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哈金一向是說故事的好手，每次更選擇新的題材自我挑戰。以長篇小說為例，《等待》寫的是中國大陸一場男女三角關係的多年等待，及至「修成正果」之後的失落與幻滅；《瘋狂》寫的是六四屠城之後的瘋狂現象與悲慘世界；《戰廢品》以「抗美援朝」的朝鮮戰爭／韓戰為背景，描寫戰俘營中各方角力、爾虞我詐之下，個人的抉擇與後果；《自由生活》以美國華人社會為背景，呈現天安門事件後美國離散華人社群（Chinese American diasporic community）的形形色色，尤其是男主角堅持寫作理想的奮鬥歷程；《南京安魂曲》則訴說對日抗戰期間，金陵文理學院代理校長魏特林在南京淪陷後，極力保護一萬名中國婦孺的義舉，卻因目睹日軍暴行身心受創，最後於返美療養期間自殺身亡。

《背叛指南》再次展現哈金強烈的企圖心與敘事技巧，不僅題材另闢蹊徑，視野也更宏偉。第一段的「情婦」二字就透露出男主角蓋瑞‧尚（原名尚偉民）對於愛情與家庭的背叛，隨著故事進展，讀者逐漸發現更多的背叛與被叛，錯綜複雜，名為「指南」（map），卻是指向人性更幽微之處，顯現歷史洪流中個人如水滴般的渺小無奈，尋求基本的安身之處都難以如願。借用哈金二○一○年一月在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演講題目，《背叛指南》講述的正是「歷史事件中的個人故事」，由個人故事折射出波濤洶湧的大時代，並賦予其血肉與血淚。

本書是哈金的第一部間諜小說，原名A Map of Betrayal有其曖昧與反諷之處，究竟是如中譯書名《背叛指南》作為方向的指引，還是指涉男主角擔任間諜以來的行蹤，三十年來始於中國、終於美國，途經日本、韓國、香港、台灣，一路以來的感情轉折與心路歷程？抑或是刻劃他的女兒莉蓮試圖根據父親遺留的日記，對其父大半生的追溯與領悟？不僅英文書名足以引發讀者的強烈好奇，中文標題既試圖貼近原題，卻也衍異而出更豐富的意涵。

全書情節採雙線、隔章交錯進行。一條軸線是身為美國大學歷史教授的女兒，在看到父親的日記之後，利用二○一一年前往北京短期任教的機緣，開始進行「尋父記」，以及由之而來的「尋親記」。另一條軸線則是依循有「釘子」、「頂級間諜」稱號的父親的日記，揭露其記載並衍生而出的大歷史與個人故事：一名身為「共產黨地下特工」的知識青年，清華大學畢業後想打入國民黨機構未果，最後卻進入駐華美國機構，展開另一種生活。故事在地理位置上從中國到美國，時間從一九四九年跨越到一九八○年，歷經中國內戰、大陸易幟、韓戰、金門炮戰、越戰、中美關係正常化，直到主角身分曝光，鋃鐺下獄。美籍女兒的軸線採用第一人稱敘事，父親間諜工作的始末則採用第三人稱敘事。

相較於哈金先前的長篇小說，《背叛指南》不僅視野更廣闊，歷史縱深更長遠，內容也涉及國共內戰、美國在東亞的戰爭以及冷戰時代盤根錯節的國內與國際政治。以史實為背景，作者除了記述中國大陸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中印邊界衝突、文化大革命、中蘇戰爭、中美乒乓外交、中美建交之外，也觸及了二二八事件、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被強徵從軍、韓戰爆發後美軍協防台灣、一江山戰役、金門炮戰、孫立人案、引發攻打美國在台大使館的劉自然事件、台美情報合作等等，對於台灣讀者而言比較感興趣的背景事件。換言之，相對於英文讀者而言，主角蓋瑞‧尚的一生，更加攸關華文讀者自身、家庭與國族的命運，讀來自有更深的感受。如果說第二條軸線的作用在於結合歷史事件與蓋瑞的個人故事，那麼第一條軸線的創意則在於透過身為歷史學者的女兒，把父親的故事延伸到外孫本寧，讓他從外祖父的生命教訓中學習如何決定自己的方向。

哈金在序言中清楚表達自己身為讀者及大學教師，如何借鑒前人的作品；試圖後出轉精，力求「把兩條線路完美地融為一體」。《背叛指南》的男主角設定為「美國史上所抓獲最大的中共間諜」，讓人聯想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爆發的金無怠間諜案。此案喧騰一時，引起媒體，尤其是華文報紙的廣泛報導。金於一九四八年進入上海美國領事館擔任譯員，後服務於中央情報局廣播情報處，利用職務之便將機密文件交給中國換取酬金，長達數十年。東窗事發後，金被控以十七項罪名，他在法庭上以有功於中美關係正常化自我申辯，拘禁期間接受中英文媒體採訪，還在給妻子的信中提及自己獄中生活規律。然而，就在提供華文平面媒體長達十七頁手稿的兩天後，金於二月二十一日以塑膠袋套頭自殺身亡（該稿見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報》第三版），從被捕到自殺僅僅三個月，消息傳出，眾人錯愕，覺得內情並不單純，但也就此匆匆落幕，留下許多疑團。

