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我有北京情結嗎？有，不僅有，而且很深。那是父母遺傳給我的，長在骨子裏的情結。從剛剛能讀懂書裏“進京趕考”、“進京做官”的意思，我就一股腦地認為，那個“京”就是北京。於是，這輩子一定要去北京看看，成為我自小的夢想。

       我的記事也許從學步開始，只是初始的記憶都是碎片，黑屋子 、媽媽不在家、火苗、爸爸打屁股、腿疼、大哭讓我好受些……

      真正的記憶是被“哐當、哐當”的火車聲喚醒的，漆黑中，只聽見“哐當、哐當、哐當、哐當”。天亮到站後，換上汽車，又顛顛顛地坐了好久好久。

      我們的新家很敞亮，但我總是記起那些碎片，總是問父母，小時候，我們家是不是屋子很小很黑，父母的回答總是很一致：“那是在北京。”“在北京？”我很好奇，原來我們在北京住過？原來我與京城有關系? 那麽，為什麽我們會來到偏遠的贛南？父母總不正面回答，只說：“外公外婆在贛南啊，妳弟弟在贛南啊，我們想他們啊。”

      我愛翻看家裏的影集，父母長得好看，因此愛照相。我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合影照和單人照都多。一天，我發現自己一張大約兩歲的照片，照相館是北京金山。穿小裙子的我腿呈X型，膝蓋碰在一起，腳卻沒並攏。這個發現令我驚奇 ，我問母親，為什麽我小時候腿是那樣，而現在我的腿是直的。母親說，小時候妳得過佝僂病，托兒所的阿姨都喜歡叫妳 “半截美人” 。

       佝僂病是什麽病啊？我怎麽會得那種病？我的腿彎了怎麽又直了？我的疑問更多了，可父母就是不認真向我解釋。文革了，媽媽常不在家。大院裏的小朋友總愛對著我和弟弟喊“林家鋪子，林家鋪子！”他們不僅這麽對著我們喊，還常常欺負我們，領頭的不許其他小朋友與我們玩。一天在上學的路上，她說，昨晚妳姥爺和妳媽媽又挨批鬥了，妳姥爺捧著的妳姥姥的骨灰罈子打碎了。可我所知道的，是昨天晚飯時，母親給了保姆戴阿姨錢，讓她帶我們去電影院看了場電影啊。小朋友說的是真話嗎？看見母親幾天不聲不響沈著臉，我把到口邊的疑問咽回肚裏。

       直到戴阿姨在車站與我們揮手告別，我才知道，我們要離開城市，去叫做“五•七幹校”的農村。

       十歲到農村，十五歲回城，帶回來一顆單純的心。農村的美好，讓我似乎忘記了有關北京的疑問。待十七歲高中畢業，我幾乎迫不及待地去當知青，青山綠水、四季分明又好玩的農村，把我對京城的向往推到了潛意識裏。

       高考前，公布了在江西招生的院校，我首先找有沒有北京的醫學院校。結果令我失望，那年，只有北京中醫學院的中草藥專業在江西招生。我想，贛南真是太偏遠了，日本鬼子被峰山擋住了，難道好些的醫學院校也把贛南遺漏了嗎？無奈，選擇了唯一在江西招收臨床醫學專業的南京鐵道醫學院。

        到校後收到的第一封信，是父母寄來的掛號信。父親在信上寫道：高考申請表上有一欄“家庭親屬政治歷史背景情況”，我讓妳填寫了清白，是因為不能確定妳能否考上大學。現在妳入校了，新生會被要求填寫一份登記表，放入檔案，跟著妳一輩子。我與妳母親商量後，覺得有些情況還是如實填寫清楚比較好。

       接著是父親要我填寫的內容：“母親58年被劃為右派，工資降一級，在原單位監督勞動三年。61年摘帽。”我楞住了，原來母親有這麽一段歷史？原來我是摘帽右派的女兒？難怪一次在飯桌上，我說到我們知青林場有個摘帽右派時，母親狠狠踢了我一腳。

      1979年，廣播裏傳來全國右派平反的消息，暑假我迫不及待地趕回家，我要父親把母親的故事原原本本說給我聽。

       父母房間，總有個抽屜是鎖著的，而我，總能找到父母藏起的鑰匙，看到他們不想讓孩子們看的東西，比如國外姑姑們寄來的信和照片，比如家庭收支記錄本，還有《紅樓夢》。而這次，我希望看到的是父親為母親寫的申訴書，我如願了。母親是最後一批為滿足上面下達的指標而劃為右派的，理由是她對當時科室的醫療現狀有意見，要求改進。鑒於家庭成份是工商業兼地主，單位上最後一頂右派帽子便落到了母親頭上……

