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12月8日我從智利聖地牙哥登上遊輪後，由於手機收不到訊息，過起與外界音訊隔絕的日子。17日下船做岸上遊，赫然讀到上百封累積的電郵，其中好幾則談及余光中14日病逝高雄，我震驚難以置信。余先生年登耄耋，辭世原非意外，但我心裡上總覺得他可以一直活下去，等著我第三次去打攪他老人家。

八十年代起，我經常在世界日報副刊上讀到轉載自聯合報的余光中作品，閱罷常有拍案叫絕之嘆。之後每次返台必買余先生的散文集，得以讀到他發表在其它報刊上的大作。梁實秋稱讚余能「右手寫詩，左手寫文」，余先生自道其實他也致力於評論和翻譯。

讀余先生的散文是享受，也是學習。他遣詞用字不落窠臼，意象靈動，詩意酣暢。文章飽含感性之美不難，難的是不流於空洞矯飾，更展現知性的剛毅勁道，舉凡中外文藝、甚至科學，無不信手捻來，深入而能淺出。余式散文的特色，也顯露於他的遊記和文學評論中。不少文學論文由生硬的術語堆砌而成，對普通讀者過於艱澀難懂，頂多流傳於學院派的小眾圈內，這是很可惜的，因為文學訴諸的對象應是普世人心。任教國內外大學的余先生，則以優美自然的文字為橋樑，引載普通讀者跨越經典鴻溝，得窺文學堂奧。例如他的<龔自珍與雪萊>，就時代、名聲、童心、俠骨、柔腸五個子題，引經據典為兩位中西詩人做出洋洋灑灑長達數萬字的比較與析論，飽滿多汁，咀嚼有趣，讀來了無掉書袋、堆砌術語的僵硬枯燥之氣。

由於激賞余先生的散文風格，而其評論又條陳縷析，指點後進如何賞析經典，如何下筆成文，多年來我學而時習之，遂成為余先生的私淑弟子。2000年，我準備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時，斗膽自海外寫信並附上數篇拙作，懇請在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的余先生為我寫序。余先生居然答應了我這無名小卒的冒昧之請，將我的全書清樣從頭看到尾，提出不少指正，並要求出版社在更正之後再度將全書清樣寄給他，確定無誤後才可出版。余先生深怕別人見到書中有錯誤之處，會怪罪寫序者眼力不夠。他的序文相當紮實，不見敷衍泛詞，由一絲不茍的字體寫就，反映了他個性中的嚴謹自律，是浪漫感性詩人少為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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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籌備2014年在廈門大學舉辦的海外華文女作協第十三屆雙年會時，再度打擾余先生，敬邀他蒞會擔任主講貴賓。那時，余先生已是年過八十五歲的孱弱老翁了，長年收到四面八方，尤其是大陸各省飛來的文學會議邀請函，實感拒不勝拒之煩；可看在少時的世交玩伴詩人黃用出面邀請份上，或許也難抗拒讀過一年的母校廈門大學召喚，考慮再三後首肯出席。

余先生從頭到尾沒有要求金錢酬報或特權待遇。大會前一月，原本準備陪伴同來的師母傷腳無法同行，女兒和女婿也因種種原因不克伴隨，真急壞了幾個主辦單位。但余先生不因層層困難而要求取消廈門行，其人重然諾，講義氣，又見一斑。

2014年秋，我在廈門大學終於見到了久仰的文學偶像余大師。他清癯纖瘦，宛若風能吹倒的紙片人，雖然走路不用柺杖，但旁人怕他跌倒，總有一雙手輕輕攙扶著。我不竟擔憂眼前這位說話聲音微弱的老人，是否能在次日女作協雙年會上侃侃而談。

沒想到第二天在廈門大學的禮堂內，面對來自全球的海外華文女作家們、大陸眾多著名學者、以及五千左右的廈大學生，余先生透過麥克風，發言清晰，神情淡定，言詞幽默，立刻攫獲了一堂聽眾全神貫注的注意力，不時爆發笑聲與掌聲。我最感動的是余先生有備而來，特別為海外華文女作協量身打造了一篇涵蓋古今中外女作家典範的講稿<從九州到世界>，並舉文學史上邊陲或海外作家成就不遜本土作家的實例，予以海外華文女作家們熱切的鼓舞。我坐在台下聆聽，由聽眾的反應感受到大家的激動，想起十四年前余大師為素昧平生的我撰寫序文。余先生名聞遐邇，卻毫無架子，鼓勵後進不遺餘力。受人之託，必全力以赴，是尊重別人，也是愛惜自己的平生令名。

次日，余先生和兩百多位女作家與學者，有一場關起門來舉辦的「與大師有約」座談會，比起前日的五千人大陣仗，氣氛溫馨，易於交心。余光中和另一位大會貴賓席慕蓉分別朗誦了他們膾炙人口的名詩。余光中朗誦《民歌》時，要求台下呼應朗誦，將會場氣氛進一步炒熱到沸騰。

