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我很早就有記憶，三四歲時，父親用一隻手掌，撐著我的肚子，把我舉得高高的，我在空中又叫又笑的情景，至今鮮活。那時父母都年輕，妹妹小我三歲，一家四口住在北京西城的一個四合院裡，家事烹飪有女傭何媽。每隔幾天總有那麼一次，母親懷抱妹妹，我坐在父親的腿上，兩輛洋車「即黃包車」直奔餐館，最常去的一家叫「西湖食堂」，因那兒有我最愛吃的「芙蓉雞片」。然後再坐上洋車去看戲，我獨鍾情青衣花旦，稱他們為「小媳婦」。怕看花臉，常是伏在父親的身上，朝旁邊東張西望，囑咐他「小媳婦」上場要叫我。

歲月不息的靜靜流轉，氣氛祥和溫馨，我卻總是那樣憨憨的一個小女孩。胃口好，臉蛋子圓圓的，紅得像蘋果。話不多，口才也不溜，不像妹妹那麼伶牙俐齒，她不滿三歲就會數落人。北方老式房子門檻高，她動扎往門檻上一坐，朗聲宣佈：「二姑娘要罵人了」。「二姑娘」是何媽對她的稱呼。何媽稱我為「大小姐」，有次來客人問我叫甚麼名字？我笑咪咪的答「我叫大小姐」。客人走後父親對母親道：「以後都叫名字。甚麼大小姐！都給叫傻了。」那時我和妹妹都不叫現在的名字，我叫「愛珠」，外祖父給取的名，取愛如掌珠之意，大人們都稱我為「珠兒」。我們在北京搬過三次家，用過三個女傭，她們都叫我小名。

二姑娘數落人從父親開始，說他連關公爸爸的名字都不知道。再說媽媽不會畫美人，姐姐動了她的洋娃娃。說著撲上來抓住姐姐的手腕就要咬，媽媽把她拉開。她大哭起來，又說要畫美人，既然爸媽畫的都不對，就得姐姐畫。姐姐畫的美人像用火柴棍搭起來的，一條直線是腿，另條直線是手臂，幾條直線便完成，任誰看也不像美人。但是妹妹覺得像，已經破涕為笑。

家裡客人一直很多，叔叔伯伯的叫不完，節慶之日，圓形的大餐桌坐得滿滿。伯伯們看上去各個氣宇軒昂，幾個叔叔還在大學讀書，都是九一八事變後逃到北京的東北青年。他們每來必到父親書房，關上門一談就沒完。我不知他們談啥，只覺等得不耐煩。叔叔伯伯們都喜歡我，常會摸著我的頭頂說：「珠兒這孩子敦厚」。

最疼我的是一位趙伯伯。東北人稱伯父為「大爺」。我叫他為「趙大爺」。父親與趙大爺為中學時代的同班死黨鐵哥們，年紀雖然差了四歲，卻一直是至交中的至交，因兩家都姓趙，趙大爺叫我把「趙」字取消，簡單而更親近的叫「大爺」。大爺家住天津，在北京也有住處，常常到北京來會朋友，幾個人一起聽名角唱戲，吃館子。他每次必給我帶來大麻花，蜜餞，和裝在漂亮盒子裡的洋糖「即現在的巧克力」一類的零食。

印象中大爺身型魁梧，濃眉大眼間有股豪俠之氣。有次我和媽媽妹妹剛吃完晚飯，忽見大爺匆匆而來，對媽媽道：「弟妹快給珠兒穿衣服，今天演《樊江關》，晚了趕不上。」媽媽忙給我穿上大衣，棉靴，戴上頂端有個大絨球的毛線帽，打扮像個不倒翁似的，歡天喜地的跟大爺走了。到了戲院，只見父親也在座，問：「你怎麼把她接來了！」。大爺頗不以為然的反擊：「珠兒愛看旦角戲，你怎麼不帶她來！」，「你太慣孩子了。」，大爺笑咪咪的道：「乾女兒嘛！」。大爺說過，想認我做乾女兒。無奈我的父母早有決定：他們的兒女，永遠不拜乾爹乾娘，連大爺這樣知近的朋友也不能例外。後來我曾為此暗自遺憾。

