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快跑！快跑！”我夾在拼命奔逃的人群中，跑得氣喘吁吁，跑得大汗淋漓，跑得昏天黑地。驚醒，心還在狂跳，腦子一片硝煙……

這個夢纏了我幾十年，攪擾著我，困惑著我。我爲什麽要跑？誰在追趕我？

剛剛記事，父母就帶我去一個叫“八景”的樓台，抱起還不夠圍欄高的我，用手指著：“這是貢江，那是章江，兩條江彙合成寬寬的贛江。”哦，原來贛州就是這麽來的。之後，“八景台”一詞，又加上了“郁孤台”、“通天岩”、“福壽溝，“辛棄疾”、“楊救貧”、“高行健”……

上學的年齡到了，父母送我去當時最好的小學。每天我都要與小夥伴们，用稚嫩的小腿，度一個多小時的步子。如果上到古城牆，看浮橋上人來人往，看街景小販吆喝，大約黃昏才能到家。

記得進了西津城門，街道兩旁的店鋪一個比一個有趣：煙鋪的夥計，把一片片曬的乾煙葉展平，疊加起來，壓進一個木框架，“噝、噝、噝”，刨刀刨過，細細的煙絲就出來了。放在簸箕抖抖散，再見幾個太陽，就是香氣四溢、可以換錢的煙絲了。

剖黃鳝的小夥子，動作最麻利，從水缸中抓起一只滑溜溜的黃鳝，在案板邊一摔，黃鳝就暈了。用錐子把黃鳝的頭固定在案板上，手握小刀，“噝拉”一聲，黃鳝的膛開了，再“噝拉”一声，黃鳝的脊骨就取出來了。斬了頭，放在旁邊的竹籃裏，等著大媽大嬸來買。

總見騎樓下，木板門的房舍前，三兩媳婦聚在一起，把錐子在做了髻的頭皮上劃劃，再錐向白白厚厚的鞋底，接著就抽拉著一根長長的麻线。媳婦們不時停下來，比比劃劃，看来，在比較誰的鞋底打得密實。

最喜歡看繡花工，一朵朵玫瑰，一雙雙蝴蝶，在她們的指尖成形，呼之欲出。我決定學刺繡，那年還不到十歲。

每年秋冬季，做豆腐乳，起醋壇，腌鹹菜，續香腸，釀米酒，是家庭必須的作業。

那年，飄到南方一個公司打工，同事告訴我，這家公司的老板是梅縣人，他們是家族企業，總是用我們聽不懂的方言竊竊私語、管理我們。一天，老板又用方言，交代他的親屬，而我，卻句句聽得真切，驚喜的是，這竟然是我熟悉的鄉音。

再做逃跑夢時，我多了一個疑問：我的祖先，是不是從那一群操著我聽得懂鄉音的地方，跑到贛州來的？

我追問父母，我們的祖籍在哪裏？母親說江西贛南，父親說福建閩南。我再問，我們的祖先在哪裏？父親說，在河南許昌；母親說，我們的祖先是商朝比干。

我終于解開了逃跑夢的迷——原來我是客家人，原來我是客家女！我的祖先，用一雙天足，隨南遷大軍，跑到了戰火燒不到的深山老林，跑到了人煙稀少的神秘贛南……

跑的秉性，似乎就這麽栽種到了我的血脈裏，化作一生的騷動。

我原本可以留城，留在城市戶口和工資有保障的磚瓦廠，但我想讀大學。那時，當知青也許是最好的途徑。

我跑進了更高的山，跑進了更密的林。紅土地不肥沃，樹木不參天，但要砍下來供日日的炊煙，要走上二十里的山間小道。手上的血泡漸漸化成老繭，草鞋磨破的血口子也漸漸失去知覺。野雞的羽翎做毽子最漂亮，而我最害怕的，是元宵節一過，赤腳下到刺骨的水田裏修田埂……

林場的老農中，最讓我佩服的是編竹簍的老范。人說他曾是某名牌大學的高才生，還一度當過蘇聯工程師的翻譯。“右派”的帽子，把他押回了老家，他的言語，都化作了手中精美的竹制家什。

一天，我悄悄請老範幫我做一副織毛衣的竹針，這個消息不胫而走。與一個壞分子接觸，是那時最大的忌諱。我心虛了，立即寫了一篇劃清界线的文章，檢討自己階級立場不堅定。而老範，喝了大量白酒，發了一次酒瘋。

那時，我常站在山坡上，寬寬的草帽沿擋住了太陽，卻擋不住我的視線，我使出最大的眼神，看向最遠的地方，心裏許著願：老天啊，讓我到省城的“八•一大橋”站一站吧，再讓我到北京城裏逛一逛！

