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相片：前排左起：梁肅戎、紀剛、崔垂言、李興唐

後排左起齊邦媛、潘人木、趙淑俠、趙淑敏、劉紹唐合影於1992年11月16日

 

   紀剛和我都來自台灣，但當年一南一北，到美國後一西一東，終其一生，我始終沒變成他「我的XX」級的好友，甚至要到將近1980年代，才與這位大哥有了連繫，卻不是私誼的性質，而是因為他那本《滾滾遼河》出版後的相關活動，雖然在那之前，我早已讀過那部「大」作。

   間或聽聞，有人說作為一部長篇小說，此書的經營技巧，不夠圓熟，剪裁也沒下功夫，聽了這樣的酸話我就有點生氣。我不否認紀剛兄並非出身於文學院，也沒受過嚴格的文學訓練，但在他不過是蘸著心血，把他的生命與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奮鬥的過程結合，用小說的體裁敘記下來罷了，所以我也聽他跟朋友說：我本不是在寫小說，我寫的是在同志的期望下，我們那一代在敵後現地抗日青年的血淚史。我暗想，況且誰規定小說只有一個固定寫法。

   雖然我們彼此都互相知道，但兩人的接觸卻是因為一串日本名字開始的——加藤豐隆、山口和子、藤田修二和迫矢熊雄，跟我的生活發生了關聯。這些人因紀剛的《滾滾療河》找上了我，進入了我的生活。雖然許多與我同樣有過抗戰記憶的這一代，先天的對日本人有抵制厭惡不信任的心理，我可以算個例外。因我二十多歲時曾擔任過教授外國學生中國語文的教師，而語言中心最初給我排的課就是一些日本的「外交官補」( 若干年後有四名學生當過日本駐外大使，其中一位2003年做過駐華大使 )和大商社培訓中的高級經理人候用者。是以我很知道怎樣在民窮國弱的狀況下與他們尊嚴相處。歷史是發生過的事不能改變，而現實環境是不斷改變的，自己也須不斷調整心態來面對這些用新面目出現的往日的敵國之民。

  《滾滾遼河》這部小說從1969年8月在中央日報副刊開始連載到1970年4月連載完畢，在那個年輕人的記憶與歷史感猶在年代，這樣的故事感動了成千上萬人的心，因而林海音大姐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在連載完次月的1970年5月，便已出書面市，八年後發行到18版，而到1988年竟出版了近五十版，不但暢銷也長銷。現在的人一定不敢相信，在台灣以「拋頭顱，灑熱血」對日抗戰為題材的小說，竟受到這樣的肯定歡迎得到共鳴。當然這樣的情況有些人或許也不願接受，不過當時應是觀察到讀者群擁護的大勢，這些聰明而懦弱的識時務者，就放在心裡不說出來；那些「俊傑」自然是不願干犯眾怒，如果換到今天會怎樣？其實不要等到進入新世紀以後的今天，還在二十世紀的後十年，大勢已漸改變，許多知識份子已閉上眼睛，堵上耳朵，不看不聽，蓄意拒絕真正的歷史。所以我要說紀剛大哥的《滾滾遼河》的問世確然是「生逢其時」，若晚十幾二十年看看……說不定會成箭靶子，慢說各處演講討論時不會有那多「紀粉」，說不定會遭到拉布條抗議。

   其實同宗大哥（紀剛本名趙岳山）這部書被傳到日本，也發生了一些浪花。從我個人與日本人接觸的經驗，日本人糟改歷史不是始自今日，早在日本初投降就開始掩蓋真相，我教他們「高級會話」時，有時無意間將論題發展到歷史上，年齡只比我小個幾歲的他們竟什麼都不知道，有的看來不像裝傻，像真的沒聽說過，顯然是有計畫地被改造過。因此紀剛的書在日本有兩個譯本，還改編成話劇由「創價大學」的學生演出，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兩個譯本的作者加藤豐隆與山口和子我都見過。因為加藤有偽滿警察背景又其貌不揚，座談會中我真的懶得理他，山口和子教授則不但一字不差地翻譯了45萬字的《滾滾遼河》，且編成話劇以華語演出，為此劇的上演，特別再到台灣。訪紀剛見朋友，尋求一些技術上的支援。紀剛給我打電話求助，因他的朋友裡只有我能準確唱出此劇主題歌的曲調，算是解決了大問題。這話劇以此書的高潮1945「五二三蒙難」為主題，五二三事件指的是在1945年的5月23日，日本在敗相畢現時困獸之鬥的行動之一，在偽滿洲國全面動員逮捕抗日青年，都抓起來關在監獄裡，據知如果日本若晚兩個月投降，那些菁英青年包括紀剛、梁肅戎等人都會被處死。山口和子決定話劇上演時，要還原那代青年所唱的蒙難紀念歌。對於紀剛交給我的任務，最初我當然拒絕，抗戰勝利時我猶在童齡，怎麼可能會唱他們大人的紀念歌，況且我從來沒去過東北，後來才知他們是用「國父紀念歌」的調子，配上他們自己創作的詞。這樣當然就沒問題了，因此我曾應邀到山口教授在台暫居的妹妹家為她錄音，共錄兩遍。