我剛坐定，臺上一位仙女般的「小媳婦」已經飄了上來，「他叫薛金蓮。」大爺低聲告我。我甚麼話也顧不得聽，兩眼就直勾勾的盯著臺上的美人，只見他身披繡花衣衫，腰間掛著寶劍，頭戴的五彩珠冠上還插了兩隻大羽毛，真是美得叫我喘不過氣。後來才知道，「樊江關」又稱「姑嫂比劍」，內容是說薛丁山的老婆樊梨花，和小姑薛金蓮比劍的故事。演樊梨花的好像叫梅蘭芳。

七七事變之前，我們便過著這樣中產階級和美的小日子。

那時我最大的秘密是常趴在大門縫裡朝外望，看別的孩子背著書包上下學。父母看在眼裡心痛，最後還是遂了我的願，讓我進入附近的小學，每天由女傭接送。但做學生不滿兩個月，就舉家搭上開往天津的火車蹌踉慌張外逃。目的地是天津。

因知去天津必到大爺家，出發前我便開始興奮。平時父親每個月至少去天津一次，有兩次還帶了我去。大爺家住在英租界一棟白色的洋樓裡，房間很多，門裡有人守著。大爺和大娘有兩個孩子，都比我大好幾歲，我稱為大姐小哥。他們一家人都很疼我，大娘帶我去吃西餐，還逛商場買玩具，使我回到北平後，總覺家裡的菜不如西餐館的奶油洋蔥湯味道好。

全家去天津玩！我樂得半夜睡不著覺。次日天一毛亮母親就喚我起床，我驚奇的發現，她沒有穿每日必穿的旗袍，父親也沒像平常那樣穿西裝打領帶，而是穿了一身買賣人的短杉褲掛。我嘻嘻的笑了起來，正想說他們的模樣好奇怪！卻被嚴肅囑咐：「有人問去天津做甚麼？要說去姑媽家。」

一位在大學讀書的王叔叔，雇了三輛洋車來接我們，「街上還算平靜。不過路口上有日本兵。」他表情沉重的說。

還是照老樣子，母親懷抱妹妹，我坐在父親的腿上，王叔叔替我們帶著兩隻小箱子，拉起車蓬奔向車站。那時我已懵懵懂懂的有了一點概念，知道發生了大事情。是朱老師說的：「小日本來打我們了」。遠遠的看到穿著軍服的兵士，感到懼怕。

這次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月臺上擠滿提箱攜袋的人，但異常寂靜，顯然是不敢吱聲。母親緊握住我的手，父親抱著妹妹，王叔叔提兩隻箱子在前面開道，仍是寸步難行。擠了許久，父親才把母親和妹妹送上火車，找了位子坐下，然後打開車窗，接過王叔叔舉在手上的我。王叔叔自己並沒上車。我悄悄地問父親：王叔叔為甚不跟我們去天津？父親立刻用眼色止住我，低聲道：「王叔叔要上學，他不去。」。過了一會我又忍不住悄聲問：「我們不再回家了嗎？王媽等著我們嗎？」，「我們過些天就回來。叫你別說話，怎麼問個沒完！」

王媽也是跟我關係密切的人，每天清晨父母和妹妹還沒起床，我已經爬起來躦到王媽屋裡，她給我洗臉梳頭，沖奶粉煮雞蛋，從胡同口攤子上買來剛出鍋的油餅，我就坐在專用的小桌前，看著窗外的日光樹影大嚼早餐。院子裡花木繁多，我多叫不出名，身量太矮，也無法攀折，有天午後王媽塞給我一朵好大的向日葵：「這好吃，瞧，葵瓜子哦！」，她說著嗑了枚瓜子喂在我的嘴裡。葵花上居然長著瓜子！對我無異是出乎想像的新發現。那天下午甚麼淘氣的事也沒幹，就聚精會神的一粒粒的對付那些瓜子。後來我去上學。王媽每天接送，牽著我的手走過長長的胡同。臨別時母親說：「叫你兒子趕輛車來，把有用的東西全拉去。」，王媽點點頭眼淚卻流下來，「我捨不得珠兒」她看著我說。見王媽流淚，我一把抓住她的衣服，激動的叫起來：「我要王媽也去！」。

