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報導

回顧過去的數百年，中華文化與歐洲文化曾經有過三次歷史性的接觸；三次都是歐洲人主動前來叩門。訪者返國後，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 向歐洲人介紹中國，使得歐洲人對中國產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時代觀念: 仰慕、崇拜與輕視。

＊仰慕

 第一個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歐洲人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他是13世紀的人，時逢蒙古帝國時代，版圖伸延到中東，蒙古人在絲路上設立驛站，派兵防守，絲路上的交通變得比以前安全；於是，歐洲商人開始東來經商。

馬可波羅出身於義大利威尼斯商人世家，於1271年隨同父親和伯父經由陸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燕京 (燕京是北京的前身，馬可波羅稱該城為Cambaluc)。年紀輕輕的馬可波羅長得聰明伶俐，學會了好幾種中東語言，對事物的觀察力強，甚得元太祖的歡心，於是被派去管理鹽業，又到今日的雲南、福建等地去做考察。他替元太祖 服務了17年之後返回歐洲。

那時，義大利的城邦國發生內戰。馬可波羅回到在義大利，就在北部的熱那亞(Genoa)港被捉去坐牢。他在監獄裡遇到一個名叫Rustichello的監犯，剛好是當年寫長篇小說的作家。於是馬可波羅把他在東方二十多年的經驗講給這個同監犯聽，後者把之抄錄成書。全書於1298年完成，原名是: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世界描述)；«馬可波羅遊記» 是後人改的名字。此書一出版就成為歐洲的暢銷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後來，歌倫布出海找尋新大陸也隨身帶著一本。

馬可波羅在遊記裡把中國稱作 Cathay，描寫得引人入勝，使得當年的歐洲人都知道，在那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名叫Cathay的國度，那裡有很多繁榮的城市，人口密集，市場充滿珠寶玉石。那裡的人穿著絲綢做的衣服，講究禮貌，尊敬父母，拜祖先，向死人燒紙錢，還使用一種黑色的石頭來燒火(即炭)。如此這般的神奇描寫，讓歐洲人聽得著了迷，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西方歷史學家認為，8世紀到13世紀 (即唐朝、宋朝、元朝 )期間，中國在文化，經濟，生活水準，技術等各方面都遠勝歐洲。怪不得，中世紀的歐洲人對馬可波羅筆下的Cathay仰慕不已。

但，歐洲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直接接觸要等到海上航線的出現才能實現。

＊崇拜

從歐洲到東方的海上航線在16世紀出現了，是葡萄牙航海家達迦馬(Vasco de Gama 1469–1524)發現的。歐洲商人開始從海路向東方發展，先到達南洋群島，於1514年來到中國的南方海岸。最初是葡萄牙人占多數，然後西班牙人 、荷蘭人、英國人等都紛紛加入東來的行列。

在商人的後面，傳教士接踵而至。17到18世紀中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中有一批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 (The Jesuits)。他們被西方歷史學家稱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

他們一方面把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國。 17世紀是歐洲的發現時代(The Age of Discovery)。數學、天文學、解剖學、牛頓的 «原則論»(Principia)、望遠鏡、顯微鏡等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故此，耶穌會教士是一手拿著宗教，一手拿著科學而來的。在一百年之內，他們用中文出版了380餘冊有關天文、數學、地理、醫藥、倫理等各方面的科學性書籍。可是，這些科學著作對當年的中國有多大的影響，尚待後代學者的研究。

另一方面，他們把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導致漢學在歐洲興起，又使得當年的歐洲學者對中國文化產生崇拜感。這批中西文化交流拓荒者到了中國，首先以身作則，接納中國文化。他們學會說流利的官話(今日的國語)，還能寫能看中文，有的甚至對四書五經也有研究，可隨口引述。他們改穿中國學者長袍，或者是朝廷官服。更重要的是，他們向中國皇帝叩頭。

這批博學多才的傳教士不斷地寫報告回歐洲，報導自己對中國 的第一手印象，以專題論文方式印刷出來，傳給歐洲學術界和重要私人團體閱讀。其中以義大利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為最有代表性者。

