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天涯美學”是我于新世紀交替前後數年來一直在探索和思考的一種新的美學概念。身爲一位海外華語詩歌的創作者，在深厚的本土文化，和異域的多元文化相互交錯進而融會的特殊情境中，我深深意識到，一種更爲廣闊的具有超越性的詩思，已日漸成爲一個海外華語詩人不可或缺的追求。

基于政治現實的壓力和個人理想的實踐，我于1996年移居加拿大，我把這段人生旅程稱之爲“二度流放”。初抵異國，雖曾自作潇灑地說過：“對我來說，移民只不過是換了一間書房”，但實際上思想與精神雙重的變化，使我無可逃避地處于一種時而尴尬，時而迷惘，時而信心飽滿，又時而空虛無依的境地。有時黃昏外出散步，在北美遼闊幽渺的秋空下，獨立蒼茫，不由內心生出兩種既矛盾而又契合的心境，一是孤絕感，一種個人身份的迷失，有著不知“今夜酒醒何處”的茫然；一是所謂“天人合一”這一哲學概念的真實體驗，亦即，人在大寂寞、孤獨無依的困境中，反而更能體會到人與大自然，個體生命與浩浩宇宙之間的和諧關系。但，這些畢竟只是我客居異鄉初期的情結，而把這種情結轉化爲一種形而上的，有助于詩歌創作的美學觀念，則始于新舊世紀交替的2000年，這一年我決心摒除一切世俗雜務，全心投入長詩《漂木》的創作。當然，如要寫一首數千行的長詩，一不在表現以某種意識形態爲主題的所謂政治抒情，二不在以敘事手法說一個通俗故事，而僅靠那種渺不可及，無法掌控的靈感神思若隱若現地穿梭于篇章之間，這絕對成不了事的。因此，建立一個特殊的，超越個人的象征系統與美學思想，作爲建構這首長詩潛在的精神內核，便成爲一種必要。這一象征系統便是《漂木》中的漂木，鲑魚，浮瓶中的書劄、廢墟等，而美學思想便是“天涯美學”。

“天涯美學”這一概念的生發，主要源于我在晚年客居異域，二度流放經驗所引起的深層次的漂泊流離的心結。表達這種心結的詩歌，最初我稱之爲“天涯詩歌”（當然也可稱爲“天涯文學”）。我認爲，沒有任何一個名詞比“天涯詩歌”更能表現海外詩人那種既淒涼的流放心境，而又哀麗的浪子情懷。廣義言之，每一位詩人本質上都是一個精神上的浪子；“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杜甫以漂泊天涯的沙鷗自況，我想他是最能體會這種心境和情感的。我國文學史上最早感受到肉體與精神雙重放逐壓力的大詩人首推屈原，然後是蘇東坡。屈原三度被楚懷王放逐于湘南一帶，結果他將滿腹的郁積與悲憤化爲像《離騷》這樣的千古奇文。蘇東坡在政壇上連翻幾個跟鬥，曆盡滄桑後反而變得氣度更爲恢宏，對生命與藝術的體驗更爲深刻，而終于成就他爲一代千古風流人物。

我所謂的“天涯”，其實不只是指“海外”，也不只是指“世界”，它不僅是空間的含義，也是時間的，更是精神和心靈上的。一個詩人身處海外，驟然割斷了與血緣母體和文化母體的臍帶，如果僅有擇地而居的寓公心態，缺乏一種大寂寞大失落的飄零感受，它只能寫出一般無關痛癢的泛泛之作，難怪某些從事海外華文文學的評論家與學者都有一種成見，認爲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雖有成就，但鮮有可以傳之久遠的偉大作品。這種評論是否屬實，目前尚難判斷，但海外華文作家不能不有這種追求的自我期許。然而，什麽是“偉大”的作品？據我淺見，偉大作品通常都具備兩項因素：一是悲劇精神，它是個人悲劇經驗與民族集體悲劇精神的結合。悲劇經驗，人所難免，包括肉身生命的傷殘與死亡，情感的挫敗與失落，生活的困厄與匮乏，骨肉親友的生離死別，但對一個長年過著飄泊生活的海外作家和詩人而言，更有一種難言的隱痛，一種極大的精神壓力，這就是在人生坐標上找不到個人的位置而産生的孤獨感，一種宇宙性的大寂寞。當然，某些個性豁達者，興許把這種孤獨感美化爲浪漫的遊子情緒，孤獨反而成了作家詩人的精神糧食。

