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帶燈》發表於2013年1月，是著名作家賈平凹的最新力作。在這部近四十萬字的鴻篇巨著中，作家通過對一位山區鄉鎮女幹部帶燈的心路歷程的細膩刻畫，反映了處於社會轉型期的鄉土中國，基層幹部與鄉村百姓的人生百態，以及官民之間糾紛不斷、黑惡勢力橫行的當代社會困境。

帶燈原名螢，市農校畢業後，來到秦嶺山區的櫻鎮政府工作。書中描繪：這時“秦嶺已經不再混沌著，雲遮霧罩”，“這年代人都發了瘋似地要富裕，這年代是開發的年代”。顯然，螢是在開發大潮掀起後，來到櫻鎮的。

螢不滿意自己的名字，就改為“帶燈”。她想以自己的螢火之光，為村民照明、為鄉鎮造福。帶燈高雅脫俗、富於夢想，她到鎮政府工作不久，即發起全鄉鎮的“滅虱”活動，因遭到頑強抵制而告吹。

作者在本書中使用了不少隱喻，有很深的寓意。例如小說裡一再提及的“皮虱”，在不同的場合，就有不同的含義，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賈平凹說，“你們一看書，就知道了，不必明說”。

“滅虱”活動的夭折，使帶燈認識到了“皮虱”的威力。“從此，她再沒有提過任何建議，鎮政府分配她幹什麼，她就去幹什麼，盡力幹好。”但她做到了潔身自好，絕不同流合污。當別的鎮幹部們吃喝玩樂時，她就去讀書；或者下鄉走訪。在全鎮幾十個鄉村中，她誠心為鄉民辦事，和窮人交朋友，書中寫她“村村都有老夥計”。就這樣，她在鎮政府幹了好多年。

有人為她惋惜，說她在鎮政府工作是“鮮花插在了牛糞上”。

隨著社會進入轉型期，鎮政府的主要工作由“催糧催款和刮宮流產”轉變為“尋找經濟新的增長點、和維護社會穩定上”。為了應付這個新局面，鎮政府成立了“社會綜合治理辦公室”，並任命帶燈為綜治辦主任。

當了綜治辦主任的帶燈，一下子被拋進全鎮各種矛盾、糾紛的漩渦中心。她帶著唯一的助手竹子、一位年輕的女大學生，不厭其煩地和形形色色的上訪人員打交道。 例如“上訪專業戶”王後生、沙場老闆元黑眼、挑撥是非的馬連翹、偷盜雷管炸藥的宋飛、等等。小到因為一棵樹而爭執、大到聚眾鬥毆而鬧事。帶燈不僅要接待鄉民、排解糾紛，還要阻止上訪、甚至暴力截訪，綜治辦成了鎮政府壓力最大的部門。

帶燈的工作瑣碎而繁雜，充滿了矛盾和鬥爭。她既要艱難地履行綜治辦的職責，又出於善良的本性不願傷害無辜的鄉民。例如十三個在大礦區打工不幸得了矽肺病的卻羞於人言，困在家中待死，她和竹子就多方奔走，替他們維權。她以自己微弱的光芒，哪怕為鄉民驅走一小片黑暗。她盡力為鄉民辦事、深得鄉民的信賴。

鎮黨委書記為了抓“政績”，不顧環境污染，千方百計地要給櫻鎮引進一個“大工廠”（就是別的鄉鎮都不敢要的蓄電池廠）。當他得知村民王後生散佈“蓄電池廠污染環境”時，勃然大怒，派人把王後生叫來，不僅當面威脅要打斷王的腿，還下令王立即自費購買紙墨，書寫六幅“大工廠造福櫻鎮”的標語，在全鎮張貼。

帶燈得知消息，立即趕來給書記說“他家裡窮得叮噹響，肯定是掏不起筆墨紙錢的。“書記說：”這我知道，我偏讓他掏，讓他長記性！”。帶燈就用綜治辦的錢買了紙墨送到王後生的家，在王家還及時勸止了兩個鎮政府幹事、正要搶走王家賴以生存的一袋包穀，揚言用來抵押紙墨費。王後生被迫寫了大標語，還在自己的衣服後背上也寫著“大工廠無污染”的字樣，才得以過關。

王後生不愧為上訪“專業戶”。雖然他的上訪“屢戰屢敗”，但他毫不氣餒。當櫻鎮引進的“大工廠”正式開張、櫻鎮的本地“皮虱”也開始四處橫飛時，王後生又糾集十多人簽名，準備再次上訪，狀告鎮政府“污染環境”。但他再次被人告密，被傳訊來到鎮政府。