哈金在自序中坦言以金無怠為「原型」。在與筆者往返的電郵中也提到讀過霍夫曼（Tod Hoffman）的《內間：金無怠與中國對中情局的滲透》（The Spy Within: Larry Chin and China’s Penetration of the CIA, 2008）。霍夫曼曾服務於加拿大安全情報局（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負責反情報業務，他根據法庭記錄、媒體報導與訪談重要關係人，描繪出該案的始末。將《背叛指南》對照《內間》及當時媒體報導，便會發現哈金只是從這個間諜事件獲得故事的靈感與梗概，作為創作的出發點，故事中諸多細節其實出自他的想像，其中女兒那條故事軸線更是作者自發創意經營，以小說的藝術手法來處理，使其前後一貫，合情合理，不似原案般撲朔迷離、令人費解。

其實哈金一向反對對號入座，也否認作品中的自傳性。例如接受筆者訪談時就曾表示，《自由生活》雖然融入了自己的若干經驗，但男主角另有所本。相形之下，《背叛指南》更為虛構之作，即使在架構上與金案有相似之處，但其他細節迥異，讀者非但無須對號入座，反而在兩相對照下更能體認到哈金創意之所在。

再者，與今年甫出版的《朋友中的間諜：金‧非爾比與大背叛》（A Spy Among Friends: Kim Philby and the Great Betrayal, 2014]）對照，更能看出文學小說與非文學史事之間的差別。作者麥金塔（Ben Macintyre）所欲再現的，乃是英國情報機構史上最大間諜案。主人翁金‧非爾比與同僚艾利特（Nicholas Elliott）一路是劍橋名校同窗，加入相同的俱樂部，畢業後一同進入英國情報機關工作。非爾比於冷戰高峰期負責英國對蘇聯的反情報工作，並結交美國中情局的反情報負責人安格敦（James Jesus Angleton），背地裡卻擔任蘇聯間諜長達二十餘年，利用多年的友誼與信任，從艾利特與安格敦身上套出英美兩國許多重要情報，交給蘇聯，導致多位同志被捕甚至遇害，後來非爾比叛逃到俄國，終其餘生。有關這位「歷史上最大的間諜」，由於英美俄的官方檔案尚未完全公佈，世人對此案有如霧裡看花，眾說紛紜。麥金塔為了撰寫此書，多方查探，翻閱資料與檔案，進行訪談，從眾多資料中披沙撿金，於複雜、矛盾的說法中斟酌、判斷，建構出自己的敘事。書中照片多達三十二頁，書末註釋長達四十五頁，選列書目有五頁之多，分為檔案與已出版資料，在在顯示了紮實的史料工夫。相較之下，《背叛指南》並未列出任何相關資料，迥異於以「敘事歷史家」（narrative historian）自許的麥金塔。

即使與哈金先前的歷史小說《戰廢品》與《南京安魂曲》相較，兩書末所收錄〈作者手記〉雖則明白宣示該小說為「虛構作品」，但也表明很多事件和細節確實根據事實，並列出創作素材的資料來源。然而，為了鋪陳出蓋瑞身處的大時代，哈金依舊做了大量功課。質言之，作者採取一件中國間諜案的框架，進而以歷史為經，想像為緯，加上有血有肉、充滿衝突的人物，編織出吸引人的故事，其旨趣不在於駭人聽聞、爾虞我詐的間諜故事，而是藉由個人故事，表現出在大時代中為命運所推移的芻狗，訴求人生的反諷，卻在道出人性弱點的同時，不忘其可能具有的溫暖與光輝。

在異鄉以非母語寫作的哈金，面臨的挑戰甚為嚴峻，他一向以多番修改聞名，如《南京安魂曲》前後修改了四十遍左右。由於《背叛指南》的英文本與中譯本計畫於十一月同步出版，為了構思此篇專文，筆者於七月向哈金索取英文版書稿，當時中譯工作還在進行中。他以航空郵件寄來英文校樣，上面有他手書的最後修訂，舉凡字母的校訂、文字的斟酌、文句的順序、細節的補充，俱見用心。

