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1960年代的台北是個簡約的城市，文化活動不多，那時沒有華山藝文特區，沒有松菸文創，沒有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誠品書店，更没有辦大型藝文表演的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當時辦活動多集中在城中的中山堂、城東的國際學舍。

1963 年，位於城南的耕莘文教院落成，常舉辦各類藝文活動，台北市民從此多了一個文化去處。

耕莘全盛時期有二十幾位神父，一半以上是外籍，這些神父不論是在文學、神學、哲學或語言文化上，個個學有專精，分別在台大、師大及輔仁等校任教。現在回想，他們紮實的學術背景，給當時的校園及學術文化圈，帶來 一股清新氣息。

令人感動的是，神父們多年來把每月教書薪水回饋耕莘，培育下一代。當年這批耶穌會修道人在台灣超過半個世紀，如今垂垂老矣，他們對這塊土地的奉獻被稱為「正港台灣人」，一點也不為過。

當時我家住城南，遇到耕莘主辦我們有興趣的藝文塲合，我和母親早早就吃過晚飯趕過去。活動結束我們信步返家，邊走邊分享剛才的所見所聞。走累了，餓了，在南昌街夜市吃盤炒米粉配上潵了香菜末的牛肉清湯，感覺這個夜晚過得很充實，有個耕莘文教院真好！那是那個時代的小確幸。

記得有次耕莘舉辦新詩發表會，我和母親坐在台下聆聽詩人們朗誦作品。我注意到右前方走道邊坐着一位優雅女士，後來她走過來跟母親打招呼，母親給我介紹，原來是台大中文系的林文月老師，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文月，此後多年，我們交往亦師亦友。

人生多變，在耕莘初識那晚，我們三人誰也沒料到，三十五年後我在母親重病中完成她的傳記「從城南走來一一林海音傳」，由天下文化出版，為書寫序的，就是與我們母女相交多年的林文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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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暑假，我唸大二，報名參加了第二屆耕莘青年寫作班，從此從耕莘的台下觀眾變成實際參與者。

寫作班師資陣容堅強，余光中、王文興、張秀亞、白先勇、林海音、謝冰瑩、琦君、王藍、顏元叔、朱西寧等，都是當年重要的作家及學者。老師們受到寫作會創辦人張志宏神父（Rov. George  Donahoe) 誠懇無私的感召，傾囊而授，學員受益匪淺。張神父是美國人，卻徹底實踐中國傳統尊師重道的精神，每位老師下課，他都親自送到門口。相對的老師們也非常尊重他，喜歡他。

一個多月的課程紮實豐富，由於時間久遠已不記得上課內容，印象最深的是剛從美國學成回國的顏元叔老師，一連幾天講解希臘悲劇神話 Oedipus (伊迪帕斯）英文劇本。那戲劇性的對白，一字字從他低沉有磁性的嗓子吐出，抑揚頓挫，頗為生動。 我聼着聽着，眼睛飄向教室外長廊遠處的樹蔭，樹梢頂傳來陣陣夏日蟬聲，心中莫名感動，年輕的我初次體驗到文學的力道！

當時由伊莉莎白泰勒、李察波頓主演，根據 Edward Albee 同名舞台劇改編的電影「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電影名譯為「靈慾春宵」）正在上演，這部只有四個演員，一個室內塲景的黑白片，揭示美國上流社會知識分子的虛偽和醜行，探討道德的標準和界限，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得到五項奧斯卡金像獎，也為伊莉莎白泰勒贏得第二座最佳女主角獎。

當時台灣的國際文學資訊沒有那麼發達，但母親注意到這件事，找人把這齣當紅的舞台劇譯成中文「誰怕吳爾芙」，在她創辦的「純文學月刊」上（民國 56年6月號），以100 頁一次刊完，讓讀者一氣呵成讀完全劇。

剛從美國回來的王文興老師找來「誰」劇的英文劇本，在寫作班上教授。劇本讀起來辛苦，劇中人物神經過敏，喜怒無常，加上喋喋不休，排山倒海而來的英文對白，把讀者壓得透不過氣來。王文興為了激勵大家閱讀的興趣，他在課堂上一行行大聲唸，一段段耐心分析，幾堂課教下來，先苦後甘，給我們這批來自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不同科系的學生，開啓了一扇西方文學的視窗。

記得王文興還選教了一個英文喜劇，Oscar Wilde 的 Lady Windermere’s Fan。我唸小學時是國語片迷，曾經跟隨外婆看過早年中國電影公司拍的「少奶奶的扇子」，當時不懂這就是根據王爾德的名劇拍攝的，上了王老師的課才恍然大悟，原來我早就接觸到戲劇大師的作品了。

這也使我深深體會到，好老師不將就學生的程度，好老師提升學生的水凖，縱使要費更多心力。

現在回想當年寫作會安排的課程及內容，不輸當時大學文學系所，甚至更活潑多元。

寫作會的同學何其有幸，在那個年代能與國際文壇接軌，同步閱讀世界名著。

次年暑假，神父透過協助他甚多的秘書朱廣平轉達，鼓勵我再參加一屆，並希望我擔任班長。神父關心每一個學員，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但對我更多一份期望，我欣然接受。現在回想，當時年輕沒經驗，恐怕令神父失望，未能分擔他的重擔。如果沒記錯，當時副班長是郭芳䞇，芳䞇後來曽協助陸達誠神父轉型寫作班為寫作會。