悲劇精神有時也可輕松地說成一種愁苦，一種壓抑，一種悔恨，不過我所謂的悲劇精神，被我納入“天涯美學”而成爲其重要內容之一的悲劇精神，是超越這一切的，是一種形而上的，深刻地關照生命的哲思，也是一種近乎神性的宗教的悲憫情懷，它可以透過各種文學形式說出這個世界的荒謬和虛妄。不管我們是否感知到，“成，住，壞，空”都無時無刻不在我們周遭不斷上演，曆時的也是共時的，我們只有無奈地看著它發生。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刍狗”，上蒼又何嘗不也在默默地看著，以冷臉面對著衆生的呼救。“存在”與“死亡”是現代文學兩個最重大的主題，莊子指出：“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知北遊）。死亡說明了這一個體生命的終極有限性，這迫使莊子不得不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何在？文學的最高意義不就是對生命終極價值的探尋嗎？而一位嚴肅作家詩人所追求的也就在以這種對生命終極價值的探尋，來抗拒死亡的終極有限性。

偉大作品的另一項因素是宇宙境界。詩人都具有超越時空的想像力，故詩人往往能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土意識的羁絆，直遊太虛，也如莊子所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人在天涯之外，心在六合之內，可以說，詩人即是一個抱著夢幻飛行的宇宙遊客。

以上列舉的“悲劇精神”與“宇宙境界”不單是建構一個偉大作品的重要條件，其實也是“天涯美學”的主要內涵，當然，我在此並無意說，凡具有“天涯美學”內涵的作品即等同于偉大的作品。不過，偉大作品也好，以“天涯美學”爲內涵的作品也罷，二者不可或缺的另一項本質因素是民族文化。“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作家托瑪斯曼流亡美國，有一次記者問他對于流亡生活有何感想，他理直氣壯地答道：“我托瑪斯曼在哪裏，德國便在哪裏。”身爲一位客居異鄉，自稱“二度流放”的詩人，我對托瑪斯曼的豪語有著強烈的同感。臨老去國，遠走天涯，我雖割斷了兩岸地緣和政治的過去，卻割不斷養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煉我的精神和智慧，培養我的人文素質與尊嚴的中國曆史與文化。對我是如此，我深信對所有的海外華文詩人無不如此，不論他立身何處，生活形式起了多大的變化，他如冀望寫出質優而又能傳之久遠的作品，必然得靠一個龐大而深厚的文化傳統在背後支撐著。

初臨異域的華文詩人都不免要面對一個深沈的困惑，這就是在當地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的衝突與交融中，如何找到自我的定位和中西文化的平衡點。文化是文學的土壤，海外華文文學（詩歌）的特性就在這種複雜的，故園與新土，原民族性與當地本土性的交錯，衝突與融會中突現出來。所以說，語言符號只是華文文學的外在形態，文化才是它更沈潛更深刻的精神內核。人在海外，由于文化身份的焦慮，我經常處在既尴尬而又暧昧的時空中，惟一的好處是我能完全掌控個人的自由的心靈空間，而充實這心靈空間的，正是那在我血脈中流轉不息的中國文化。

其實對一個海外作家或詩人來說，初期的異國生活對他的創作絕對有益。新的人生經驗，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悶與挑戰，都有助于他的作品豐富多彩，表現出多層次的生命內涵。海外作家或詩人還有一項優勢，這就是在放棄了政治身份而持續保有文化身份的情況下，他可以毫無疑慮地采取一種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立場，如此才不致仄化自己的胸襟，僵化自己的思想。他再也不需要思想與精神領導，也不需跟著某個主旋律放歌，隨著某種意識形態的指揮棒起舞。他可以發展更獨立，更自由，更廣闊，更多元的創作路向和風格，而把個人情感，世界眼光，宇宙胸懷凝聚爲一股新的創作力量，使作品的實質內涵提到一個新的高度——既具有反映現實的時代性，也有富于特殊情趣的民族性，以及擁抱大我，高瞻遠矚的世界性。對一位海外作家來說，其實文學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並不衝突，而且可以互補，因爲是世界性是民族性的擴大與延伸。

2006年9月于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