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與現實─我的文學位置 (劉大任)

想像與現實─我的文學位置

劉大任

 (編按:  本文根據作者2011年9月19日在台灣清華大學的演講錄音改寫而成）

 

「五四」以來，關於文學的定位，主要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文學應該結合現實，反映現實；另一種意見針鋒相對，主張文學以擺脫現實、超越現實的表現方法為主，必須讓想像力自由翱翔。前一種意見，事實上已經成為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傳統，後一種意見，是近年接受西方文學影響之下的顛覆運動，目前已經氾濫海峽兩岸三地和海外的華文世界，駸駸然，有喧賓奪主之勢。

那麼，「想像」與「現實」，兩者之間，必然互相排斥，勢不兩立嗎？

我試舉兩個例子說明。不談當代，因為當代有關文學藝術的主張，始終跟政治意識形態和歷史文化反思糾纏在一起，一鑽進去，簡單立刻變得複雜，除了激動無謂情緒，對釐清問題，往往沒有幫助。我的例子，是從古籍堆裡找來的兩首唐詩，李商隱的《錦瑟》和杜甫的《登高》。

兩首都是傳誦千年的名詩，對文學有興趣的莫不耳熟能詳，為了節省篇幅，不再引述，只需指出，前一首，百分之九十是想像，現實給壓縮到極簡，照樣撥動每個人的心弦；後一首，百分之九十是現實，無限的想像空間，完全留給了讀者。然而，你能挑戰它們的文學地位嗎？

因此，我認為，在文學作品中，想像與現實所占比重多少，與文學作品的價值，沒有太大的關連。

想像與現實，本來就是文學作品內容的主要元素，這是常識。文學作品是人類精神活動的記錄，「想像」無論如何飛躍，總有個現實基礎，就是精神病患的妄想症，也可以找到某種現實，只不過，那個現實，可能是人體化學組合失調的結果；同時，文學作品裡面的「現實」，也非照相錄影，必須通過人類精神活動的感覺、認知和詮釋，才能形成所謂的「現實」，因此，「想像」與「現實」，其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這個常識觀點做題目，豈不是老生常談，有什麼啟發性呢？我的文學位置如果設定在這樣一個常識性的範疇裡面，能談出什麼道理嗎？

請大家稍微有點耐心，聽我解析一下。

但是，解析之前，讓我先講兩個小故事。

十二、三歲的時候，讀初中二年級，有一天，全校師生集合在大禮堂，聽一位校長請來的「文學大師」演講。

「大師」一頭銀髮，象徵智慧，著一襲長袍，果然仙風道骨。台下的我們，正襟危坐，洗耳恭聽。「大師」上了台，半天不說話，然後，慢條斯理，從口袋裡摸出一枝火柴，是好萊塢西部電影裡面牛仔英雄人物習慣在騷女人屁股上一劃就著的那種又粗又長的火柴，「大師」順手在講台上一劃，火柴燒著了。他把火柴高高舉起，用溫柔敦厚的聲音說：

「文學就像這枝火柴──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那時候的我，文學還沒開竅，不過，經常上圖書館，小說、散文和詩，樣樣入迷，但還不太能夠分辨好壞。聽到「大師」的偉大宣言，還是不覺目瞪口呆。

這還得了！文學的目的就是「自焚」！搞文學就得準備做「人肉蠟燭」！

再講一個故事。

十幾年前，台灣一位少年文藝刊物的編輯專訪，最後要我給有志於文藝的小朋友說幾句話。我仔細考慮了一下，說了下面一句話：「首先，不要聽老師的話。」

這句話，後來刊出的專訪裡面，給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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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故事都是我的親身經歷，兩個故事都直接間接牽涉到一個問題──常識。常識救了我，幫我看穿「大師」的虛偽；常識告訴我，在台灣那種「升學主義」的教育制度下，聽話的好學生，除了背書，除了對付選擇題、是非題的小聰明，腦子一般不會動，更別說叛逆了。沒有叛逆，哪來的文學！

我強調「常識」！

但是，請注意，我說的「常識」這兩個字，解釋上，必須寬廣一點，必須深厚一點。「常」這個字，除了「平常」、「通常」的意思，還有「經常永久」的意義；「識」也不止是「知識」，應該想到「見識」、「洞識」等等。

文學作品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文學作品是由一個「創作者」，通過他的精神活動，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句子一個句子，一段一段寫（現在也許是「敲」）出來的。「創作者」是人，他寫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每一段文字，都是一個重要決定，這無數的決定，是好是壞，是美是醜，關鍵就在「常識」。所以，我更要強調，建立「常識」是每一位創作者一輩子的事。這是艱苦寂寞的過程，每天都得做，閱讀、觀察、思考，一把劍，天天磨！同時，要有耐心，學會等待，若非水到渠成，不要輕易動手。

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好傳統──做人。人不是天生成的，必須通過學習、反省、修煉，把自己「做」出來。這個「人」，怎麼「做」？我也講一個故事。

我很喜歡的一位日本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有一次，指導一位女演員表演一場悲情戲。女演員念著台詞，不禁悲從中來，嚎啕大哭。小津先生喊停，把女演員請進房間，關上門，然後說：你是人？還是畜牲？畜牲痛苦才會嚎啕大哭，人痛苦時，臉上可能在笑，眼淚是往肚裡流的！

建立常識和做人，道理是一樣的，要求我們仔細分辨，特別是在細微末節那些地方。細微末節地方，最見真章，如果籠統糊塗，就是我們所說的「流俗」。當然，「流俗」也可以成就文學作品，但它屬於通俗文學，只剩下「娛樂價值」。

