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

前言

海外華人寫作已成為新世紀遍布全球的文化景觀與文學存在。其創作理念不斷演進，美學風貌不斷衍生，但批評與理論界定卻相對薄弱。本文試圖對二十世紀以來大陸出身的歐美澳華人寫作進行歷史性梳理與類型化整合，並從“東方性”與“人類性”、“感傷”性與“樂感”性、名利性與非功利性、淺白性與深刻性、真摯性與虛假性、繼承性與創新性等六個方面闡釋其對立與統一，為構建海外華人寫作批評體系提出建議。

20世紀以來，海外華人寫作呈現出複雜與多元的美學風貌，其“東方性”與“人類性”、“感傷”性與“樂感”性、名利性與非功利性、淺白性與深刻性、真摯性與虛假性、繼承性與創新性等諸多矛盾現像在歷史的時空下對立並存，隨著全球化文化演進與文學理念不斷變革，矛盾的雙方不斷發生種種質或量的變化，並在一定的時期或某種層面上達到統一。

一　“東方性”與“人類性”

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W. Said)指出，西方眼中的“東方”並非自然的存在，而含有極大的想像與虛構成分。“西方中心主義”既被定義為普世的標準，對所有文化的評價均以此為參照，“東方”形像被對象化為“他者”與“劣者”就在所難免。本文研究發現，除了西方學者與作家以“東方主義”有色眼鏡看中國，以西方標準闡釋中國境遇以外，華人作家以“自我東方化”為寫作策略的現象也長期存在，並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對中國“他者化”、“對象化”意識的契合乃至共謀。

在亞馬遜網站查找Chinese Autobiography，可以得出3千條左右的結果，其中，中國女性“受難”題材、西藏題材​​、佛教題材與在華基督教題材居高不下，其主題大多可歸結為“中國女性長期受虐”、“在中國信仰不能自由”等。鄭念所著《上海生死劫》、閔安琪《紅杜鵑》、徐美紅《中華女兒》等作品中，“受難”的“東方性”屢屢被強調。

當然，海外華人寫作的另一種趨勢也不可否定：有些作品雖同樣涉及反右、文革等題材，卻更多在生命本體的意義上發掘人在各種意識形態、體制下遭受擠壓並掙扎反抗的普遍形態。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中掏空靈魂的人與出賣自由的人在東西方遊走；周采芹、嚴君玲不僅在個人心靈史中帶出封建家族史與“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史，暴露出懦弱自保等中華民族根性，而且揭露了西方殖民者以虎作倀的種種劣行。這些作品均通過對個體生命的諦視達到對整個人類文化的歷史性開掘，“人類性”是其寫作的意義所在。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是一條不滅的藝術規律，但表達什麼樣的“中國性”是作家與研究者共同關注的。鄭念、閔安琪“文革受難”式的書寫固然不能全面準確地揭示中國面貌，把中國女性都描繪成《花木蘭》是另一種誇大扭曲的“中國鏡像”。某些華人作品特地遵從歐美暢銷書“個人奮鬥”與《女勇士》的寫作範式，過分誇張中國移民“從妓女到地母”、從異鄉“畸零人”到“國際自由人”的身份轉變，或以繁冗的婚禮、葬禮等場面誇大中國文化的“奇異”與“厚重”，是對西方視野中中國古老神秘，又極端落後、缺乏現代化之“東方鏡像”的另一種印證。

霍米·巴巴（Bhabha, Homi K)在《文化定位》一書中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文化都是不純粹與混雜的，新的歷史時空下，拆解東/西、自我/他者等文化對立的簡單劃分，成就全新的“第三空間”成為必要。在21世紀華人寫作中，以東西方文化碰撞為契機構建文化的“第三空間”，向西方主流文化輸送“新穎”的邊緣思想，同時對母體文學實現嶄新話語變革的作品屢屢出現。 2003年，旅法華人戴思傑的《狄先生的情結》問鼎“費米娜”文學獎，被評論界稱為以“外國人”式“異國情調”為法語注入了新鮮血液；華人作家哈金在美國文壇屢次獲獎，被列入美國文學史亞裔部分，均代表了邊緣文化對西方主流文化的滲透與消解。虹影、嚴歌苓等的華文寫作也為中華母體文化加入了異質元素，完成對族裔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這些華人的創作不僅包含著東方哲學與美學因素，還在整個文明立場上審視人性，其寫作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樣一個概念上達到了矛盾的統一。