   山口和子生於遼寧鐵嶺，在哈爾濱與北平受過厚實的中國文學教育，故此能讀能寫中文，說標準「國語」，譯中文書，她比紀剛還大一歲，感覺上根本是上一代的女性了，看我的眼神完全是在看晚輩。加藤的譯本還晚她五年，她譯《滾滾遼河》純從情字出發，且忠於原著，所以獲得到較多的欣賞。她應是位真正的有情人，1946已是由末吉改從夫姓的山口太太，而山口先生那時已作古，她只攜兩幼兒隨家人返回從未到過的故鄉。她到了台灣，大事之一是去一趟高雄，買一束鮮花投入愛河表示感謝這片土地，因為山口先生出生於高雄。可是我總覺得她人很清冷，態度嚴肅，紀剛跟她開個小玩笑，她也沒笑，但從她做的事來看，她應是外冷內熱的人。話劇是在1982年10月29、30兩天上演，根據在日本的作家王良的文章所述，演出成功。

   對我，關於《滾滾遼河》的公案一直延續著，由於譯本的出現還有種種的活動，終於驚動日本新聞界的人士也注意到了，大阪《每日新聞》政治組的專欄記者藤田修二1982年5月，特別隨文教訪問團到台灣觀風採訪，此人應該是戰後出生的一代，無論氣度形貌都跟我們意念中的「小日本」都不一樣，與他兩度相見，我都被請去參加座談，第一場到場的都是前輩作家和文友，會場是在文藝協會，我的發言由紀剛大哥為我翻譯，第二次我記不清是在哪裡，很像是立法院的會議室，出席的人我認識的不多，彷彿有多位他們五二三蒙難的同志，藤田再度追著我問同樣問題的時候，我就從歷史面細數，由梁肅戎叔叔替我翻譯，在座的一些長輩似有意讓我多講，因為那時我已在大學裡兼課，教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經濟發展史，且已升到教授，有資格從專業面多說說，那些認識與不認識的先生們（那天除了我好像沒有別的女士），彷彿都滿含笑意聽我開講，有人還拍兩下手，後來逐句翻譯的梁叔大概累了，就給我煞了車，說保證把最後一段不好聽的話也告訴藤田。

   沒想到6月18日藤田的文章就在大阪每日新聞的「記者之目」專欄刊出，題曰【熱衷赴台觀光的日本人應注視彼邦人的內心底流】，報導寫得很長，對於台灣頗有所描寫，最後還對他們的國民發出警語，提醒他的同胞：「華燈下偕夜鶯出遊，放聲高唱戰前軍歌會予台灣地區中國人民以如何印象，當事人似都無此考慮」，提醒他們不要看錯才好。此外對我本人的表現也用很重的語氣形容了不短的一段。他言小說的讀者群都是學生與年輕人，日本的青年他們最關心的是學業、事業、前途、薪水、家庭，他們會讀硬性的專業書刊，或消閒讀物，不會對一部以中日戰爭歷史為題材的小說發生興趣，產生感動；尤其是加藤冷硬的譯本。一些前輩先生七嘴八舌地表示意見，後來藤田對我直接發問，我就站起來簡單的說，從甲午戰爭以來種下的因，日本的侵略超過中國人所能的忍耐，我從幼兒時起在日機疲勞轟炸下長大，我們更有太多的國恥，我讀小學時每到「國恥日」，老師帶著唱抗戰歌曲都會師生哭作一團。結果被他形容成「我曾請教過中國著作協會常務理事趙淑敏女士，伊人猛然傲立率直答稱:『對日本的民族感情，培自清日戰爭，我每聽到反日抗戰歌聲，即不禁淚下！』」不知是譯者加重了語氣還是藤田原句，好像我很情緒化有失風度，其實我並未失態，但是的確沒有像日本女子那樣，慢慢站起來行六七八個禮才開始講話；若說不客氣，第二場那次我才語氣較重，然始終保持雍容。