我的文學位置究竟放在哪裡？很簡單，只有一個方向──盡力擺脫平庸。是否成功，不知道，但就像我一個熱愛麻將的朋友說的，每摸一張新牌，都是希望。

再講一個故事。這一次，以自己寫作的一篇小說為例。

十九、二十歲那年，我在台北小小的「先鋒派」（台灣叫「前衛」，其實，兩個用語都是從英文的vanguard翻譯過來的）圈子裡混，當時，朋友們把我叫做「慘綠少年」，有些事，不會或不屑跟我講的。可是，有天，大家喝醉酒，就無話不談了。有位寫詩的朋友，平常時候，他是憲兵隊裡的一名老兵。那天，記不得是什麼因緣刺激他，酒精當然也有幫助，否則很難想像他會從內心深處最黑暗的壓力下解放出來，他暴露了一段自己親身的經歷。故事很簡單，若干年前，他奉命槍決政治犯，一個大學生，十八、九歲的姑娘。執行前，姑娘轉頭說：這輩子，還沒碰過男人，你們，隨便哪一個……。

聽完這個故事，我非常震撼，有強烈的衝動，想立刻寫出來。然而，問題來了，怎麼寫？擬了幾個方案，又一一否決。幸好那時沒寫，試想，一個「慘綠少年」，接觸這樣的題材，後果一定慘不忍睹。我等了二十年，直到自己在人世間翻夠了跟斗。

這個題材牽涉到文章開頭提到的「現實」與「想像」。「現實」就是白色恐怖，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層出不窮的「良心犯罪」問題。我的材料不夠豐富，而且，歷史紀實非我所長，我想做的，只是通過藝術手段來表現，這就要靠「想像」。可是，面對這樣的題材，我至少有點自知之明：一般的、平庸的「想像」，肯定不行，糟蹋故事不說，更褻瀆至死不放棄求生的犧牲者。

二十年後，有天逛紐約唐人街，在一家書店裡，發現一盤「江南絲竹」錄音帶，回家一聽，那種山溫水軟、纏綿悱惻的風味，忽然跟我心裡埋藏已久卻從未真正忘卻的那個故事，吻合上了。最殘忍的跟最甜美的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這就是我要的。我想了一個題目，叫它《四合如意》。「四合如意」豈不是四平八穩、心閑氣靜嗎？殺人這種血淋淋的事情，中國人幹起來，也可以稀鬆平常的。中國文化裡面，凡是形容「美滿幸福」，往往喜歡用四個字，例如「金玉滿堂」、「花開富貴」之類。

於是，通過「想像」，創造了三個人物，兩個場景，完成了故事。這篇小說一共才一千五百字左右，雖然不長，但也無法引述在這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一本短篇小說集《殘照》，《四合如意》就收集在裡面。

所以不厭其煩，把作者無需交代的創作經驗和盤托出，無非是要點明，「想像」與「現實」，根本沒必要處理成「互相排斥」、「勢不兩立」那種大場面，多少年來，沒完沒了的無數筆戰，到了今天，應該可以休兵了。至少，我的經驗告訴自己：結合現實、反映現實這個傳統，路子還是很寬，可以做的，還是很多，沒有過時淘汰的問題，只有好壞精粗；同時，顛覆傳統，解放思想，讓想像自由飛翔的這條路，也一樣寬廣，然而，同理，也不能回避好壞精粗。事實上，兩者不但不必對立，有時候，有機的相互結合，更海闊天空。顛覆和解放本身，不一定保證任何價值；結合和反映本身，也無任何保證。我還是必須再一次強調，不論選擇哪一條路，關鍵還是「常識」，更是「做人」，因為，文學跟所有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天生有個致命的敵人──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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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常識」和「做人」這個範疇，還必須補充幾句話。

特別是年紀大了，逐漸摸出自己的定位。英文叫做「Self-conception」，意思就是：自己怎麼看待自己？

我一向不把自己看成「作家」，覺得做一個「知識份子」比較心安理得。這個選擇，跟虛榮心與反虛榮心無關，只是覺得，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承，有一條軌跡，是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現代習慣的用語就叫「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的，這是我的國。「作家」一詞，聽起來比較專業，「讀書人」或「知識分子」，好像關懷面比較廣比較深。當然，「知識分子」的定義，特別是當代，非常複雜。多年來，自己反省，光是在接受前輩的影響方面，淵源就無法說清楚。挑幾個重要的說說吧。觀察社會，認識世界，美國五、六十年代的社會思想家C.Wright Mills，二十世紀末期的巴勒斯坦學者Edward W.Said，和當代依然活躍的英國無神論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對我的基本世界觀，都有一定影響。東方的作家裡面，我喜歡魯迅和日本的谷崎潤一郎，雖然兩人的風格，南轅北轍。西方的作家裡面，佩服杜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納、喬哀思，但總覺得跟他們有點距離，生性喜歡的，卻是我認為比較陽光的屠格涅夫和海明威。至於當代文學界朋友們熱衷的那些「大家」，馬奎斯、卡爾維諾等等，雖然讀過一些，還是覺得，恐怕還需要時間的考驗和淘洗吧。

我的文學位置究竟放在哪裡？很簡單，只有一個方向──盡力擺脫平庸。是否成功，不知道，但就像我一個熱愛麻將的朋友說的，每摸一張新牌，都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