      幾天後，父親看我該補的覺補足了，背著手來到我房間，說，兒啊，給妳看樣東西，妳不要太吃驚。父親緩緩從背後拿出了那疊申訴材料。我笑著說：“爸，不瞞您，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偷看了，我都知道了。”父親並不責怪我，只說了句：“鬼靈精。”

       我央求父親給我說說在北京的故事，從父母相識開始，以及為什麽我們會來到贛南。父親沈沈地嘆了口氣，緩緩道來：

     “那時新中國剛成立，與所有熱血青年一樣，我們都嚮往著北京。那時我已經在福建協和醫學院讀大二了，為了去北京，我重新參加高考，考進了北京大學醫學院。在那裏遇到妳母親，她是高中應屆畢業生，單純、熱情、聰慧、活潑。大學畢業時，我的成績好，被保薦直接讀博士研究生，妳母親則被分配到門頭溝京西礦務局醫院。我們於畢業後的第一個元旦結婚，那時的婚禮就是兩個人的行李放到一起，兩個木板床拼到一起，請同事同學來，開個茶話會。

  “我在北醫讀研，妳母親在醫院上班。門頭溝是郊區，我只能每個周末回去。58年春季的一天，我周末回到家，進門就見妳母親坐在床沿哭泣，見到我，她便大哭著說不想活了。我知道一直擔驚受怕的事終於發生了，妳媽這直腸快語的性格，我怎麽提醒她都改不了。她哭得好傷心，就像天塌下來一般，口裏喊著，我不要活了！我這個醫生有什麽臉面在同事和工人們的眼皮底下勞動？

  “那真是個難熬的夜晚，直到快天亮妳母親才安靜下來。我勸她，這次擴大指標劃右派以階級背景為主，家庭成分不好又不是妳的錯。退一步說，妳就是千想不通，萬想不通，但想想肚子裏的孩子是無辜的，也得咬牙堅持住啊！”

      原來，是在母腹中連著她血脈的我，支撐著母親忍辱負重，熬住了最黑暗的日子。

    “妳媽早出晚歸，下到礦區勞動，沒法照顧妳，把妳送了全托。每天，其他孩子被父母接走後，妳就扶著小床欄桿站著，邊哭邊喊媽媽。等發現妳的腿已經嚴重彎曲呈X型，才意識到妳因缺鈣和曬太陽少而患上了佝僂病。我們趕緊給妳醫治，除此之外，媽媽還每天用熱鹽水給妳泡腿搓腿，泡完後就把妳的兩條腿用夾板夾住，再用繃帶裹起來，妳疼得大哭，媽媽也陪著掉眼淚。就這樣一直裹了快兩年，妳的腿總算直起來了。”

      父親的聲音停頓了，我的身體僵住了。自幼愛哭的我，原來是在淚水中泡大的啊！

     “那我們怎麽會來到贛州呢？”骨子裏想當北京人的我，忍不住要為這個多年的問題找答案。

    “母親停職勞動的三年裏，生了妳弟弟，她沒辦法照顧兩個孩子，就把弟弟送到贛州，由姥爺姥姥請保姆照顧，而我仍然只能周末回家。母親摘帽後，回到原單位上班，同事和領導的關係變得很不自然。三年改造下來，母親不再像剛分配到醫院時那樣，對不合理的設施和管理方式大膽提建議。不僅如此，還要委屈自己在不合理的程式中工作。再也看不到她在大學時的燦爛笑容，再也聽不到她聰明智慧的建議和點子。我可以體會到她心裏有多壓抑。那時妳姥爺正在籌備創建‘贛南醫科專科學院’，姥爺說妳們回來吧，我們正好需要師資，就這樣，我們就申請調動來到了贛州。”

       哦，原來我就是這樣成為贛州人的 ，就是這樣離開了北京，遠遠的離開了。

       我的腿直了，從幼兒園大班起被選進舞蹈隊，跳到高中有些厭煩了，走後門轉到體育班，又被選拔到市體校排球隊。大學一入校，便被選人校球隊。大三隨隊上北京參加“全國鐵路高等院校排球賽”，預賽決賽前後共三周，我們在訓練比賽的空檔，幾乎玩遍北京所有著名景點。每到一個景點，我就想像著父母年輕戀愛時的情景，猜想他們是否也帶我來過頤和園划船，或是來公園遊玩。我的北京的夢圓上了，然而，記憶深處，仍是那間不大的黑屋子，以及我玩火柴差點把床單燒了、被父親第一次體罰的大哭。

      多年後，我們帶著6歲的女兒，淩晨去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當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我心裏默念：啊，北京，我愛妳，我來了，此生再無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