二　“感傷”性與“樂感”性

海外華人寫作包含大量的“懷舊”內容，往事回溯式視角為其增加了強烈的抒情色彩，對現代人身份無根、精神飄零的描述有時達到歌哭的程度，具有典型的“感傷”性。

這裡所說“樂感”性，特指中國文化中“樂天知命”的生存哲學與精神態度。區別於西方​​基督教義為基礎的“罪感文化”、“彼岸”與“來世”觀，“樂感”文化立足於人的生存本體（此岸世界），注重“當下”與“活著”的幸福，強調“慶生”、“樂生”，對人生現實層面的關注超過對終極價值的精神關注。

海外華人寫作中“感傷”性與“樂感”性是對立統一的。這種統一體現在他們筆下為情感的因素傾向於過去，理性的因素著眼於“現世”與未來。特別是六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李翊雲、郭小櫓、瞎子等“移民與奮鬥”類的寫作中，一方面為寄託鄉愁“獨抒性靈”，一方面表現“國際自由人”或現代社會“漂泊一族”的身份定位。對某些華人來說，去國離鄉是一種別無選擇的流亡與逃避，他們突出“背負著來自弱勢文化這個沉重的十字架”在強勢文化下討生活的罹難經歷。與母國文化“疏離”，融入異族又異常艱難，“過去”與“現在”的時空巨變形成大的情感空洞與身份“無根”感，文字中充滿了大時代中人的命運如落葉般飄零的悲愴意味。但大量文本又表明，其“何處是歸程”的感傷性與“反認他鄉是故鄉”的樂感性是相輔相成的，因為遠走他鄉、“生活在別處”是一種主體性選擇，文化夾縫中的掙扎求存與靈魂無依被誇大是為了反襯“在一個自由而開放的世界裡腳踏實地度過的人生歲月，意外地使人的心靈也有了更大的容量”的充實感與自豪感。其作品中津津樂道著成功跨越種族、文化、語言藩籬，從“生命移植”到“落地生根”，從“曼哈頓”打工身份到寄居國“模範少數民族”的變化，是一種“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的達觀情懷，傍水而居、向陽而生，“痛并快樂著”的“樂感”文字。

三　名利性和非功利性

作為“海外華人”而寫作，是某些作者謀生的主要手段，也是一種迎合讀者獵奇心理的消費文化現象。五十年代出生的華人作家張戎、周勵、李彥等延續鄭念等對“傷痕與反思”式的西文非小說寫作傳統，藉此贏得西方受眾的追捧。旅英作家欣然的《中國的好女人們》被命名為The Good Women of China: Hidden Voices，《天葬》被命名為Sky Burial: An Epic Love Story of Tibet。其中，Hidden Voices, Story of Tibet等詞語強烈地暗合了西方受眾“中國西藏神秘而充滿死亡”、“在中國言論不能自由”等期待心理，因此獲得巨大的出版效應。2008年10月，其第三部中國題材的訪談錄《見證中國——沉默一代的聲音》（Xinran: China Witness: Voices from a Silent Generation）出版，2009年8月，此書德文版以《被拯救的話語：走近中國迷惘的一代人》為書目，其“拯救”、“迷惘”，a Silent Generation等詞語明顯把西方受眾當成“聽者”，帶有較強的“名利”目的與“說話”策略。

名與利的追求不只單純存在於華人的西文寫作中，一些在中國發行，提供作者在西方“遊學”或聯姻的經歷的出版物同樣具有強烈的市場動機——充分迎合疲弱困厄已久的中國受眾對西方“冒險家樂園”式童話世界的錯覺與嚮往，以此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不可否定的是，更多的華人寫作是非關“名”與“利”的。面臨巨大的語言或文化障礙，西文寫作大多遭遇“無名可圖，無利可得……。出版困難，即使出了，批評界沒有什麼反應。在中國大陸出書，稿酬的低廉與國外高昂的消費更不成比例。所以總體來說，大部分海外華人不可能把寫作作為獲利或謀名的工具。