這次負責“審訊”王後生的是馬副鎮長。他拋開綜治辦，直接坐鎮指揮，鎮辦公室主任白仁寶、候幹事、翟幹事和吳幹事等四人充當打手。他宣佈：誰要能把上訪書和簽字名單從王後生嘴裡掏出來，賞金200元。

白仁寶首先進去把王後生拳打腳踢一番未果，接著吳幹事進去見王仍不說話，就扒開王的嘴巴，向王嘴裡吐了一口痰，王後生竟然強忍恥辱，咽了下去；輪到翟幹事，他把王帶到廁所，放開大白狗，一下子把王推倒在糞池裡；最後出手的是吳幹事，他讓滿身糞汙的王後生靠牆站著，拿著水管，對著王臉上、身上猛噴水。王後生被水、糞澆灌得幾乎要窒息，迷亂中供出了上訪材料的所藏地……

作家筆下的山村鎮政府，和電影裡黑社會的刑訊室沒什麼區別。

帶燈瞭解上邊的底細，更瞭解下邊的冤情和苦水。正像她給遠在省城工作的省政府大官、鄉人元天亮所寫的短信那樣：“ 鎮政府的生活，綜治辦的工作，醞釀了更多的恨與愛，恨集聚如拳頭使我焦頭爛額，愛卻像東風隨春而歸又使我深陷了枝頭花開花又落的孤獨。”

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使善良正直的帶燈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她或許真地是“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她的詩意、她的夢想，在櫻鎮無處訴說，於是她把並未見過面的元天亮當做了理想中的傾訴對象，她為自己虛擬了一個精神世界。

她通過手機，常常給元天亮寫信：

“你已經是，是我牧羊路過的一棵大樹，雖然我抵達的是低矮的草地，可我的心在大樹上。我放牧著羔羊你放牧著我的幻想。

我在坡上拾地軟了，曬乾後給你寄。城裡肯定吃不到這鮮物兒，你可以包包子，做餛飩，就回到你夢牽魂繞的故鄉了。”

“櫻鎮上的人都在說我的美麗，我是美麗嗎？美麗的人應該是聰明的，這如同一個房子蓋得高大平整了必然就朝陽通風而又結實耐用，但我好像把聰明沒用在地方，因為我的人生這麼被動。”

“ 哦，引進的大工廠真的是高污染高耗能嗎，真的是飲鴆止渴的工程如華陽坪的大礦區嗎？什麼又是迴圈經濟？櫻鎮上有人議論，說你的長輩為了櫻鎮的風水寧肯讓貧困著，而他的後輩為了富裕卻終會使山為殘山水為剩水。但我不相信，這怎麼可能呢？對於櫻鎮，不開發是不是最大的開發呢？我不知道。”……

作者用簡樸厚重的文字鑄就了整部作品，卻用散文詩似的語言來抒寫帶燈給元天亮的篇篇短信。書中的帶燈似乎有兩個：即現實中的帶燈和理想中的帶燈，給元天亮寫信的正是後一個。所以小說的文字風格和寫短信的風格渾然不同，藉以區分“一半是現實一半是浪漫、一半是暴力一半是詩意”的兩個矛盾而渾然不同的帶燈。

除了寫信抒發內心無處安放的詩情和畫意外，帶燈還特別關注電視裡的“天氣預報“。天真的竹子不理解，問她為什麼，帶燈脫口回答道：“我在看天意”。“天意”是什麼？難道真的如帶燈所言 “天氣就是天意”嗎？在賈平凹筆下，“天意”二字似乎還有其它玄機。

強制性的“維穩”畢竟未能奏效，櫻鎮還是出事了。正當馬副鎮長率領鎮政府其他人員在酒樓集體醉酒時，鎮政府違規批復的的兩家“沙場”，終因爭奪地盤和資源發生了大規模械鬥。

先是元家弟兄元老三打傷了為薛家幹活的二貓，薛家拉布兄弟趕來報復，又把元老三打得“眼珠子吊在臉上”。元黑眼得知兄弟被打，就帶著剩下的三兄弟衝到拉布家報仇，一場更大規模的械鬥開始了。帶燈和竹子在現場不但無力制止武鬥，帶燈還被元老四提起來扔到臺階旁，頭上撞了一個洞，鮮血直流，竹子也被打傷。現場圍觀的麻木鄉民只是空喊“別打了！”，但卻無人下場幫助制止鬥毆………。

