體的詩境中，不然就會流於平泛，就是說要有戲劇性。優秀的英詩很少有純粹抒情的，一定會有具體的戲劇場景。佛羅斯特強調：任何好的詩行都是戲劇性的。這一點在哈代的詩中表現得極致，他的一些詩簡直就是一部部長篇小說被壓縮成短詩的，比如〈毀掉的女傭〉和〈噢，是你在挖我的墳嗎？〉等等。戲劇性會給詩帶來堅實感，也會擴大詩的容量，使之生動有趣。

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另一個空間》裡的詩多具有戲劇性，也不迴避表達智識。這些其實都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我力圖把英詩的長處納入漢詩的努力。至於成功與否，我說不準，得由讀者和時間來裁決。但這一點我很肯定：如果長期這樣寫下去，應該會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其實，詩歌是我的本行，我的博士學位做的是英美現代詩歌，我的第一個教職是教授詩歌寫作——我在埃默里大學教了八年詩歌創作。也就是說，如果長期用漢語寫詩，我可以把英詩的傳統和技巧當作自己的資源，用它們來豐富發展自己的創作。但光憑觀念和技巧並不能構成詩，歸根結底，詩歌還是要在語言中立住。如果語言沒有詩意，智識和戲劇性就沒有根基，就成了散文，所以我力求把這些詩寫得工整些，富有音樂感，有的也是押韻的。我發現漢語容納性非常強，可伸可縮，潛力太大了，當然這也跟它是我的第一語言有關。簡言之，對我來說，這本詩集的創作過程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像是一個美好的假期給自己帶了安靜的喜悅。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喜悅是短暫的，只是一個假期，因為我最終還得回到艱難的工作中去，就是繼續用英語寫作，把自己的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樣說當然也不無遺憾。我相信自己有寫詩的能力，如果能一直長期用漢語寫詩，可能會取得更有意義的成績，而且我還堅信漢語在當下更需要大詩人，需要有人來梳理並發展已經被糟蹋了的語言。然而，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我們無力改變自己的生存條件。我們必須接受自己的境遇和損失，在有限的空間裡做些有意義的工作，並建立自己的家園。

(本文摘自《另一個空間：哈金詩集》,聯經出版社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