當然，名利性與非功利性也非永遠不變，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互相轉化。許多華人寫作的初衷是“為稻糧謀”，其“名利”性追求顯著，後來卻轉變為非功利心態，個別還放棄版權，或免費展示自己的作品。同樣，有些網絡寫者最初因非功利性寫作而得名，轉而成為“專業作家”，其文化反思、解構與建構的力度反而減弱，轉而回歸“大合唱”式的話語表達，或者成為沽名釣譽的市場弄潮兒。

四　淺白性和深刻性

有些華人作者藝術修養與理論根底薄弱，其寫作難免出現內容淺白、主題單一狀態。近年來，由海外華人寫作，在中國市場發行的“嫁到法蘭西做老外”、“一個留學生的現代淘金故事”類“文學”出版物氾濫。其成功=事業=財富的物質主義推論誤解了西方價值觀的核心，無論其牟利的創作主觀還是“開藥方”式的“問題寫作”模式都違反了文學精神建構與藝術含蓄的基本原則，《在美國，別談愛情》、《找一根拐杖，因為行路難》、《女人到底要什麼》式的淺白性表達違反了文學審美原則，剝奪了讀者在文學接受中“再創作”的權利。

要創造出具有深刻精神內涵與藝術新質的文本，需要深厚的文化、理論、生活積澱與精神努力。無論是第一類學貫中西的老作家巫寧坤，還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高行健，還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馬蘭，均站在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的立場上審視整個世界，無論是對中華民族文化桎梏的殘餘性，還是對西方文化的霸權性的揭示上均達到了相當的深刻性與批判力度。

這種深刻性與其審美“距離感”有關。愛德華·布洛(Edwatd Bullough)的“心理距離說”說明對事物的鑑別與對歷史的定性有時候會因為時間和空間的疏離更加準確、客觀。嚴歌苓、張辛欣等出國後的書寫體現了在現實處境和文化語境變化後創作視野與風格上的跨越。馬蘭、張慈等出國後不再急於為意識形態或反意識形態立言，從而摒棄了浮躁與功利。馬蘭出國後的文字對人物成長與歷史事件的透視愈加深邃凝練，其處理流產、死亡、慾望、革命、叛逃等生命分裂與歷史斷裂題材得心應手，表達“思想不在家、精神不在家、情緒不在家、個體存在不在家”的人類精神狀態更為到位。

五　真摯性與虚假性

以華人nonfiction(非小說)寫作與大陸“紀實性”出版物相比，後者一般“為尊者諱”，為家族名譽、群體​​利益和意識形態所限，難以真正達到寫作的“真”與“摯”，甚至出現以偏蓋全、以訛傳訛現象。西方出版界對非小說寫作有著程式化的監督程序，標明“非虛構”字樣的作品不能有大的史實與人物紕漏。出於“造假”後無功可得與無利可圖，大部分華人西文“紀實性”文字基本體現了寫作的“真”與“摯”特點。本文探討的是，華人寫作中的“真實性”與內容的深刻性之間是否形成一定的矛盾？其程式化的“真實”是否因對歷史史實擇取的片面性而造成“虛假”呢？

旅英作家張戎強調《毛：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歷經13年”，自己“走遍了世界各地收藏毛澤東相關檔案的資料館、圖書館”，“採訪過的七百多人”尋找“真實性”依據。把此書與中國大陸作者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相比，可以看到由於西文出版的清規戒律，張戎在書中只能引證自己親自查找和親口訪談的資料，不能轉述別人的文章，而且以事實與數據陳述為主，主觀分析的字數較少；而高華的材料則大多轉述於大陸黨的刊物、歷史文獻、訪談文字等。張戎在選材上雖不能夠間接引證，其西方價值觀卻主導著她把傳主毛澤東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單向度的人”，表明了她選材的片面性。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對其轉述的各個歷史時期“紀實性”文章背景、當事人身份、心態及其變化都有深刻而詳盡的分析，正是這些分析表現了該書內容的厚重與思想價值。張戎的例子證明西方對非小說寫作的程式化“真實”要求不但不能避免選材上片面，還有可能與寫作的深刻性、豐富性形成矛盾，從而虛假地反映歷史，對華人出版物的史證性與文學性造成極大的破壞。