老天一定聽了我的請求，不久，高考的消息傳來，我終于“鯉魚跳龍門”，跑出了贛南，跑過了南昌，跑到了長江邊的南京。

                                                3

母親告訴我，我是醫家第五代傳人。

太太外祖，是梓山鄉有名的眼科醫生。一個夜暗風高的晚上，一位急診患者的家屬，敲開了太太外祖的門，央求著救救他那難得的孫兒。回家的路上，舉火把的夥計疾步前行，好早點到家歇息。後面的太太外祖看不清路，失足跌到河裏。沒有留下一句遺言，還帶走了許多偏方。

太外祖更傳奇，偷偷離家出走，進了江西衛校，成爲第一屆學員。之後，在陳炯明手下，當了陸軍醫院院長。因爲一劑藥，治好了贛州市一位名醫太太的頑疾，被稱爲“醫生的醫生”。這位名醫大事宣揚太外祖的醫術，力邀他在贛州挂牌開業。從此，全家搬遷來到贛州，落戶立足。當然，他並不是完人，曾經與大煙槍爲伍。

外祖父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畢業于同濟大學，畢業不久加入抗戰部隊，為抗戰將士服務。本可留學德國，只因父母之訓“長子不遠行”，外祖父回到贛州。他用生命中最輝煌的年月，創辦了“贛南醫學專科學校”、“市婦幼保健院”、“贛州地區公費醫療門診部”“ 贛州市老慢支研究所”。文革期間，他被關牛棚，兩根肋骨被打斷。

父母是新中國第一屆北京大學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回到贛南，成爲贛南醫學專科學校和附属医院的早期師資與醫生，也是外祖父的得力助手。

父母的種種訓誡，指向一個概念：做醫生就要做好醫生，做大醫生。

靜靜的解剖室，我提著到喉頭的心，在散發刺鼻氣味的僵屍上，撥弄一根根記不清走向的神經。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待送別回家過年的同學，我用棉被實實地把自己裹在床上，捧起厚厚的教科書。長凍瘡的腳趾在被窩裏癢得鑽心。

終于穿上白大褂，終于走過住院醫生期，拿到主治醫生證的那天，我以爲我可以掌控生命了。然而，“圓圈越大，所接觸的無知面越廣”，成了我力不從心的寫照。夜值，帶教，科研……，心梗，癌症，酮症酸中毒……，一個個活生生的面孔消失在太平間，一次次病案討論，結論是試試這個檢查，用用那個方法。

十年後，我真正承認“三年大醫生，十年小醫生”。一個念頭常常冒出來——此生，我能否跑到一個不用面對臨終，不要面對眼淚的地方？

“你跑到哪裏去了？我們找你找了四十年。”微信的能量真大，看不見的線，串起了初中、高中同學。是啊，四十年，人生有多少個四十？我跑啊跑，跑過千山萬水，跑過太平洋，跑到了地球的另一邊。

我爲什麽要跑？一顆不安分的心？一個夢的魔咒？

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這個問題漸漸擴大，擴大到每一個大腦皮層的細胞，擴大到每一個思想的角落，攪得我日夜難甯。

那雙恐懼的眼睛，總在我面前晃動。他不是信誓旦旦地說不怕死嗎？爲了飽口褔，我說乾了舌頭、磨破了嘴皮他也不聽。糖尿病的病人，如何經得起這樣的任性？三年，僅僅三年啊，我接診，我診斷，我收治，我總以爲，我的技術精湛到可以讓他與正常人同壽。然而，僅僅三年，死神便降臨了。

透析床前，他從昏迷中醒來，我的手臂幾乎被抓破皮：“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求你救救我！”然而，爲時已晚。

追悼會上，我爲這位過于樂觀的病人流下了眼淚，有痛惜，更有無奈。

我仿佛看見，自己也躺在棺木中，或壽終正寢，或病魔奪壽，或天災，或人禍…… 誰來給我送行？誰來爲我定論？我有靈魂嗎？我的靈魂將去哪裏？那個去處是快樂的，還是痛苦的？

如果人生就這麽幾十年，如何投資自己的生命更有價值？

“最大的是愛”。一天，這個電光石火般的詞擊中了我，讓我眩目，叫我動心，頓時，豁然開朗。于是決心，遍尋這個“最大的”，在家裏，在崗位，在朋友中……；于是決心，發揚這個“最大的”，在餐館，在超市，在加油站……；于是決心，擁抱這個“最大的”，從此，一個個走過我生命的鮮活個體，便在我的睡夢中，在我的思念中，一一浮現……

我仍在奔跑，只是從被追趕的驚心動魄中，解脫。帶著欣喜，帶著平安，向著光明燦爛的方向，奔跑，奔跑……

（2015年《漢新文學》散文類第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