利瑪竇去世前把他在中國28年所寫的日記編成一本書，取名為: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Expedition to China (意為基督徒遠征中國史)。書名雖然帶有濃厚的宗教意味，但書的真正價值在其內容。利瑪竇在書中有系統地描述他對中國的地理、產物、工藝品、風俗、倫理、教育系統、政府制度、宗教思想等各方面的看法。書的原文是意大利文，再翻譯成拉丁文，於1615年出版；其時利瑪竇已去世五年。該書跟四百年前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樣，一出版就成為熱銷書，法文版、德文版、英文版、西班牙版等相繼出現。

因此，歐洲學者視利瑪竇為繼馬可波羅後，第二個報導中國的人；同時，他的著作證實了，馬可波羅的Cathay就是中國。

耶穌教士對儒學的介紹也很得人心。他們解釋說: 儒家學說是一種智慧和倫理的制度，一種道德教條，與基督教根本沒有衝突;  中國人把孔子當做一位偉大的老師來崇拜，而且崇拜的儀式並不是宗教儀式。

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傳入歐洲，使得當年的歐洲學者對中國產生興趣，開始研究中國的歷史、政府制度、考試制度、孔子學說等。於是，漢學興盛一時，而且還掀起了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崇拜熱。就以18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為例。

伏爾泰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在其名著«道德隨筆»(Essay on Morals)一書中如此稱讚中國: 「中國人的容忍是最大的美德;  整個中國是一個大家庭; 乾隆皇帝是一位哲學皇帝; 中國的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監護者，從事修路、築橋、疏通運河等替人民造福的公共工程……。」

      歐洲人對中國的崇拜熱在18世紀末期達到頂峰後，很快便消退。

＊輕視

從18 世紀末期開始，歐洲人對中國的崇拜逐漸轉變為輕視。轉變的開端發生於1793年。 是年，英國皇帝派使者Macartney (馬凱爾尼)到北京，目的是要求在中國北方增開商埠通商。英國大使本是抱著滿懷尊敬而來的; 他領著90 多人的使團，帶了600大箱的華貴禮物，由200匹馬和3000名苦力托拉進城。可是，中西雙方的文化思想有天壤之別，事情演變成一場文化衝突。

乾隆皇帝把英國使團帶來的禮物列為朝貢品，要求使者馬凱爾尼叩頭。馬凱爾尼拒絕，只願向乾隆皇帝行跪一只腿的西方朝廷禮，因他是英國皇帝的大臣，本著平等態度前來擴展商業的。乾隆皇帝對經商根本無興趣，揮手叫英國使團回家去，說:「中國地大物博，對蠻夷的一切無所需求，給了你們廣州做商埠已經是皇恩大賜。」

馬凱爾尼帶著他對中國的新看法回國去，向英國皇帝稟告: 「中國帝國是一艘又老又瘋的一等戰船。她可能不會立刻沉沒，破舊的船身可能漂流一段時間，終於會被沖到岸上，粉身碎骨，永遠不能從舊殼重建。」這個對中國看不起的觀念形成了歐洲人日後對中國的輕視態度。

過後的一百年，清朝與西方斷絕往來，中國文明處於靜止狀態，變也只是在傳統範圍之內變。但，歐洲文明卻往前跑了一大段路: 工業革命在這段期間發生；科學、航海技術、武器和戰船的製造突飛猛進。同時，一本對歐洲文明有極大影響的書在此時問世，那就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的 «富國論» (Wealth of Nations)。這是一本政治經濟的書，幫助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誕生。這樣，軍事主義和資本主義聯盟起來就是當年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 一場中西文明衝突已在醞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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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今日，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當年所發生的一切，那是一場不可避免的中西文明衝突。中華文明是一座堅固的大山，西方文明則是一個波濤翻滾的大海。兩者相遇，當然會發生驚濤拍岸的情景。中華文明因此再度進入激烈變化的階段，這個階段延續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隨著歷史時代而變。但中華文明跨越數千年而長存不亡，主要原

因是它具有極強的文化同化力，能吸收外來的元素，把之同化為己有。因此，中華文化大地的土壤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繼續不斷地長出燦爛的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