火車終於開動，像一隻氣喘咻咻的病牛，走幾步便停下來，沒人知道何時再開。深秋九月，車廂裡懊熱得彷彿要爆炸，逃命的人塞滿每寸空間。鐵道邊站著排列整齊的日本軍隊，刺刀在陽光下閃亮。日本兵隨時上來搜查抗日份子。隔幾個位子的一位胖老頭熱死了，他的家人在哭，只聽有人道：「不要哭！日本兵知道要扣車的。大夥倒楣。」，另有人說：「把手帕蒙在他臉上，弄成睡覺的樣子。唉！」，那家人果然不哭了，車內立刻沉靜下來，只有我的妹妹渴得隔一會叫上兩聲。帶的飲水喝完了，父親要越過人群下車去買水，我用力抱住他一條腿，說死說活都不讓他下去。因我直覺的認為，他就是日本兵要找的抗日份子。恐懼的滋味使我在剎那間長大，懂得了人間其實並不像我以為的那麼和順美好。

走走停停，終於到了天津站。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全車人都鬆了一口氣。大爺的司機鎖子已等侯多時，他說：「我們老爺著急得很哪！」

白樓一共三層，大爺一家住一樓，三樓有間大廳擺了張大桌子，四邊擺著靠背椅。另有兩個臥房，都空著沒人住，父親帶我去的那兩次，都是頭天去次日歸，就住在有天窗，躺在床上能看到星星的那間。每次父親都把我先安置在床上，叫我「乖乖睡覺。我去跟大爺說會兒話。」，接著就聽到大爺跟好幾個人進了大廳，父親和他們不知聊些甚麼，我望著星星便入了夢。

到達時大爺和大娘迎在門廳裡，見到我們一家不勝喜悅，大爺說：「兩個小時的車程。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能到就是萬幸！」父親把路上的情況說了一些。大爺摸摸我的頭，道：「怕了吧？外面亂，別出去，你看天井裡還有滑梯呢！你大姐小哥放學回來會帶你玩。記住，別出去。」，「我就在院子裡玩，媽媽說外面有拐小孩的。我不出去。」，大爺對我的答話異常滿意，讚我是「聽話的乖孩子。」

我們一家人被安排在二樓的套間裡。二樓共兩個套間，另間住著一對丁姓夫婦，大姐小哥稱他們為舅舅，舅母。媽媽命我我也跟著這麼叫。總之，一晝夜間我的生活整個變了樣，沒了滿是花果的四合院，沒了王媽和朱老師，卻有了一堆新的親人，有滑梯和噴水池的天井，尤其讓我喜歡的，是我家客廳裡的壁爐。我並不知壁爐是用來生火取暖的，當天就和妹妹扮起家家來，兩人面對面的坐在壁爐裡。

「我非跑這一趟不可。你就帶著孩子跟在田夫婦吧！有照顧，我辦完事就回來。」

「你別擔心，這裡是英租界，我們跟著大哥大嫂很安全。你倒是注意自己，快些回來．．．。」

「我知道，你別擔心．．．。」

我聽著父母的談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次日醒來，母親對我幽幽的說：「你爸已經去南京了。」