   此文教訪問團的事應付過去了。忙完了學期結束的各事，以為可以懶散休息一陣，7月8日，突然接到一封信是從日本來的快信，信封上僅寫的「台灣  台北市  台灣著作協會常務理事趙淑敏女士 」，像我這樣的「菜市場」名字，台北市絕對不止一百個，而地址除了台灣台北全都是錯的，當時我的確是另兩大社團的常務理事，在文藝協會我這後進僅是不管事的理事。這樣一封地址錯得亂七八糟的信，竟然就送到了我家。來信的此君原來是一位曾在中國戰場打過仗的軍官，將厚厚的信寄交紀剛大哥找人翻譯了給我，才明白他說些什麼，信裡詳述他參加過著名的衡陽之戰的經過。戰後返日經營有成的他，已是一位出版家。這位迫矢熊雄老先生對中國頗有感情，發願要出書把昔年對手的可敬可佩和歷史真相告訴日本國人，他看到了藤田的報導，認為我可以幫助他，請我為他徵集各界對戰爭的報導與回憶的稿件，他要請人翻成日文出版。我的確幫了他，寫信、電話與報上發表文章向各界呼籲支持，他三次帶了翻譯來見我，後來也出了兩本書，書印得不壞。但我想像那樣的書，除了在小小眾中傳閱，一定無法推廣。迫矢老爹和我都是盡心而已矣。回想起來這段公案，是因紀剛的《滾滾遼河》而起，在記憶中我把這件事也算是紀剛書活動的餘緒。我啊！為《滾滾遼河》這部「生命寫史血寫詩」的書延展面更廣，很跑了一陣龍套。

   但是與紀剛雖非密友，我們也不是只走走官樣過場的朋友，也深談過，直接說過真話。那應該已是90年代的初季，世界華文作協在台北召開大會，好幾位從日本來的代表加上紀剛邀了我餐聚談心，他講了很多在1945走出監獄後的事，其中快樂順利的不多，尤其他經歷過國共四平之戰的驚險，為了在烽火中亡命避禍，忍飢挨餓不算什麼，他曾睡在棺材板上躲過了殺戮。那一段我只聽過一次，再也沒聽他說過寫過。不過那一天我也曾以女性的立場提出了責備的看法。

   這部書轟動一時，當然會有演講、座談、訪問之類的節目找上他。有時頗讓他難於作答，或場面尷尬。我對他的「規勸」其實已是他自動提出「三不」原則之後的事。他那「三不」乃是：

一、談書不談人。也就是談作品遼河，不談作者我。

二、談書中的工作故事，不談感情故事。

三、必要談及感情故事時，也是從文學層面談，不從歷史面談。

   在這本書裡主要的部份是工作故事，但也涉及了情感面，而讀者們尤其是女性讀者，特別會關注到他那兩位女朋友和那些往事，偏愛對這方面追索作者真實的感覺，紀剛雖儘量區隔時空，但在參予討論、紀錄的人或有自己的解讀和詮釋，紀剛是潔身自愛不逾矩的基督徒，出遊總是夫婦同行，有些座談會也是同時出席；即或夫人不在場，紀錄登載出來，嫂子也看得見，縱然紀剛一再說今天的我不是在敵後時的我，自我控制，但大家講得性起，青春之感迴盪……不知大哥是否有時忘了身在何處。那些狀況與文字記載，仍常使趙太太的位置尷尬，對於這樣的情形我提醒她要注意妻子的感受。

「她說她不在乎！」

「真不在乎嗎？說個笑話，有人說女人說不要，未必是真不要。有時她明明心裡不舒服，還需要裝出不在乎，那才更壓抑委屈。」

「這樣呀！我要檢討。」他的面容嚴肅下來，難道基督徒的他想到曾忠實說過了什麼，像我形容的那樣？！我沒敢問。我知道他沒生我的氣。因為後來他還曾打過幾次電話給我談事。

   就像很多人的警告，在台灣我可屬somebody，到了此地則是nobody，最初就像游魂、影子整天鬼混，還要儘量縮小自己，不干擾到somebody犯人忌諱，除了繼續寫我的文章，到圖書館去尋求一點樂趣，不敢多走一步。我變做了一隻失群的雁，只等著到了時候回台灣去取暖。2002年底作協找到我主持錢鍾書與《圍城》討論會，次年6月又主持鄭愁予與王丹兩代詩人對談現代詩，這兩場大型討論會，報上都有消息，不久大哥有電話來直接問我能否安排他來紐約走走透透氣。我想了想，只能告訴他真話，我說我到了紐約，始終枯立邊緣地帶過自己的小日子，沒有人脈和資源，有知我能力的人招喚我服務參與，我除了好好準備臨場盡情發揮，還沒有說分外的話的位置，所以高看我的大哥提到的想法，的確超出我的能力。直來直去把話說明白了。我雖說的是實情實況，心裡卻十分抱歉，這樣的心情到今天一直如此。2013年7月7日我邀沈寧來紐約與我對談我們的抗戰小說，除沈寧的《嗩吶煙塵》，我的《松花江的浪》我把王藍的《藍與黑》紀剛的《滾滾遼河》也列入主題之內，我只是希望他們的老讀者不要忘了他們曾經有過的精采，我做不了更多呀！那時聽說他好像已回台灣去由女兒照顧了，所以也沒驚動他。想想還是抱歉，抱歉！紀剛大哥，對不起呀！

                                       ～寄自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