記得有一次和張神父聊天，他提到，西方國家有些著名作家去世後，家屬常把遺留文物捐贈出來，回饋社會。這種事現在聽來沒什麼稀奇，但在半個世紀前保守的東方社會，是個新觀念。那時代沒有「保存文化資產」的概念，更沒聽說過「文化財」、「公共財」這類名詞。但神父的一番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

2001、2002年母親、父親相繼在台北去世，母親林海音是作家、資深編輯，也是成功的出版家。父親何凡（夏承楹）在聯合報寫了三十年「玻璃墊上」專欄，也是成功的報人，辦國語日報四十年。他們身後留下龐大的文物， 我們兄妹花了兩年的時間，整理出近三千件，捐贈國立臺灣文學舘，這批捐贈被視為1949年以來，台灣非常珍貴的文化資產。我在捐贈典禮上致詞説：「這批文物不屬於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它是整個社會的公共財。」

2009年夏天，台文舘在籌備兩年後，以七個房間設計展出我們捐贈的文物，展出時間將近一年，非常成功。後來部分又移借紀州庵展出。

我想張神父如在世，會笑得像個天真孩子般的對我說：「Julie，well done！」

前幾年在洛杉磯和寫作會同學于德蘭相聚，她的母親張秀亞和我母親是相知甚深的文友。德蘭提及，近年她陸續捐贈了張秀亞的文物給海峽兩岸文學舘。

寫到這裡也讓我回想到，當年張神父不但積極培養台灣的青年寫作人才，還支持有水準的文學刊物。當年他在有限的經費中，撥款訂閱「純文學月刊」，購買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書，送給學員做鼓勵。他說：「我很佩服林海音老師在那麼困難的情况下，堅持辦一份高水準文學雜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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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宏神父 1964 年從菲律賓調來台灣，兩年後在耕莘文教院創設青年寫作班及青年山地服務團。那年他45 歲，正值壯年，但看起來却比實際年齡老。嚴重眼疾造成視力衰退，動作也顯得遲緩。加上體質過敏，經常感冒。冬天到了，他的口袋裏永遠有條大白手帕，不時拿出來擦着紅腫不通的鼻子。

他戱稱自己「半瞎半聾」，他常說：「我看不清你們的臉，却看清你們的靈魂」。他的辦公室門庭若市，永遠有學生找他。在他去世前一年，擔任他秘書的喻麗清形容得最貼切：「他有一杯水，必先問遍身邊所有的人，真的沒有人口渴，他才肯喝。他有一塊餅，必先知道旁人不想吃了，他才肯吃」。

神父白天的工作做不完，只好挪到晩上做。有幾次我在圖書館耽到很晚，離去時經過二樓辦公室，其他神父都熄燈離開了，只有他還在一盞燈下工作，因為弱視，鼻尖都快觸碰到鍵盤了。叮叮咚咚的敲打鍵盤聲，在無人的長廊迴旋，特別寂寞。

他的桌上有堆積如山的文件書籍，找樣東西都得折騰一番，他東摸西抓，一張臉幾乎都趴在桌上也找不到。每次他都像個做錯事的小孩，紅着臉說：「有一天我要把桌子好好整理！」但他忙別人的事都忙不完，那有時間整理呢！

張神父富正義感，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即使再大的困難也要完成。他的堅持有時難免會得罪人，耕莘的神父們欣賞他天真的本性，稱他是「耕莘的小孩」。

有一年他因眼疾回美國開刀，耶誕節他來信說，手術不成功，醫生說他將來可能會失明。更令他失望的是，在美國的募款不理想，他原希望多募點錢幫助台灣的山地孩子及寫作青年。看着他一行行越寫越歪的英文字，很難過。過幾天，我收到姐姐祖美自美國的來信說，她和龔明璐（寫作會第一屆會員）送張神父去密西根機場，看着他獨自離去的蹣跚背影，不禁流下眼淚。

殊不知，那次張神父回台灣，就再也回不去美國了。

1971年寒假，張神父帶領一百多位學生健行橫貫公路，不幸被一輛貨車撞落立霧溪畔山谷，結束短短四十九年生命。

二月中旬一個晴朗的早晨，大家把神父送上彰化靜山，永息。

朱秉欣神父以「活得苦，死得慘」形容張神父的一生。的確，他一生在精神上及肉體上吃足了苦頭。1946 年到中國大陸傳教，因反共立場，被驅逐出境，後來到菲律賓宿霧教書十年。1964 年來到台灣，手創青年寫作班及青年山地服務團，成績卓然。沒想到在台僅短短六年就撒手人寰，留下許多未竟的理想。

多年來，寫作會在學有專精的陸達誠神父領導下，學弟學妹們積極熱心參與，培養出一代代寫作人，薪火相傳，如今已堂堂邁入第五十年，張神父地下有知，當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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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們從居住多年的墨爾本遷居舊金山，想到張神父是 1921 年在舊金山出生的，我對這座美麗城市，感到份外親切。

站在神父的家鄉海邊，迎着海風，遙望太平洋彼岸他長眠的彰化靜山。

當年18 歲的美國少年 George Donahoe，在關上舊金山的家門，踏入耶穌會修道院的那一刻，是怎樣刻骨銘心的許下誓言！

他那份無私的大愛，廣照在他接觸過的每一個人身上，直到永遠、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