我不知南京在那裡，父親突然離去令我茫然，愣了半天才問：「爸爸怎麼不帶我們？」。

「你爸有事，不能帶。你可不許出大門啊！」媽媽把她囑咐了好幾遍的話又重覆一遍。

其實大門有老徐看守，總緊關著，沒他打開誰也出不去。我每天就樓上樓下的跑來跑去，有時和妹妹扮家家，有時站在客廳的陽台上朝下看天井，那天正站在噴水池旁呆望，一抬頭見大爺對著我笑：「看甚麼呢？」，「看噴出來的水。」「哦！好看嗎？」「好看。亮亮的，像玻璃。」，「像玻璃！唉！你是待得悶了。」大爺牽我到他的家裡，對大娘說：「把小丫頭給悶壞了。」說著把我帶到書房，他坐在書桌前，給我幾張紙一隻鉛筆：「大爺做事，你畫畫。」。我趴在一邊的椅子上，寫著人，手，足，刀，尺之類我會的字。「還會寫字哦！」，「我還會背詩，媽媽教的。」「還會背詩哪！背給大爺聽聽。」，大爺停下正在寫字的筆，滿臉笑意的看著我。我一點也不扭捏，立刻朗聲背道：「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大爺直說「不錯」。大娘要我留下吃晚飯，我裝成大人的模樣辭謝：「不要客氣，媽媽在家等呢！」，大爺和大娘都笑起來，說「這孩子有規矩。」

從此我便常常到樓下去找大爺，他總是笑咪咪的歡迎我：「呦！珠兒來啦！」，多半在書房裡，他坐在書桌前，我趴在一邊的椅子上又寫又畫。我發現，不單我不許出大門，這門裡的大人們也不出去。沒見大爺出去過，有天我忍不住要求：「大爺帶我去看戲！」，「大爺忙，不能帶你去看戲！」他拒絕得好乾脆。來訪大爺的客人是真不少，北京的王叔叔也來過。有兩次忽的冒出一群，足有十來個人，他們在三樓的大廳裡嘀嘀咕咕的，沒完沒了的不知說甚麼？鎖子坐在樓梯口，任誰也不許上去。那一陣子我心裡好納悶：這麼多叔叔伯伯聚會，為何獨缺我的父親，父親到底去了那兒？怎麼這樣久不回家？我把這話問媽媽，她答「你爸會回來的」竟流起眼淚。把同樣的話問大爺，他立時沒了笑容，淡淡的道：「就快回來了」。

有位女中醫陳大姑，在北京時曾數次來我家，父母和他們的朋友談起她時，都不忘提她的業師施今墨是北京四大名醫首位。陳大姑戴著瓶底厚的近視眼鏡，穿著沒有腰身的長袍，帶著一大罈子名牌黃豆醬，到天津來看大爺和大娘。鎖子有力氣，把醬罈子扛在肩膀上，一口氣奔上三樓大廳，陳大姑和大爺大爺大娘跟著上去，我像條尾巴似的，緊隨在後。

我看到陳大姑用小刀慢慢竅開黏在罈口上的油布，然後和鎖子小心翼翼的，把盛著醬的油布抬出丟在旁邊的盆子裡，又掏出一些油布棉花之類，「你看看吧！」陳大姑對大爺說。我想罈子裡一定有好玩的東西，連忙伸長腦袋瓜去探望，不料大爺拉過我，說「珠兒回家去，大爺今天不能跟你玩。」。他一點笑容也沒有，我只好獨自訕訕地下樓回家。罈子裡的東西我已看得很清楚，但認不出那是甚麼？直到數年之後在重慶，老師給講解「武器」二字，把一張相關的圖解掛在黑板上，其中有一種叫「手槍」，使我猛然記起在醬罈子裡看到的東西。原來那是手槍，而且不只一把。

那一陣子白樓裡的氣氛沉鬱，媽媽常常暗自流淚，叔叔伯伯們來訪大爺，頻頻提到父親的名字，還說甚麼「大沽口」「日本人」等等。我聽不懂他們在說甚麼？但能感覺到發生了大事。有天和妹妹在樓梯旁玩扮家家，忽聽有人急促的跑上樓來。那人穿件灰布長袍，頭髮蓬亂漫腮鬍碴，黃瘦的臉上白眼球泛紅。再仔細一看，不由得大叫：「爸爸！」。

整個白樓轟動了。大爺大娘，丁家舅舅和舅母，還有從北京來的兩位叔叔，都來到我家。大爺說：「我派人打探，帶回的消息都不樂觀。能回來太好了！」，父親敘述：到大沽口，日本軍隊知道乘客中有「抗日份子」，便以船上有人生霍亂為藉口，扣住不准進港口。還說為了阻止傳染病流行，也許得放火燒船。足足在大沽口扣了二十一天。因英國人幫助交涉，最後由幾位英國醫生陪同，逐一檢查了全船乘客，證明並無霍亂或其他傳染病，日本人再找不出別的迫害理由，才放行的。