筆者在旅次中讀完英文書稿後，曾提出八個有關校對和用字的問題供哈金參考，包括一九五○年那章用上“a Dear John letter”，即「分手信」，一詞是否有年代誤植之虞。哈金在電子郵件中逐項回應，他回覆寫作時的參考用書是大多數美國編輯使用的《韋氏大字典》，特色之一就是會標示出每個用語首次出現的年代，根據該字典“Dear John letter” 一詞出現於一九四五年。單就此詞的引證足見他創作時的嚴謹，如何力求筆下的英文自然流暢，避免書卷氣(bookish)，正如他於《在他鄉寫作》書中以波蘭裔的康拉德與俄裔的納博科夫自我期許，要從兩位非母語寫作大師所樹立的英文文學傳統之下，走出自己的第三條路。

全書以「背叛指南」為名，最主要的議題當然就是忠誠與背叛。在單純的情況下，以黑白分明的二分法來分辨忠誠與否當非難事，但世事並非如此單純，涉及間諜案時更是如此。若進一步思量，忠誠由誰定義？對象為誰？時移境遷後，能否動搖或轉移？出現衝突時該如何抉擇？面對「分裂的忠誠」或「雙重的忠誠」時能否在其中尋得交集？不得不取捨時，如何面對其中涉及的忠誠與背叛，並為之付出代價？其中的是非曲直由誰、站在什麼立場與時空環境、以什麼理由來評斷？換言之，如同羅久蓉在近著《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2013）中所指出：「忠奸之辨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所有與忠誠、背叛相關的界線都是在時間、空間與行動中產生」（iv）。她進而表示：「這也許是為什麼把忠誠與背叛的複雜性說得最透徹的，不是哲學家、歷史學家，而是小說家。……在作者想像的世界裡，忠奸善惡不是截然二分的選擇，許多時候，人是在混亂、無奈狀態下，作成某個決定，或採取某個行動，但這不表示這些決定或行動必然沒有意義」（v）。

就男主角而言，他有對於元配和家庭的義務，對於政黨和祖國的承諾；另一方面，他對於自己的工作負有職業倫理，在歸化美國時必須宣誓效忠。然而，當他為了黨國交付的任務而決定進入美國機構，代為蒐集情報，就已是從事背叛的活動──儘管他辯稱所作所為有益於促進如父母般中美兩國的外交關係，俾使祖國和歸化之國共獲其益。這點讓人聯想到金無怠本人的「無愧於心和中美兩國」之說，但對於受到外交衝擊的台灣而言，當然是深受其害。

另一方面，國家對於國民，尤其是執行任務的人員，也負有責任。為了讓蓋瑞能安心從事間諜工作，他的情治上司承諾妥善照顧其家人，給他金錢酬勞，一路加官晉爵。但在漫長的歲月中，上級一再拒絕他回家探親的請求，蒙蔽了妻離子亡的真相，並以有利於工作為由要求他隱瞞已婚，在美國成家入籍。東窗事發之後，蓋瑞原本期盼憑自己的功勳，中國政府會出面營救，不料對方竟撇清關係，致使他尋短。如此說來，多年效忠黨國、犧牲天倫之樂的蓋瑞，連毛澤東都表示「這個人值四個裝甲師」，但在失去利用價值時，立刻遭到祖國背叛，一如敝屣。

哈金在自序中表示，「個人與國家的矛盾……是當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主題。」這也是他在創作與論述中一再觸及的主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自由生活》的男主角武男在詩作〈交鋒〉中表示：「忠誠是條雙向道。」在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放逐入英文〉（“Exiled to English”）一文中，哈金也指出：「對一些中國人／華人來說，我選擇英文是一種背叛。但忠誠是條雙向道。我覺得自己被中國背叛了，因為它壓抑自己的人民，使得藝術自由不可得。」《背叛指南》中數度透過莉蓮道出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並以其父蓋瑞與外甥本寧來體現各自的抉擇。《背叛指南》在敘事上以兩條軸線來鋪陳，使得對忠誠與背叛的辯證，能跨度到個人、家庭與國家彼此之間。至於哈金選擇以女性為敘事者，探索家族三代的生命故事，為其行蹤與心跡繪製地圖，更為全書增添了性別的面向。這種情形一如羅久蓉在《她的審判》所指出：「性別與生命書寫以說故事方式所形成多元敘事架構，具有更大的包容力，能夠容納不同的觀點、聲音與立場，釐清忠誠與背叛、個人與集體、歷史與記憶、性別與空間背後複雜的脈絡。凡此種種，均有助於人們跳脫傳統以權力與對抗為主的二元思維，正視『人的處境』，建立一套以『人』為中心的國族與性別論述」（xiv）。

總之，《背叛指南》透過巨大歷史時代的個人故事，呈現了忠誠與背叛的錯綜複雜以及「人的處境」。也許在重重的背叛與欺瞞之中，在許多的混亂與無奈之下，回歸到基本的人性、親情與愛情會是一個安身之處，至少是令敘事者安心的作為，進而對芸芸眾生的處境與行為具有更多的體認與悲憫，這或許是本書所提供的又一個可貴的指南。

    二○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台北南港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