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故鄉 (池元蓮)

散文

精神故鄉

池元蓮

   多年前,在美國《世界周刊》讀到一篇令我心靈震憾的文章。該文的題目是:『最後一代的NDR』。作者信懷南在文裡這樣寫:「最後一代的NDR, 指的是我們這批1937到1950年在中國大陸或香港出生,台灣長大,長住美國的「內地人」(Nei-Di-Ren)。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 50 年後,當後世的中國人回頭研究這一段歷史,他們會發現我們這些「內地人」是卡在東西文化的夾縫裡…,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對中華文化抱殘守缺,對西方文明汲汲營營,非常特別的一代。…我們的一生,不管住在那裡,始終是過客,而非歸人。」

當年第一次讀該文,心靈震撼,因我是那「非常特別的一代」的典型一員,只不過,我是從美國再飄移到歐洲的極少數者。多年後的今天,重新想起該文的內容,心裡又有一番感觸。今天的我徹底領悟到:我實在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

生長於中國歷史中一個荒亂與戰禍交迸的時代,我一生四海為家,城過城、江過江、洋跨洋;在香港、廣州、台北、歐洲和美洲好幾個城市都住過。無論住在那裡,日子都過得開心,從來沒有受到鄉愁的打擾。現今才明白,我沒有鄉愁,因我心裡根本沒有故鄉。

生於香港,但香港不是我的故鄉,它是我人生逃難途中的避風塘。中日抗戰,廣州淪陷,我的父母親逃難到香港,因此香港成為我的出生地。抗戰勝利,我們一家人返回廣州。不過幾年,內戰之火蔓延,我們再次從廣州逃難到香港,待了三年多,又舉家遷居台灣。數年後父母親又遷回香港。從此之後,我一個人在外地過自立生活,回香港僅是探親。時至今日,以前在香港的眾多親戚均已移民美國和加拿大,探親要到美國去了。

祖籍廣東,但在我心目中,那是個遺失了的故鄉。我對童年時在廣州居住過的三、四年,只有一片模糊的記憶。模糊背景中比較深刻的印象都是驚、慌、亂的事情,如強盜拿著刀槍到我家打劫、饑餓的男童在街上搶我手中的香蕉…。我對廣州沒有懷鄉感。

長在台灣,但台灣不是我的故鄉,因我是個「外省人」。我十一歲跟隨著父母到台灣,住在台北的廈門街,就讀於台北第二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後經過大專聯考進入國立台灣大學。在中學、大學念書的十年裡,本地人把我稱作外省人(或內地人),我亦自稱外省人。二十一歲大學畢業,便與台灣告別。我永遠感謝美麗的寶島,她給了我非常優良、異常嚴格的教育,替我打下了深厚的華文根基,對我日後在海外生活、工作、寫作都有很大的幫助。

曾在德國留學三年;然後又在美國加洲待了四年,先修碩士學位,然後留校做研究專員。我對那些在歐美做留學生的歲月有非常美好的回憶,但談不上有任何鄉愁。

那麼,丹麥呢?

丹麥是我人生道上待得最長時間的一個地方。我跟丹麥人結婚,做丹麥公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在語言、工作、生活習俗、社交人情等各方面都融入得非常理想。但,就是因為融入得又深又廣,才真正體會到,我還是丹麥國家的客人。陌生的丹麥人第一次見我,還是要問:「妳是從那裡來的?」

一方面,我感謝我的客鄉。她給了我一個安穩舒適的家,讓我在她美麗的土地上度過了數十載的幸福歲月。另一方面,我的潛意識卻無時無刻記得,我血管裡流著的是中華民族的血液,我身上的細胞飽含著華文文化,無論吸收多少西洋文化,不能改變我是華人的堅實核心。

我從1970年代開始英文寫作。今日回顧,我當時採用英文為寫作工具,向西方世界描述東方文化,其實是一種潛意識的尋根作為,只是自己還不曉得。

到了1990年,我彷佛接到命運的暗示,叫我在寫作尋根的路上改變方向。那年,我到美國探望母親,在姐姐的家裡看到一份華文報紙──《世界日報》,驚喜發現華文文化在美國的興盛發展。翻開副刊,裡面竟然有那麼多華文作家的作品!身在海外,也可用華文寫作,那不是一條理想的歸根之路嗎!

返回丹麥後,我便跑到一家中國餐館,向主人黃先生取得臺灣《聯合報》的地址。從那時開始,我踏上回歸華文寫作之路。不久,那些刊登在華文報紙上的作品引起創立歐洲華人作家協會的趙淑俠大姐的注意,來電邀我入會。一環接一環,由歐華作協進入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再進入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時光飛馳,如今我在華文寫作的路上已經走了二十多年了,背上的行囊裡有了滿意的寫作成果,當然是寶貴的收獲。但,最重要的收獲是:華文寫作替我找到了一個精神故鄉。

這個精神故鄉存在於海外,有如一片超越空間的遼闊大地。大地上面遍布著眾多的華文作家村落。每個村落各有不同的異國風情,但村民們從事的寫作均具有一大共同點:她(他)們在肥沃的華文文化土地上耕種,而泥土上長出來的花果菜蔬卻吸收了異國文化的陽光和雨露。

換言之,海外華文作家的寫作是文化交織──潛意識的、無意識的,甚至是意識的文化交織。作品的特色是:把當地的異國文化元素經過吸收、融合而同化為己有,從而開闢了一片別開生面的文化田園。

這片超越空間,無形無體,卻與中華文化緊緊連根的田園大地就是我的精神故鄉。每有機會見到從事文化交織的海外華文文友,總有遇到老鄉之親切感。

在丹麥的社交場合常發生這樣的事情。當丹麥朋友聽到,我是從事中文寫作的,便興奮地說:「那妳寫一本書,賣一、兩百萬本是不成問題的啦!」(他們這樣問,是因為根據世界統計,每一個國家大約有10%的人口是買書的人。)

我總是回答:「寫中文書是賺不到錢的!而且,我寫東西根本不是為了錢。」

朋友的反應大都是一臉大惑不解的表情,驚奇地說:「賺不到錢!那為什麼還要寫!」

將來,我會改用一個新的回答:「我從事華文寫作,是為了不要跟我的精神故鄉離開得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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