父親脫險歸來的一個月後，我們全家登上開往香港的輪船，送行的只有大爺和鎖子。鎖子幫拿行李，大爺牽著我的手走上舢板。舢板盡頭和上船處隔有幾寸寬的空隙，朝下一望是洶湧的海水，我懼怕的不敢邁步。大爺用雙手托在我的腋下，一下子把我放在船上。臨別時我緊緊的抓住大爺的手問：「大爺，你不跟我們一塊兒坐大船嗎？」，大爺模著我的頭笑道：「你大娘和大姐小哥在家等我呢！大爺不能跟你坐大船。」，「叫大娘和大姐小哥一塊兒嘛！」我急切的說。大爺嘆了口氣：「唉！傻孩子啊！跟你爸媽去南方吧！再見大爺時你就是大姑娘了。」。母親在一旁道：「你大爺多疼你啊！給大爺行個禮，說再見。」，我垂下雙手，恭敬地行了一個禮說：「大爺再見。」。

大爺與爸媽互道珍重後終於於離去，我踮起腳根翹首張望，直到他高大的身影在人群中消失。

我並沒有再見到大爺，他沒有看到我長成大姑娘的樣子，因為在我們離開天津的次年，他就被日本憲兵逮捕。因堅決拒供而被殺害。

與大爺相熟時我是幼童年紀，除了感覺他疼我慣我，渴望跟在他身邊之外，有關他是甚樣的人及其他一切，全不懂不知。我記得明確而深刻的，是在他那兒得到的溫暖，快樂，和濃眉大眼間的慈愛笑容。後來隨著自己的成長，才明瞭一些大爺的生平背景和所作所為，知道他的死也是在多年之後。

原來那棟白樓是「抗日協會駐天津辦事處」，來往進出的叔叔伯伯，包括陳大姑，鎖子，王叔叔，丁家舅舅等全是抗日地下工作者。大爺的頭銜是辦事處主任，職責是統領華北，東北地下抗日。我的父親是抗日協會的第三組組長。「抗日協會」在上海成立，後遷南京，直屬當時的國民黨總部。大爺留學日本，工科畢業。辦過造紙廠，平日以實業家的姿態出現，家庭幸福，生活優裕，卻選擇為國家獻出生命。那位把我從窗子遞進火車的王叔叔，也於1941年被日本侵略者殘酷殺害，死時才二十九歲。

七十餘年過去了，今天的世界早是另番面貌，各處的中國人大體上都過得安和樂利，但我並沒完全忘記那個苦難而特殊的年代，和那個時代中不平凡的人與事。如今已屆髦之齡，偶然仍會憶起這些屬於我童年的悲歡，亦仍有說不盡的緬懷與惆悵。多年前，經我父親的奔走努力，終於把大爺的靈牌送進了位於臺北的忠烈祠。但王叔叔卻是被拒於門外，英雄無名，令人慨嘆！

海峽兩岸都有關於大爺的記載。其中以大陸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出版的「民國人物大辭典」記載得最簡單明瞭：

「趙景龍，字在田，黑龍江巴彦人，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生。幼年在鄉讀書。及長，赴日本留學，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1929年畢業。歸國後集資在樺甸創辦東北造纸廠。1931年九一八事變，領導樺甸造紙廠警衛，員工，组織地方民團，創立東北民衆義勇軍。後聯絡蓋文華等在哈爾濱组織東北民眾救國義勇軍政治委員會，策動東北民衆抵抗日軍。旋「東北民衆抗日協會」成立於上海，負責策動黑龍江全省民眾抗日，繼任該會天津辦事處主任。1938年国民黨中央調整東北黨務工作，將東北黨務辦事處由重慶遷天津，被派任該處執行委員會委員。1939年12月19日，在天津馬廠道安樂村被日本憲兵隊逮捕。1940年2月24日被害於吉林日本憲兵隊本部。得年40歲。」

(原載2015/7/26世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