六　繼承性與創新性

從影響研究的角度看，西方文學特別是西方女作家杜拉斯等的創作與華人女作家創作有著影響與傳承的關係。在“飢餓的女兒”與“猶太情結”，“情人”意識與“生活在別處”等意義上，嚴君玲、周采芹、郭小櫓、虹影、嚴歌苓的寫作與杜拉斯作品均有著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意義上的傳承與平行研究意義上的美學遇合。本節以虹影、嚴歌苓為例證探討：華人女作家受杜拉斯等西方女作家影響並繼承的因素居多呢，還是歷史的偶合與人性的普遍使其形成一種文化上的“互證” ？其“創新”之處何在呢？

繼承與趨同。以虹影為例，從其文本分析，《飢餓的女兒》、《K》等有著濃重的杜拉斯痕跡。首先，情節、主題、人物設置類同。虹影寫作中父愛缺位、母愛喪失、親情荒蕪與人生絕望的主題已經被杜拉斯做過“無父”、“弒兄”與“弒母”等多重闡發，從“飢餓的女兒”至“墮落作為反抗”至“逃家意識”的情節設置驚人地相似：杜拉斯的《情人》中男子把少女帶到嫖客與妓女約會的房子；虹影《飢餓的女兒》中，歷史老師送到少女家的禮物是一本生理學課本；《K》中女主人公“林”把“房中術”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介紹給“英國情人”，二人雙雙出入於中國鴉片館等。書中幾乎沒有對“林”的情感與身體的出軌做時代、家庭、文化背景上的鋪墊與心理闡釋，男女主人公的“性”文化交流被抽空與隔離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歷史場景之外，讀者從中看到的異性相吸異族獵奇與“杜拉斯式”只求末世狂歡，不問出處與未來的異國情人關係極其相似。 《K》與《情人》文化闡釋的結論也無以二至——情愛關係不能超越種族隔膜。第二，“私生女”情結與“猶太情結”趨同。“猶太情結”源於杜拉斯文化身份上自覺的“被鎮壓”、“被剝奪”的“猶太人”立場。杜拉斯相信叔本華“人是慾望和需求的化身，是無數欲求的凝結”的理念，她的反叛在於揭穿人是本質上一種極度重視利欲的動物而道德倫理的高調下利欲的分配極不合理；反抗命運、拒絕對“生而卑賤”的安排是虹影塑造“飢餓的女兒”的終極目標，她的整個創作行為與思想體系同樣建構在打破特權、爭取絕對平等的觀念之上。從作家出身與命運的偶合上，可以說虹影的寫作有與杜拉斯普遍的人性與人類命運等文化“互證”的因素，但尋找雙方文本中從“飢餓的女兒”式的反抗，到尋找“情人”，到“生活在別處”的軌跡，發現虹影對杜拉斯繼承的因素較多。

“飢餓的女兒”們本能的行為是“出逃”，她們從這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最終，流浪世界的兩位女作家與她們的女主人公們似乎都在“別處”找到了《情人》，但真正的精神歸屬，真正的身份歸屬，在異國“生命再生”的夢想最終都實現了麼？