接著，一位四十左右的女作家站起來問余大師﹕「八旬高齡的您現在還寫詩嗎？」余光中聞言皺起白眉，回道﹕「每次有人問我年紀這麼大了，是否還在寫詩？我就大怒！」雖曰大怒，余光中並沒有臉紅脖子粗地提高聲量，他仍以不急不徐的語調娓娓道來﹕「難道妳不讀報紙，沒有看到我經常在副刊上發表新作？難道妳也不逛書店，沒見到我不斷在出版新的散文集和詩集？」

余大師繼續說道﹕「寫詩，並非年輕人才寫得出，例如陸游活到八十五歲，仍然沒有停止寫詩。中外詩人活到老寫到老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再說，寫詩也不是年輕時有浪漫情懷才寫得出，任何時間、任何事情，都可以激發詩人的靈感，寫下不同主題的詩。」

他舉了一個切身經驗﹕有回去看牙醫，飽受工具在其嘴內上下竄弄之苦，有感而發寫了一首詩:

   不容你悠然尋夢的躺椅

   已經躺上去

   正待咬緊牙關

   效烈士之臨難

   卻要我大張獅口

   吼，是休想吼了

   也不知讓舌頭

   去何處避難

   只能把心一橫

   把眼睛閉關

   傳來清脆的音響

   該是金屬碰瓷盤

   或排，或挖

   或磨，或刮

   精緻的一整套刑具

   忽然迴旋梯底

   向耳根的深處

   是誰呀用一架電鑽

   高分貝的頻率哪

   在我的牙床開礦

   在偵查我的腐敗

   捉拿潛伏在暗處

   不堪曝光的隱私

   地下水冷冷漱過

   有一點消毒的藥味

   一遍又一遍的刑求

   只為了逼出口供

   該吐的都吐實了

   那白袍法官說

   好了，竟把我放了

 

全場為余先生精彩的即興回答亢奮不已。這時，坐在我前面的另一位籌備人林丹婭教授，對著會議廳另頭的助教們打手勢，以口型示意﹕「有沒有錄相下來？」那頭助教們以口型表示沒有準備錄相機。林丹婭那惱悔婉惜的神情，令我永世難忘。

身為籌備人，我忙於應對各方，沒能與大師多作交談，是我在那次會議的唯一遺憾。這些年我總想哪年回台灣，專誠前往中山大學向大師致謝和請益。不料，大師哲人已永去，只留下夙昔典範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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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關於余先生過世的電郵中，竟有四封對他大加貶抑，說余光中是討好當權者的政治人物。這些負面的批評不但悖違事實，發論者也不能從余先生的文學胸懷看視，徒然暴露了此輩欠缺文學涵養。

余光中最被人詬病的文章是1977年捲入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而寫的<狼來了>。可嘆沒有幾個人再去重讀余先生的<狼來了>一文，就人云己云污衊余先生。文中余先生說得十分清楚，他不是反對台灣的鄉土文學，而是當時提倡鄉土文學的某些作家公然提倡「工農兵文藝」，令他感到不安，那三個階級正是毛澤東用來打壓其它行業的工具。好的作家只談人性，不對不同行業做區分對立。余先生哪一點說錯了？

也有人指出余先生以前反共，近年又以鄉愁詩到大陸各地招搖。殊不知生於1928年的余先生，飽受抗日和國共內戰顛沛流離之苦，深知左翼作家聯盟當年誤導國人的嚴重後果。1974年至1985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期間，由於地緣關係，比當時台灣民眾更瞭解中共歷年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對民眾，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摧殘。但余先生反對的是毛澤東時代荒謬的鬥爭，而非神州大陸和中國文化。在他的詩作中，屢屢流露令人動容的去國懷鄉之思。因此，毛後的中國各級領導和許多民眾，才不去計較他當年的「反共」，而只看重他鄉愁詩中的大中華情懷。

2014年秋，我親眼見到廈門政府和廈門大學出動最高階層的領導人，隆重接待不是首度訪廈的余光中。但他毫無阿諛之情，當著五千人面前呼籲兩岸多做文化交流，少投射飛彈。比起一些在台勇於批評國府，到大陸後卻三緘其口的作家、大師，余光中才具真正的風骨。

在廈大的公開演講中，余光中表示兩岸開放往來後，他不但返鄉多次，也造訪過大陸眾多省份，早已沒有鄉愁，甚至已將台灣當做另一個家鄉。

然而，近年台灣卻有一群人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去中國化」，企圖割斷中國文化的傳承脈絡，年邁的余先生見到畢生住得最久的這個家鄉，從捍衛中國文化質變到仇視中國文化，想來必有「日暮鄉關何處是」的無限悵惘。他多次呼籲台灣政府不要削減國文課時數和文言文比例，自然又成另一派人恨之入骨的對象。

       余光中秉性耿介，從不顧忌表達他的政治觀點，因此樹敵甚多，但說他阿諛當權派，完全無的放矢，他的文學成就早已超脫攀附權貴的必要。我相信，歷史會記住余光中的文學華彩和明辨是非的睿智。

 

       大師，您好走。                                                              ～寄自華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