當馬副鎮長領著派出所的人終於趕到時，人們質問“你們怎麼才來！”除了現場躺著血肉模糊的八個傷者外，兇手們早已逃之夭夭。馬副鎮長指揮著、把帶燈、竹子等傷者，都送進了鎮衛生院搶救。

這次鬥毆事件，死亡一人、致殘五人、傷及三人，縣裡定性為“十五年來全縣特大惡性暴力事件！”處理結果：書記、鎮長沒有責任，有直接責任的馬副鎮長僅做了個“書面檢查”即了事，而受了重傷的帶燈、竹子卻被指責為“鬥毆期間，缺乏有力措施”，“給予帶燈行政降兩級處分，並撤銷綜治辦主任職務。給予竹子行政降一級處分。”

外傷未能使帶燈倒下，人世的扭曲、黑白的顛倒、鄉民的麻木、替罪羊的角色卻給帶燈造成了深深的內傷，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使她產生幻想、精神分裂、患上了“夜遊症”。竹子數次在深夜裡跟蹤帶燈，發現深夜的帶燈精神煥發、竟然和瘋子約會，尋鬼捉鬼……

一隻帶著螢光飛來櫻鎮的小蟲，儘管心比天高，終歸未能逃脫“火焰向上、淚流向下”的宿命，回歸為一位暗夜的幽靈。帶燈希望燃燒自己、救贖世人，結果連自己也未能救贖。帶燈的悲劇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而是代表著一大批人的不幸命運。作家筆下的帶燈形象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

竹子把帶燈的病情如實向鎮領導做了彙報，然而領導不但不相信帶燈病了，書記竟然陰險地反問竹子：“你該不會為處分的事而要脅我們吧？！”書記的話終於激怒了竹子，她回到房裡，大哭一場，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就將櫻鎮如何發生鬥毆事件，帶燈和她如何經歷現場，最後又如何形成處分，一五一十全寫了。”

當竹子到郵局寄信時，路上碰上了王後生，王後生對竹子說：“我只說我們當農民受委屈，鎮幹部也有委屈事呀！”。竹子把寫好的上訪材料，乾脆拿出來，毫無保留地給王後生看了。這對上訪和截訪的對頭冤家，突然彼此同情起來。

當你有緣閱讀這部小說，讀到此處，你能不為貓和老鼠的相互和解、甚至最終站到了同一戰壕、而感到滑稽可笑嗎？笑過之後，內心泛起的只能是更深的悲哀。我忽然想起了“林沖雪夜上梁山”的故事，竹子，這不又是一個“林沖”嗎？

小說的尾部，有竹子和病中的帶燈在山坡採擇野菊花的情節。帶燈說要將“滿坡的野菊囚在枕頭裡，給你給我。”竹子驚問“給我？”帶燈說“是元天亮”，並重複說“元天亮啊！

小說中的元天亮其實是個虛虛實實的人物，並未真正出場，“佳作真來真亦假”。帶燈寫給元天亮的幾十封書信儘管情義綿綿，但那不是“情書”。前文說過，患單相思的是帶燈的另一半。這些用真情和淚水寫就的美文，是夢幻中的帶燈心靈的寄託和期盼。帶燈一再呼喊“元天亮啊！”，我的理解：帶燈，就是“等待”，等待天亮、願天亮啊！帶燈呼喚的“天亮”，不就是鄉土中國急需的的公平、正義和法制嗎？！

本書的封底有四句話：“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场清水静流的爱恋，一次螳臂挡车的抗争，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這是作家本人對本書的權威概括。

賈平凹說過“既然不能女媧補天，那也得杞人憂天麼。”作家“披著牛衣”，面向黃土，不但描繪了帶燈的人生悲劇，同時也熱情謳歌了當前鄉土中國一批像帶燈這樣為民所期盼、所信賴的優秀鎮幹部。能夠如此動情地在小說中反映鄉鎮幹部的困境和命運的作家，賈平凹應當算是首位吧。

有人說《帶燈》是“賈平凹最瑰麗的憂傷小說”，這我同意。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小說的最後，作家還是讓讀者看到了希望。小說寫到：“不經意間，櫻鎮上說起了灣彎裡有了螢火蟲……，每到黃昏，就突然聚集了大量的螢火蟲，簡直是一個螢火蟲陣呢。”

有了更多的螢火蟲，而且還出現了“螢火蟲陣”，這不就是希望所在嗎？

（ 2015年7月21日在聖地牙哥作協簡介賈平凹小說《帶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