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報導

拜科技之賜，有了手機，又在手機上有了微信、line等社交平台，又拜一些熱心朋友之賜，在微信、line上組「群」，使得天涯海角，互不相識，從未見過面的人也可以暢所欲談，就像「老」朋友一般，我個人也被拉入了好多個不同性質的群。

在一個文學的群裡，有一位名叫周密的女性群友。我在洛杉磯，她在米蘇里州的聖路易，兩地相隔千餘哩，從未見過面，但我在世界日報的美中新聞版上經常看到她寫的美國中西部的新聞報導，因此知道她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記者。

由於是文學同好，因此在群裡大家的交談都非常熱絡，有一次我和周密交談，無意中說到了「本家」兩個字，她郤問我認不認識周大利，我反問她說的是不是一位擔任過軍官外語學校校長的陸軍將軍，她答那就是家父。世界真小啊！我曾三度進軍官外語學校，周大利將軍曾經是我的校長，現在卻在異鄉與他的女兒成了未曾見面的好友。又當我問起周將軍的近況時，他告訴我父親已於二十五年前榮歸天國。我聽後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也回憶起了許多有關老校長的往事。

周將軍當我的校長，是民國五十七年我第二度進軍官外語學校之時，我進的是日文系。軍官外語學校已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韓文、泰文等諸多種系別，日文系是最新的系，我是第一期。我們入學時周大利尚不是校長而是教育長，階級是上校。外語學校各系的受訓時間都是兩年，我們入校一年以後，外語學校改隸於復興崗的政戰學院之下，名稱改為國防語文訓練中心，校長改稱為主任，周大利升為主任，並晉升為少將，但我們習慣上仍稱他為校長，我們自己也仍稱我們是軍官外語學校的學員。

兩年是一個不算短的日子，在那兩年中，不論是教育長、校長(主任) ，周大利都是和我們朝夕相處，所以學員們都與他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予我們的第一印象是和藹、親切、平易近人。由於學員們也都具有軍官身分，他都把我們當成同事或家庭的一分子看待，我們則把他當成是一個大家長。

另外他予人最特殊的印象，是他的一股儒將氣質，我想這與他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的性質有關。周大利高中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土木工程糸，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他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十六期炮科。畢業後只當了排長、連附、區隊長，便於民國三十年考入軍訓部外語訓練班(軍官外語學校的前身) ，接著又於民國三十二年考入軍令部駐外武官訓練班，次年畢業，開始了他今後完全從事於外交與外語兩項事業的生涯。

周大利第一個外交的職務是民國三十三年奉派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陸軍武官處的副武官，他和溫哈熊是當時大使館裡兩位最年輕的軍官，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兩人的階級都是上尉。在武官處任職期間，他並獲准在華盛頓大學進修。抗戰勝利後，他於民國三十六年奉調回國。旋即被派往德國任駐德代表團團員，並晋升少校。次年回國調至青島任國防部美西太平洋艦隊連絡官。民國三十八年，被派往日本擔任駐日代表團團員。

這時，他面臨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項抉擇。國軍在大陸節節敗退，十月一日中共建國。這時駐外人員有三種不同的形態，一種是滯外不歸，形同自行離職，甚至可稱為逃亡；一種是因家人都在大陸而選擇了回大陸；第三種則是到台灣。周大利的家人都在大陸，如果他選擇回大陸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他毅然決定前往台灣，這也是他今生第一次踏上這塊陌生的寶島土地。

到台灣後他任國防部戰計會少校參謀官，這時他有了他今生最大的一項榮譽，他於民國四十年蒙總統蔣公召見，以表揚他的忠貞。蔣公並因恐他缺乏部隊經驗而阻礙其前途，特將其調往屏東的一個炮兵部隊擔任連長。