創新與相異。儘管杜拉斯把自己定位為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所定義的“異鄉人”或“局外人”，“被放逐”的邊緣身份卻成了她向西方社會要求“發言”機會的資本，她利用作品、活動、政治言說“摧毀”一切。而華人女作家無論是是在本土，還是在異國，“異鄉人”與“局外人”的身份都更加名副其實：嚴歌苓“扶桑”式的“地母”與“少女小漁”以柔弱無骨的堅韌解構了殖民/被殖民者之間支配/被支配、顛覆/被顛覆的關係，對抗著強權，但那種身處性別與種族文化最底層，被強暴的地位與物質上“無立錐之地”的困苦都是杜拉斯式的西方白人女作家所未能親歷的。這種從被強暴的地位與物質上的“無立錐之地”走向“精神家園”的漫漫長途正是虹影在《阿難》、《康乃馨俱樂部》，嚴歌苓在《失眠人的艷遇》與《無出路咖啡館》中所努力揭示的。其生存罹難史與精神“涅槃史”成為獨特的歷史反思與全新的藝術闡釋，文化與創作上“繼承”與“參照”的因素不大。

杜拉斯與她的華人追隨者有兩個共同的“心因性需求”：一是“情人”，二是“生活在別處”。在杜拉斯那裡，“情人”是“生活在別處”的伴隨狀態，代表海德格爾所命名的“無家可歸”。這種“無家可歸”不是現實層面的，而是精神層面的，所揭示的不只是“母親”怎樣一次次被希望與夢想所出賣，更是人類的必然命運——絕望與荒誕。其筆下的城市浪子不斷地從已有的空間走出去，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具軀體淪落到另一具軀體，男女主人公邂逅同居，不問對方名字，不涉及任何物質與精神的“家園”，因為那僅僅是瀕臨精神滅頂的存在的人最後的遊戲狂歡而已。

杜拉斯的白人女主人公早已脫離了生存危機與道德藩籬，擁有一種在世界“來去自由”的游離身份。她“弒父”、“弒兄”，不需要依附任何一個男人。而中國“飢餓的女兒”們在“逃離”途中一路“尋父”，“尋兄”以對抗生存的一無所有與身份的一無所依：“六六”愛上“歷史老師”，“是在尋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親，一個情人般的父親”。嚴歌苓小說中，不管是血緣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父親”更是無處不在：《人寰》在否定了生父後找到了“賀叔叔”，在異國土地上抓住了“系主任”舒茲教授；通過這一個個“父兄”式的“情人”，中國“飢餓的女兒”們終於擺脫了個體的被拋棄感。在關注整個文明的毀滅與否之前，她們首先關注的是個體的人物質與地理的生存，即使是精神存在也會因以上狀況的改變而改變，人類總體的終極存在意義是其後的事情。

但，喘息未定的中國女人們發現，恰恰因為“生活在別處”（物理的異邦），“尋父”、“尋兄”的成功背後，物質與情感“家園”實現的表象之下，人類“無處可逃”與“無家可歸”的精神境遇才不可避免——被性別或種族的銅牆鐵壁隔絕的東方女性們注定了身份的漂泊無根與心靈的“無家可歸”：無論是本民族的“洪常青”，還是異民族“系主任”、“外交官”，都在“施恩”過程中以巨大的性別、種族、階層強勢喚醒她們被壓迫者的受虐感與孤獨意識。多年之後，舊的傷痛與新的隔絕猶在：族裔、性別、階層的種種對立在表像上的已被平等口號甚至法律條文所取代，但中國社會深層解構仍舊壁壘森嚴，《排華法案》歷史陰影下西方白人眼中“黃色工蟻”與“東方”“地母”式的華人形象仍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境遇。虹影與嚴歌苓對人的種種“被看”與“被用”的歷史性細察與現場式揭露彰顯著比杜拉斯更加清醒的覺悟意識。

對海外華人寫作的各種狀態加以梳理，對其發展態勢加以預測是非常必要的，但對其形態、根源與性質作出闡釋，發掘其對現代中西文學的傳承和突破，準確定位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需要時間的沉澱和學理上的進一步考證，論者將參與其中，做出更多的探索與努力。

(本文摘自2009年徐州“第3屆世界華文文學高峰論壇”會議論文)

作者簡介  宋曉英，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英國愛丁堡大學、愛爾蘭柯克大學、美國陶森大學訪問學者。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北美華人自傳體寫作發展史研究》與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海外中國文學研究資料庫’建設及應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