只不過，由於他長時間都是擔任外交與外語的工作，而且興趣也是這兩方面，上級也有意要借重他這兩方面的長才，並加以栽培，不久之後，他便被調往國防部連絡室擔任外事連絡官，並晉升中校。外事連絡官最大的不同，是每月有八百元的連絡官加給。在當時，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當時中校軍官的月薪尚不到五百元，之所以加給還高過本薪，甚至將近一倍，是因外事連絡官加給是由美軍顧問團發給的緣故。直至美國對台軍援終止，這項加給才改由國府發給，而此後也從未調整過。二十年後我也曾擔任過外事連絡官，那時中校月薪已是六千多元，但外事連絡官加給仍是八百元，含金量已今非昔比了。

除了升官、加薪之外，周大利又有了一件更大的喜事，他和已認識三年，剛自台大畢業的唐潤鈿女士結婚。而且此後的十年裡，他無論在家庭上、事業上，均一帆風順。家庭上，兒子、女兒相繼出生，妻子也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職；事業上，他由連絡官升任副組長，繼而組長，並升任上校。民國五十三年，調任軍官外語學校教育長。我是民國五十七年進外語學校日文系的，也就是在那時認識他的。

如前所述，軍官外語學校於次年改隸於政戰學院，並改名國防語文訓練中心。周大利於晉升校長(主任) 後，對我們的學科、生活方面都更為關切。由於他曾外派到日本過，所以無形中對我們日文系似乎存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當然他對日本的人文、風俗、歷史、地理也都有深刻的認知與獨特的見解，尤其對於日本人的人性特質更是有細微的透視。由於那時台灣和日本尚有正式的邦交，他灌輸我們畢業後若從事與日本有關的工作時，須特別注意的地方與一些細節，使我們獲益良多。

外語學校的讀書風氣很盛，大部分人都非常用功，有許多人在清晨天沒亮前就起床在操場路燈下大聲朗讀。周大利也經常來為學員們加油打氣，他除了鼓勵我們用功讀書外，也告誡我們要注意身體，要有足夠的睡眠。尤其是台北的冬天清晨氣溫非常低，要我們特別注意保暖。

外語學校由各系輪流主辦伙食，有一個月輪到了我們日文糸辦，我們成立了一個四人的伙食委員小組，我並被推選為主委。周大利每天也都和我們共餐，那一個月下來，無論是全校學員，或是教職員官兵，都認為我們的伙食辦得好，周大利特別予我以贊揚，我並還獲嘉獎一次。

民國六十三年我三度進外語學校，那是為了要提高國軍軍官的外語程度，在三軍大學受訓的學員都要到外語學校去接受一個月的英語訓練。那時的校長已不是周大利了，我知他是先調任國防管理學校校長，又於民國六十三調任國防部連絡局局長。很巧的是，我也於民國六十四年調往國防部禮賓處任禮賓官，又與老校長相逢。連絡局的業務對象是美軍顧問團；禮賓處的對象是各國駐中華民國使領館，因都屬涉外工作，所以業務上常有連繫。周大利於民國六十六年在連絡局局長任內退役，我也於同年退役轉往民航界服務。

周大利另一項令人驚奇之處，是他終生的工作都離不開外語，但他的中文與國學造詣也是非常深厚，尤其是對易經的潛心研究更被陳立夫評為深究義理，窮溯象數，堪稱文武全才。他退役後並著有一本［周易要義］，禪釋八卦之由來，六十四卦之形成，更是刻畫入微，淋漓盡致，也由陳立夫為他作序。

我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來美就再也沒有聽到過周大利的任何消息，直至這次從他的女兒周密處才得知他已辭世多年的訊息。他安葬於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後來他身前的好友溫哈熊也安葬於該處，塚寢並與他為鄰，真可謂生死之交。

周密的母親唐潤鈿女士亦是一位作家，曾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著作，直至現在仍有文章發表。她以前曾來美在聖路易與周密同住過一段時間，現已於數年前回台灣與兒子周全同住。周夫人已年逾九十，我雖也已年逾八十，但在傳統上應尊稱她為師母。

師母的兒子周全和女兒周密都已事業有成，她含飴弄孫，堪稱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校長在天之靈，也可告慰了。